在之前阅读和分析日本战后经济史的过程中, 我时常会想到中国似乎也有一些类似或者完全不同的制度和政策, 因此常常通过增加扩展章节的方式与日本进行对比. 在社会科学领域, 这是一种称为”比较研究法”经典研究方法. 既然前面已经比较全面地了解了日本的战后经济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应该很自然地开始针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 从另一面再次确认这个问题: 日本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吗?
解读中国经济
本书的作者是林毅夫, 在此之前我并未阅读过他的任何书籍, 但我在很多其他经济类的书上看到过他写的推荐语. 林毅夫是知名发展经济学家、北大教授, 世界银行史上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本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从新中国成立直到2012年左右的经济发展史. 虽然书的写作时间有点早了, 但写的早的好处是可以有较长的间隔时间, 从而可以检验书中提到的内容和预测是否符合后续的发展.
第一讲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自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的社会精英像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分子一样, 抛头颅、洒热血, 致力于使自己的祖国重获尊严、恢复强盛. 但是成果不彰, 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直线下滑, 缩减到了只剩5%, 并在这样的低点上一直徘徊到1979年.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自此之后, 中国经济的表现堪称奇迹:在其后的32年中, 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9%, 对外贸易的年增长率达到16.3%.
“中国这场奇迹似的变革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政策. 所谓改革开放, 就是要改革经济结构, 开放对外经贸, 参与全球化. 一个经济的开放程度通常由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 即”对外贸易依存度”来衡量. 中国大陆在1978年的对外贸易总值是206亿美元, 比中国台湾少12%, 其中进口占GDP的4.8%, 出口占4.7%, 总共占9.5%. “
在80年代初, 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 那就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 “翻两番”的目标在那时看来更像是一个动员的口号而非切实的目标. 然而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在1979—2010年的32年间,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9%, 比7.2%高出2.7个百分点.
一般而言, 小经济体的对外贸易比重可以比较高, 比如”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 它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可以超过100%, 而大经济体的进出口在它的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较小. 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依存度在1984年达到了23%.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1978年时贸易依存度只有9.5%, 到1984年才达到16%, 而当时美国的进出口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2%, 日本也只有23.9%. 现在回头再看, 2008年的数据显示, 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了62%.
贸易依存度 = (进口总额 + 出口总额) / GDP × 100%
如果存在大量中间加工的业务, 导致进口和出口都很大时, 贸易依存度可能超过100%
经济增长的潜力
生产要素: 经济学家所讲的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资本. 如果各种生产要素成比例地增加, 产量也一定会增加.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 自然资源受国土面积的限制可以视为给定. 劳动力虽然能够增加, 但是受人口增长速度的制约, 每年的增加也非常有限. 在三种生产要素中, 变动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资本.
产业结构: 如果将给定的生产要素配置在附加价值高的产业部门, 那么产值就高, 所以经济增长还取决于经济中的产业结构. 如果将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的产业部门转移到高附加值的产业部门, 即使要素投入不增加, 经济也可以实现增长.
技术: 技术是产量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 即使产业结构不变、各种要素不增加, 如果技术取得进步, 就能获得较高的生产效率, 从而提高产出, 带来经济增长.
制度: 利用前面给定的投入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情况可以计算出一条生产可能性边界, 即在理想状态下一个经济体可能取得的最大产出.
在以上四个决定因素中, 对实践操作意义最大的就是技术. 其他三个因素事实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技术变迁的可能性和速度.
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基本上是给定不变的, 劳动力增长又相对缓慢, 如果技术不进步, 即使资本积累速度非常快, 由于边际报酬递减, 资本的回报也会不断下降, 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也就会越来越低. 因此, 一国的资本积累速度取决于该国技术变迁的速度, 只有维持比较快速的技术变迁, 才能在资本积累的同时打破资本回报不断下降的规律, 维持较高的资本积累的积极性.
如果没有新技术, 就不会产生新的高附加值产业, 产业升级也就无从谈起. 像现在被认为具有高附加价值的电子、生物工程等产业基本都是最新技术发明和创新导致的结果. 只有技术不断创新, 新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部门才会源源不断地出现, 企业在高额利润回报的驱动下, 会自发地投资于这些新兴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部门, 最终影响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产品创新, 新的不同的产品出现, 取代旧的落后的产品, 例如由计算机取代算盘. 另一种是流程创新, 即产品不发生变化, 但以成本更低、更有效率的方式组织生产,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福特汽车采用高效的流水线生产取代传统的集中装配, 这一高效的生产方式最终将汽车这一产品推向了大众市场.
