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阅读和分析日本战后经济史的过程中, 我时常会想到中国似乎也有一些类似或者完全不同的制度和政策, 因此常常通过增加扩展章节的方式与日本进行对比. 在社会科学领域, 这是一种称为”比较研究法”经典研究方法. 既然前面已经比较全面地了解了日本的战后经济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应该很自然地开始针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 从另一面再次确认这个问题: 日本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吗?
解读中国经济
本书的作者是林毅夫, 在此之前我并未阅读过他的任何书籍, 但我在很多其他经济类的书上看到过他写的推荐语. 林毅夫是知名发展经济学家、北大教授, 世界银行史上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本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从新中国成立直到2012年左右的经济发展史, 行文风格偏学术化, 很多章节都按照问题提出, 现有理论解释, 现有理论的不足, 作者的新理论的顺序构成. 虽然书的写作时间有点早了, 但写的早的好处是可以有较长的间隔时间, 从而可以检验书中提到的内容和预测是否符合后续的发展. 由于谁都没有想到, 特朗普成为了美国总统, 作者的一些预测在现在看来有些乐观了, 高估了国际环境的稳定性.
第一讲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自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的社会精英像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分子一样, 抛头颅、洒热血, 致力于使自己的祖国重获尊严、恢复强盛. 但是成果不彰, 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直线下滑, 缩减到了只剩5%, 并在这样的低点上一直徘徊到1979年.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自此之后, 中国经济的表现堪称奇迹:在其后的32年中, 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9%, 对外贸易的年增长率达到16.3%.
中国这场奇迹似的变革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政策. 所谓改革开放, 就是要改革经济结构, 开放对外经贸, 参与全球化. 一个经济的开放程度通常由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 即”对外贸易依存度”来衡量. 中国大陆在1978年的对外贸易总值是206亿美元, 比中国台湾少12%, 其中进口占GDP的4.8%, 出口占4.7%, 总共占9.5%.
在80年代初, 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 那就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 “翻两番”的目标在那时看来更像是一个动员的口号而非切实的目标. 然而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在1979—2010年的32年间,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9%, 比7.2%高出2.7个百分点.
一般而言, 小经济体的对外贸易比重可以比较高, 比如”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 它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可以超过100%, 而大经济体的进出口在它的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较小. 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依存度在1984年达到了23%.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1978年时贸易依存度只有9.5%, 到1984年才达到16%, 而当时美国的进出口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2%, 日本也只有23.9%. 现在回头再看, 2008年的数据显示, 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了62%.
贸易依存度 = (进口总额 + 出口总额) / GDP × 100%
如果存在大量中间加工的业务, 导致进口和出口都很大时, 贸易依存度可能超过100%
经济增长的潜力
生产要素: 经济学家所讲的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资本. 如果各种生产要素成比例地增加, 产量也一定会增加.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 自然资源受国土面积的限制可以视为给定. 劳动力虽然能够增加, 但是受人口增长速度的制约, 每年的增加也非常有限. 在三种生产要素中, 变动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资本.
产业结构: 如果将给定的生产要素配置在附加价值高的产业部门, 那么产值就高, 所以经济增长还取决于经济中的产业结构. 如果将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的产业部门转移到高附加值的产业部门, 即使要素投入不增加, 经济也可以实现增长.
技术: 技术是产量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 即使产业结构不变、各种要素不增加, 如果技术取得进步, 就能获得较高的生产效率, 从而提高产出, 带来经济增长.
制度: 利用前面给定的投入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情况可以计算出一条生产可能性边界, 即在理想状态下一个经济体可能取得的最大产出.
在以上四个决定因素中, 对实践操作意义最大的就是技术. 其他三个因素事实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技术变迁的可能性和速度.
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基本上是给定不变的, 劳动力增长又相对缓慢, 如果技术不进步, 即使资本积累速度非常快, 由于边际报酬递减, 资本的回报也会不断下降, 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也就会越来越低. 因此, 一国的资本积累速度取决于该国技术变迁的速度, 只有维持比较快速的技术变迁, 才能在资本积累的同时打破资本回报不断下降的规律, 维持较高的资本积累的积极性.
如果没有新技术, 就不会产生新的高附加值产业, 产业升级也就无从谈起. 像现在被认为具有高附加价值的电子、生物工程等产业基本都是最新技术发明和创新导致的结果. 只有技术不断创新, 新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部门才会源源不断地出现, 企业在高额利润回报的驱动下, 会自发地投资于这些新兴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部门, 最终影响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产品创新, 新的不同的产品出现, 取代旧的落后的产品, 例如由计算机取代算盘. 另一种是流程创新, 即产品不发生变化, 但以成本更低、更有效率的方式组织生产,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福特汽车采用高效的流水线生产取代传统的集中装配, 这一高效的生产方式最终将汽车这一产品推向了大众市场.