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流程创新, 技术变迁或创新都主要有自主研发(R&D)和从国外引进两种机制. 像美国、日本、德国等这些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要想取得技术创新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研发. 而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 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在多数产业中都可以通过向行业内比自己领先的国家进行技术引进、模仿和购买专利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2010年的时候还可以引进新技术, 但到了2026年了, 低端技术要么引进要么自己研发了, 高端技术被制裁无法引入, 后面就只能走自己研发的路了
第二讲 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的兴衰
本讲讨论了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程度领先于西方，到了现代社会却远远落后于西方之原因，认为技术的不断创新、升级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在前现代社会技术的发明以农民、工匠的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农民、工匠多，所以，在技术发明上具有优势。到了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的方式变为以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以科学为指导的实验为主，中国人多的优势消失。工业革命产生的前提是以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为主要特征的科学革命的发生和普及，中国由于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机制妨碍了中国人对数学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后天能力的学习，使得科学革命无法在中国产生，因此也就无法自发地从以经验为主的技术变迁方式向以科学为指导的实验方式进行转变。在西方完成了这个转变以后，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也就迅速地从领先变为落后。然而，中国人并非先天就不能进行科学与工业革命，在现代社会，中国人学习数学、可控制实验的激励已发生变化，中国人在将来一样能对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做出贡献。
这一章对李约瑟之迷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探讨, 这也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话题了
实际上, 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是一个非常难以跨越的距离, 即便每个理科生在高中阶段都接受过系统的物理学思维的训练, 在分析一个物理问题时依然更倾向于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 人的脑子就是更倾向于懒惰, 用直觉可以获得的答案绝不肯使用复杂冗长的计算获得, 因此可以说这种方法论的出现确实需要一些运气.
第三讲 近代的屈辱和社会主义革命
老一辈革命家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最主要的目的是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是没有强大的国防，就要挨打；要想有强大的国防，就要有强大的军事工业；要想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就必须有强大的重工业。1952年中国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后开始建设国家，提出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的战略，目的就是让中国能够早日屹立在世界的强国之林，不再受外国的欺凌。
重工业有三个基本特性。第一个特性是建设周期长。重工业的建设周期可能长达五年甚至十年，而轻工业则有可能在当年投资，当年投产，当年收益。所以与轻工业比较起来，重工业的建设周期是相当长，收效也是相当慢的。第二个特性是对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生产重工业的机器设备必须依靠进口。第三个特性是重工业一次性投入非常大，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工程都很常见，而轻工业项目有几百万或上千万就算相当大了。
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也有三个特性。第一个特性是剩余少。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生产主要是在农村，大部分的人口是农民，生产活动集中在农业部门，生产出来的产品有很大部分是供给自己食用，再加上饲养家畜和留作种子，剩余很少。第二个特性是可供出口的产品就非常少，而出口少又导致赚得的外汇非常少，所以外汇价格——汇率就会非常高。第三个特性是资金分散，难以动员集中。
由于国际环境必须发展重工业, 但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不成熟. 没有条件也要克服问题发展重工业, 这没有选择
第四讲 赶超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
三位一体制度
重工业的特性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首先，一个建设周期长的项目根本就没有办法支付高额的利息。其次，要进口机器设备，但是外汇少、外汇价格高，进口机器设备的价格又非常昂贵。最后，在一个剩余非常少的农业经济中难以动员足够的资金来发展重工业。
对于一个处于发展早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它只要优先发展资本很密集的产业，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对银行进行干预，把银行利率压到远远低于市场利率的水平。同时，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所以政府必须直接干预汇率，人为地高估本币价值，压低外汇价值，这样，进口机器设备就会变得便宜，有利于解决外汇短缺、外汇昂贵的问题。关于资金动员问题，一个简便的解决办法是维持已建成企业的高利润作为下期的投入。政府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高建成企业的利润。首先，给予企业垄断地位，这样可以让企业为产品制定垄断价格，获得较高的收益。其次，压低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包括资金、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工人工资等。如果工人的工资被压低，为了使工人生存下去，就必须压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包括粮食、服装、住房、交通等一系列与生活有关的产品和服务。
很明确的说明了要发展重工业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了. 实际上, 汇率这东西并不能有效的通过政府控制, 价格还是取决于实际的贸易情况. 不过改革开发以前居然有1美元兑1.5人民币的时候, 这确实是不知道.
价格信号被扭曲以后，市场均衡就会被打破。资金的价格被压低，重工业使用资金就相对便宜，轻工业、农业使用资金也变得便宜，对资金的总体需求就会加大；同时由于利率过低，结果会导致储蓄减少，资金的供给也会下降，总体上就会出现短期内资本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
短缺是价格压低所造成的结果，这会导致对资金、外汇、原材料的需求全面大于供给。为保证短缺的资金、外汇、原材料用到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上，就不能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在这种状况下，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把所有行业排出一个优先顺序，而且要把每个行业里每个人所做的项目排一个优先顺序。光有计划还不行，还必须利用行政的手段根据计划对这些短缺的资金、外汇和原材料进行配给。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要更好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微观管理机制也必须与市场机制有所不同。要把剩余集中投资到重工业产业上，就需要克服资金剩余控制的难题。假如这些企业是非国有的，剩余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他们就会把这些资金投入到利润更高的产业中去，这些产业往往是轻工业。
国家不仅需要对剩余有直接的支配权，还必须能够对企业进行直接地干预，剥夺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的自主权。以上就是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行政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体系形成的根本原因。如果不了解这套体系背后的逻辑，看起来似乎缺乏理性，但是如果把背后的原因想清楚，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之下，从国家所有的角度来看，为了保证资源的最大动员以及剩余的最大化以投资于政府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三位一体”确实是最优的制度安排选择。
扩展:人民币汇率变化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演变始终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外部国际环境深度绑定，整体沿着“行政定价走向市场化定价、刚性固定走向弹性浮动”的主线推进。建国初期受物价剧烈波动影响，汇率曾频繁调整，1955年币制改革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锁定在1美元兑2.46元新人民币的水平；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全面确立，外汇实行统收统支的计划管理，汇率退化为内部核算工具，在此后近二十年里长期保持固定，始终运行在2.46至2.48元的极窄区间，几乎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
改革开放后，原有高估的官方汇率难以适应出口创汇的现实需求，人民币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贬值周期。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人民币转向钉住一篮子货币，叠加美元持续走弱，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走高，1980年升至1美元兑1.50元的历史高点；但汇率高估严重抑制了出口积极性，外汇缺口持续扩大，为此中国逐步引入汇率双轨制，通过贸易结算价、外汇调剂市场等方式逐步释放贬值压力，这一阶段的持续贬值本质是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回归。到1993年底，官方汇率约为5.80元，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已达8.70元左右，直到1994年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轨，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至8.70元，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建立，完成了汇率市场化的关键一跃。
1994年汇率并轨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国际收支顺差持续扩大，人民币存在温和升值动力，数年间从8.70元缓慢升至8.28元附近。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防范资本外流冲击，人民币主动收窄波动幅度，在近八年时间里基本盯住美元，始终稳定在8.27至8.28元的区间。这一安排为中国经济和外贸的平稳增长提供了稳定环境，也让中国外汇储备持续积累，为后续进一步的汇率市场化改革积累了底气。
2005年“721汇改”开启了人民币长达近十年的升值周期，中国放弃单一盯住美元，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从8.28元一次性调至8.11元，此后步入单边升值通道。背后的核心支撑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以及全球产业地位的快速提升，期间仅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短暂重回盯住美元，汇率稳定在6.82至6.84元区间以稳增长，随后重启弹性继续升值，到2014年初升至约6.04元的历史高位，累计升值幅度超过35%。
2015年“811汇改”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又一里程碑，中间价报价机制进一步贴近市场真实供求，汇改后三天内人民币从6.11元左右快速贬至6.40元附近，也由此告别单边走势，进入双向宽幅波动的新常态。此后人民币汇率不再固守某一固定关口，“7”这一重要心理关口被多次突破，汇率走势更多反映中美经济周期错位、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贸易摩擦、国内经济基本面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多数时间在7.0至7.3的区间内震荡运行，市场化弹性显著增强，同时监管部门始终通过宏观审慎工具调节市场预期，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
农村地区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从1953年才开始的, 当时陈云是财政部长，他在1953年的时候发现，过去共产党号召卖什么产品，农民会抢先来卖，但在1953年以后，农民突然间不愿再把自己的农产品卖给政府了。在1953年之前，跟农民的交易主要是按照市场价格进行的，并从不拖欠。所以，这时政府号召卖什么，农民都会积极响应。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城市里已经开始了工业化，为了创造城市里企业的高利润以作为下一期投资的来源，就必须压低企业的投入要素价格。
对政府而言，可以选择高进低出的方式获得农产品，在农村按市场价格买入，在城市压低价格卖出，但这无非是把由企业创造的剩余又转移给农村，就体现不出压低价格作为积累手段这种方式的作用。所以政府必须通过低进低出的方式把农民的剩余转移到城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里粮商和棉商有的是由政府经营，有的是由民营企业家经营，有的是二者的结合。由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经营的棉花和粮食会按照市场价格支付，但政府购买的粮食和棉花却要指定低价。在这种状况下，作为理性的农民，当然会把自己的产品卖给民营的粮商和棉商。
有鉴于此，政府只能通过垄断的方式才能一直以低价来取得所需要的农产品。于是，从1953年开始对粮食和棉花进行统购。统购就是规定农民要交售出满足政府购买任务的粮食和棉花数量以后，剩余的产品才能够卖向农村的农贸市场；在没有满足之前，就只能卖给国家，国家是唯一的购买者，因此可以自由定价。
开始的时候，统购的只是粮食和棉花。但是，1954年以后很快所有的产品都要进行统购，统购的产品包括芝麻、花生、鸡蛋等。因为如果只压低粮食和棉花的价格，农民是理性人，就会少生产粮食和棉花，多生产那些价格没被压低的产品，所以很快所有产品的价格都被压低。同时，城市实行统销制度，统销是指卖给谁由国家统一计划，卖给哪些企业也是由国家统一计划，像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也必须按照国家统一计划（凭粮票、棉票和布票）购买。
显然这样的政策会导致价格压低, 从而导致供给不足, 也就是短缺.