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流程创新, 技术变迁或创新都主要有自主研发(R&D)和从国外引进两种机制. 像美国、日本、德国等这些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要想取得技术创新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研发. 而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 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在多数产业中都可以通过向行业内比自己领先的国家进行技术引进、模仿和购买专利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2010年的时候还可以引进新技术, 但到了2026年了, 低端技术要么引进要么自己研发了, 高端技术被制裁无法引入, 后面就只能走自己研发的路了
第二讲 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的兴衰
本讲讨论了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程度领先于西方, 到了现代社会却远远落后于西方之原因, 认为技术的不断创新、升级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 在前现代社会技术的发明以农民、工匠的经验为主, 中国人多, 农民、工匠多, 所以, 在技术发明上具有优势. 到了工业革命以后, 技术发明的方式变为以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以科学为指导的实验为主, 中国人多的优势消失. 工业革命产生的前提是以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为主要特征的科学革命的发生和普及, 中国由于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机制妨碍了中国人对数学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后天能力的学习, 使得科学革命无法在中国产生, 因此也就无法自发地从以经验为主的技术变迁方式向以科学为指导的实验方式进行转变. 在西方完成了这个转变以后, 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也就迅速地从领先变为落后. 然而, 中国人并非先天就不能进行科学与工业革命, 在现代社会, 中国人学习数学、可控制实验的激励已发生变化, 中国人在将来一样能对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做出贡献.
这一章对李约瑟之迷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探讨, 这也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话题了
实际上, 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是一个非常难以跨越的距离, 即便每个理科生在高中阶段都接受过系统的物理学思维的训练, 在分析一个物理问题时依然更倾向于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 人的脑子就是更倾向于懒惰, 用直觉可以获得的答案绝不肯使用复杂冗长的计算获得, 因此可以说这种方法论的出现确实需要一些运气.
第三讲 近代的屈辱和社会主义革命
老一辈革命家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最主要的目的是使中国富强起来. 但是没有强大的国防, 就要挨打；要想有强大的国防, 就要有强大的军事工业；要想有强大的军事工业, 就必须有强大的重工业. 1952年中国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后开始建设国家, 提出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的战略, 目的就是让中国能够早日屹立在世界的强国之林, 不再受外国的欺凌.
重工业有三个基本特性. 第一个特性是建设周期长. 重工业的建设周期可能长达五年甚至十年, 而轻工业则有可能在当年投资, 当年投产, 当年收益. 所以与轻工业比较起来, 重工业的建设周期是相当长, 收效也是相当慢的. 第二个特性是对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生产重工业的机器设备必须依靠进口. 第三个特性是重工业一次性投入非常大, 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工程都很常见, 而轻工业项目有几百万或上千万就算相当大了.
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也有三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是剩余少. 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生产主要是在农村, 大部分的人口是农民, 生产活动集中在农业部门, 生产出来的产品有很大部分是供给自己食用, 再加上饲养家畜和留作种子, 剩余很少. 第二个特性是可供出口的产品就非常少, 而出口少又导致赚得的外汇非常少, 所以外汇价格——汇率就会非常高. 第三个特性是资金分散, 难以动员集中.
由于国际环境必须发展重工业, 然而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不成熟. 但即便如此依然要克服问题发展重工业, 这没有选择
第四讲 赶超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
三位一体制度
重工业的特性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首先, 一个建设周期长的项目根本就没有办法支付高额的利息. 其次, 要进口机器设备, 但是外汇少、外汇价格高, 进口机器设备的价格又非常昂贵. 最后, 在一个剩余非常少的农业经济中难以动员足够的资金来发展重工业.
对于一个处于发展早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 它只要优先发展资本很密集的产业,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对银行进行干预, 把银行利率压到远远低于市场利率的水平. 同时, 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 所以政府必须直接干预汇率, 人为地高估本币价值, 压低外汇价值, 这样, 进口机器设备就会变得便宜, 有利于解决外汇短缺、外汇昂贵的问题. 关于资金动员问题, 一个简便的解决办法是维持已建成企业的高利润作为下期的投入. 政府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高建成企业的利润. 首先, 给予企业垄断地位, 这样可以让企业为产品制定垄断价格, 获得较高的收益. 其次, 压低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 包括资金、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工人工资等. 如果工人的工资被压低, 为了使工人生存下去, 就必须压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包括粮食、服装、住房、交通等一系列与生活有关的产品和服务.
这一小节很明确的说明了要发展重工业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然而, 包括汇率在内的许多东西并不能有效的通过政府控制, 价格还是取决于实际的贸易情况.
价格信号被扭曲以后, 市场均衡就会被打破. 资金的价格被压低, 重工业使用资金就相对便宜, 轻工业、农业使用资金也变得便宜, 对资金的总体需求就会加大；同时由于利率过低, 结果会导致储蓄减少, 资金的供给也会下降, 总体上就会出现短期内资本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
短缺是价格压低所造成的结果, 这会导致对资金、外汇、原材料的需求全面大于供给. 为保证短缺的资金、外汇、原材料用到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上, 就不能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 在这种状况下, 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 把所有行业排出一个优先顺序, 而且要把每个行业里每个人所做的项目排一个优先顺序. 光有计划还不行, 还必须利用行政的手段根据计划对这些短缺的资金、外汇和原材料进行配给.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 要更好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微观管理机制也必须与市场机制有所不同. 要把剩余集中投资到重工业产业上, 就需要克服资金剩余控制的难题. 假如这些企业是非国有的, 剩余掌握在资本家手里, 他们就会把这些资金投入到利润更高的产业中去, 这些产业往往是轻工业.
国家不仅需要对剩余有直接的支配权, 还必须能够对企业进行直接地干预, 剥夺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的自主权. 以上就是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行政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体系形成的根本原因. 如果不了解这套体系背后的逻辑, 看起来似乎缺乏理性, 但是如果把背后的原因想清楚, 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之下, 从国家所有的角度来看, 为了保证资源的最大动员以及剩余的最大化以投资于政府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 “三位一体”确实是最优的制度安排选择.
扩展:人民币汇率变化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 人民币汇率的演变始终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外部国际环境深度绑定, 整体沿着”行政定价走向市场化定价、刚性固定走向弹性浮动”的主线推进. 建国初期受物价剧烈波动影响, 汇率曾频繁调整, 1955年币制改革后,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锁定在1美元兑2.46元新人民币的水平；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全面确立, 外汇实行统收统支的计划管理, 汇率退化为内部核算工具, 在此后近二十年里长期保持固定, 始终运行在2.46至2.48元的极窄区间, 几乎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
改革开放后, 原有高估的官方汇率难以适应出口创汇的现实需求, 人民币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贬值周期. 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 人民币转向钉住一篮子货币, 叠加美元持续走弱, 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走高, 1980年升至1美元兑1.50元的历史高点；但汇率高估严重抑制了出口积极性, 外汇缺口持续扩大, 为此中国逐步引入汇率双轨制, 通过贸易结算价、外汇调剂市场等方式逐步释放贬值压力, 这一阶段的持续贬值本质是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回归. 到1993年底, 官方汇率约为5.80元, 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已达8.70元左右, 直到1994年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轨, 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至8.70元, 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建立, 完成了汇率市场化的关键一跃.
1994年汇率并轨后, 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快速发展, 国际收支顺差持续扩大, 人民币存在温和升值动力, 数年间从8.70元缓慢升至8.28元附近. 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 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防范资本外流冲击, 人民币主动收窄波动幅度, 在近八年时间里基本盯住美元, 始终稳定在8.27至8.28元的区间. 这一安排为中国经济和外贸的平稳增长提供了稳定环境, 也让中国外汇储备持续积累, 为后续进一步的汇率市场化改革积累了底气.
2005年”721汇改”开启了人民币长达近十年的升值周期, 中国放弃单一盯住美元, 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 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从8.28元一次性调至8.11元, 此后步入单边升值通道. 背后的核心支撑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以及全球产业地位的快速提升, 期间仅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短暂重回盯住美元, 汇率稳定在6.82至6.84元区间以稳增长, 随后重启弹性继续升值, 到2014年初升至约6.04元的历史高位, 累计升值幅度超过35%.
2015年”811汇改”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又一里程碑, 中间价报价机制进一步贴近市场真实供求, 汇改后三天内人民币从6.11元左右快速贬至6.40元附近, 也由此告别单边走势, 进入双向宽幅波动的新常态. 此后人民币汇率不再固守某一固定关口, “7”这一重要心理关口被多次突破, 汇率走势更多反映中美经济周期错位、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贸易摩擦、国内经济基本面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多数时间在7.0至7.3的区间内震荡运行, 市场化弹性显著增强, 同时监管部门始终通过宏观审慎工具调节市场预期, 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改革开放以前居然有1美元兑1.5人民币的时候, 这确实是不知道.
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
农村地区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从1953年才开始的, 当时陈云是财政部长, 他在1953年的时候发现, 过去共产党号召卖什么产品, 农民会抢先来卖, 但在1953年以后, 农民突然间不愿再把自己的农产品卖给政府了. 在1953年之前, 跟农民的交易主要是按照市场价格进行的, 并从不拖欠. 所以, 这时政府号召卖什么, 农民都会积极响应.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 城市里已经开始了工业化, 为了创造城市里企业的高利润以作为下一期投资的来源, 就必须压低企业的投入要素价格.