迅速推进农村公社化的原因
为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政府对所有农产品进行统购统销，严格控制农产品收购和销售的价格。但是也有政府无法控制的事，那就是农民分配个人生产和休息时间的自由度。产品的价格降低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休息积极性提高，因为休息的机会成本就是生产所得的收入。
有这样几种解决矛盾的办法：（1）干脆把价格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会随之提高，但价格提高与之前提到过的最大程度地把剩余集中在城市里这样一个目标相冲突。（2）可以对农业进行投资，如兴建各种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率等，但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需要资金的投入，而这笔投入资金仍要从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划拨。把财政收入用来投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举措仍然与最大程度地动员剩余来支持工业项目这个目标相冲突。
有没有什么办法，使政府不必增加投入，又能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这就需要一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制度安排，经济学中倒是能够找出类似的理论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我们常说的规模经济。
地区粮食自给自足的原因
很多国家会追求一个目标：规定国内一定要保证粮食生产，即全国的粮食要自给自足。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不仅全国的粮食自给自足，而且各个省份的粮食也必须自给自足。
各地区按照自己地理特性的比较优势生产农产品，有些地区是余粮省，有些地区是缺粮省. “在1953年政府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后，人为地把粮食价格往下压，余粮省卖余粮给国家越多，就意味着交的税也越多。而作为缺粮省，如果靠国家把其他余粮省的粮食调进来越多，就等于拿到的补贴越多。在这种状况下，缺粮省有意愿多调进粮食，余粮省却没有意愿多生产粮食。一方面这些缺粮省人口增加，需要的粮食也相应增加；另一方面，工业发展了，需要的农产品（包括粮食）投入也会增加。可是，余粮省不愿意多生产，就必然导致缺粮省除了国家原来调拨进来的粮食之外，还必须自己生产，最终造成了所谓的“地区性的粮食自给自足”。这个政策有很大的刚性，直到90年代还在很多地方有影响。”
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的原因
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也是在1953年之后才演变出来的。其原因在于，中国从1953年开始推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虽然重工业资本非常密集，投资非常多，但是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甚至不能满足城市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要。一方面为了防止城市人口失业，另一方面为了不让农民进城来分享城市里的各种补贴，只能对农业人口进城的权利进行限制。
合作化运动
一方面政府要压低价格购买农产品，另一方面在扩大生产的时候农民又不愿意投入，这才是合作化运动的起因。
合作化运动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1953—1954年间，推行的是所谓的“互助组”。互助组的组织情况一般是这样：由几户农民在农忙的时候自愿组合，土地、耕畜仍然属于个别农户，生产出的产品也归各户所有，但在农忙的时候，三五家自愿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
政府看到互助组受到农民的欢迎，而且有实际的成效，但是三五户的规模还是太小，所以从1954年开始推行初级合作社。初级合作社由20—30户农户组成，在农村（特别是江南农村）里将近是一个自然村的规模，这种方式比互助组更往前了一步。在互助组里，土地和生产出的产品都是单家单户的；在初级合作社中，则把地集中起来，这样就不需要田埂，省出了不少土地。分配上有两种方式：一是按照土地和带进来的农具、耕畜等分红；二是按劳分配，把每个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量变换成工分，到年终时以扣除种子和肥料等之后的农业净产出按照工分的比例来分配。当时推行的效果也相当不错，政府鼓励和号召农民参加，很多农民也在政府的号召之下参加了这些合作社。当时的说法就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既然初级合作社收效显著，到1956—1957年政府又开始推行起高级合作社，户数在150—200户之间。在华北，村子一般比较大，200户左右还是一个自然村，但在江南村子一般较小，200户就需要把好几个自然村合在一起。原来在初级合作社的时候，土地和农具还是分开的，但高级合作社就不再把生产工具分开，实行完全的按劳分配，在当时来看对农民似乎并没有很大影响。
1956年人大通过一个高级合作社的组织章程，规定高级合作社“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政府帮忙组织，而且规定农民一旦对高级合作社不满意就可以退社，退社时必须把原来的土地、农具和耕畜归还给他；除此之外，还规定如果农民在参加合作社期间合作社进行了某些积累，退社的时候也必须把他的那一部分积累折价归还给他。
高级合作社在1956—1957年间依然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规模经济继续发挥作用，产量持续增加。既然产量还在增加，到了1958年的时候，政府便有理由认为150—200户的规模还不够，于是干脆更大一些，也就成了后来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于1958年8月出现，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在全国铺天盖地地开展起来，到11月时全国99%的农户都参加了人民公社。平均而言，一个公社有5000家农户、10000个农民和60000亩地，规模非常庞大。发展起这样的规模与水利有关。农业生产需要用水，用水就需要有水利设施。
政策可能产生巨大影响, 推行速度太快容易放大影响导致不可控的预期. 后来的经济政策往往就谨慎多了, 先试点再推广
在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主义性质就变得更明显了。在高级社的时候，还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先是评功记分，再按照工分来进行分配。到了人民公社开始的时候，就实行所谓按需分配，吃公共食堂，节省下做饭的时间和做饭时需要的稻草，也是一种规模经济的体现。但是问题一下子就出现了。1958年11月人民公社在全国推广开，1959年开始就出现了农业危机，1959年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了15%，1960年粮食产量继续下降15%，1961年维持在1960年的水平。这次农业危机持续了3年，导致了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还导致了3300万人延后生育或少生育，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灾害。
1962年开始公社并没有解体，但是生产恢复到以生产队为单位。一个生产队一般平均有20—30个农户，即回复到初级社的规模，以南方的自然村为主。分配上按照工分制，即按劳分配。总体而言，生产队基本上是初级社的规模、高级社的分配方式。生产队的这种生产方式一直持续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维持了16—17年的时间，1979年以后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对农业危机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认为是因为自然灾害。第二种解释认为是人祸。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主要指不当的管理。不当的管理有几个方面：在1958年年底推行公社化的时候，实行所谓的公共食堂，很多人吃饭不用钱，于是就把粮食给吃光了；1959年公社化以后，公社社长、书记等很多领导都不是农民，而是政府直接派下去的干部，没有农村工作经验，也没有农民的耕作知识，当时很多干部就提出了所谓“深耕密植”，误以为耕得越深越好，植得越密越好，不当的耕种方式造成了减产。
第三种解释，认为是因为人民公社规模太大导致激励下降。如果是一万个劳动力中一个劳动力干得比较积极，产量增加，这个劳动力分到的是全部产量增加的万分之一；如果消极怠工，产量会有所减少，但个人只减少了整个公社减产的万分之一。
这三种原因在1962年以后基本都被消除了。如果1959—1961年的大滑坡是由天灾所造成的，那么1962年以后就应该很快就恢复到1958年以前的生产力水平。但是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却一直没有恢复，直到1984年全面推行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展个体经营，生产率才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
接下来作者详细讨论了一下退出权假说, 即人民公社无法退出导致的生产积极性下降. 允许退出的时候, 生产积极性再怎么下降也至多变成个人单干的情况, 不会进一步下降. 而不允许退出导致人们更倾向于偷懒不干活.
1978年前经济发展的绩效与影响
从1952年到1981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最好估计是每年0.5%，有的研究甚至认为这段时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负数。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发展中国家一般是2%，中国的效率与这些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要低很多。中国虽然勒紧裤腰带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表4.6展示的是1952—1978年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情况。
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国民经济平均每年增长6%并不低，但是从消费的水平来看，生产上翻了两番还多，而消费才多了77%，说明这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重工业为本，以原子弹和人造卫星为本。
如果把目标定位为发射人造卫星或是发展重工业，那么传统体制就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目标定位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传统体制的表现就很难让人满意，尤其是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比较时。
那么与日本同时期进行对比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国际形式对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日本签了安保协议以后, 无需考虑国内安全问题, 可以全力发展经济. 而中国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原子弹和卫星这类属于立国之本的东西也是无论如何都要搞出来的.
最后更新： 2026年07月02日 12:30
版权声明：本文为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