对政府而言, 可以选择高进低出的方式获得农产品, 在农村按市场价格买入, 在城市压低价格卖出, 但这无非是把由企业创造的剩余又转移给农村, 就体现不出压低价格作为积累手段这种方式的作用. 所以政府必须通过低进低出的方式把农民的剩余转移到城市.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 农村里粮商和棉商有的是由政府经营, 有的是由民营企业家经营, 有的是二者的结合. 由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经营的棉花和粮食会按照市场价格支付, 但政府购买的粮食和棉花却要指定低价. 在这种状况下, 作为理性的农民, 当然会把自己的产品卖给民营的粮商和棉商.
有鉴于此, 政府只能通过垄断的方式才能一直以低价来取得所需要的农产品. 于是, 从1953年开始对粮食和棉花进行统购. 统购就是规定农民要交售出满足政府购买任务的粮食和棉花数量以后, 剩余的产品才能够卖向农村的农贸市场；在没有满足之前, 就只能卖给国家, 国家是唯一的购买者, 因此可以自由定价.
开始的时候, 统购的只是粮食和棉花. 但是, 1954年以后很快所有的产品都要进行统购, 统购的产品包括芝麻、花生、鸡蛋等. 因为如果只压低粮食和棉花的价格, 农民是理性人, 就会少生产粮食和棉花, 多生产那些价格没被压低的产品, 所以很快所有产品的价格都被压低. 同时, 城市实行统销制度, 统销是指卖给谁由国家统一计划, 卖给哪些企业也是由国家统一计划, 像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也必须按照国家统一计划(凭粮票、棉票和布票)购买.
显然这样的政策会导致价格压低, 从而导致供给不足, 也就是短缺.
迅速推进农村公社化的原因
为增加农产品的产量, 政府对所有农产品进行统购统销, 严格控制农产品收购和销售的价格. 但是也有政府无法控制的事, 那就是农民分配个人生产和休息时间的自由度. 产品的价格降低以后,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 休息积极性提高, 因为休息的机会成本就是生产所得的收入.
有这样几种解决矛盾的办法:(1)干脆把价格提高,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会随之提高, 但价格提高与之前提到过的最大程度地把剩余集中在城市里这样一个目标相冲突. (2)可以对农业进行投资, 如兴建各种基础设施, 提高农业生产率等, 但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需要资金的投入, 而这笔投入资金仍要从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划拨. 把财政收入用来投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一举措仍然与最大程度地动员剩余来支持工业项目这个目标相冲突.
有没有什么办法, 使政府不必增加投入, 又能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这就需要一种”又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制度安排, 经济学中倒是能够找出类似的理论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规模经济.
地区粮食自给自足的原因
很多国家会追求一个目标:规定国内一定要保证粮食生产, 即全国的粮食要自给自足. 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 不仅全国的粮食自给自足, 而且各个省份的粮食也必须自给自足.
各地区按照自己地理特性的比较优势生产农产品, 有些地区是余粮省, 有些地区是缺粮省. “在1953年政府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后, 人为地把粮食价格往下压, 余粮省卖余粮给国家越多, 就意味着交的税也越多. 而作为缺粮省, 如果靠国家把其他余粮省的粮食调进来越多, 就等于拿到的补贴越多. 在这种状况下, 缺粮省有意愿多调进粮食, 余粮省却没有意愿多生产粮食. 一方面这些缺粮省人口增加, 需要的粮食也相应增加；另一方面, 工业发展了, 需要的农产品(包括粮食)投入也会增加. 可是, 余粮省不愿意多生产, 就必然导致缺粮省除了国家原来调拨进来的粮食之外, 还必须自己生产, 最终造成了所谓的”地区性的粮食自给自足”. 这个政策有很大的刚性, 直到90年代还在很多地方有影响. “
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的原因
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也是在1953年之后才演变出来的. 其原因在于, 中国从1953年开始推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虽然重工业资本非常密集, 投资非常多, 但是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 甚至不能满足城市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要. 一方面为了防止城市人口失业, 另一方面为了不让农民进城来分享城市里的各种补贴, 只能对农业人口进城的权利进行限制.
合作化运动
一方面政府要压低价格购买农产品, 另一方面在扩大生产的时候农民又不愿意投入, 这才是合作化运动的起因.
合作化运动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在1953—1954年间, 推行的是所谓的”互助组”. 互助组的组织情况一般是这样:由几户农民在农忙的时候自愿组合, 土地、耕畜仍然属于个别农户, 生产出的产品也归各户所有, 但在农忙的时候, 三五家自愿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
政府看到互助组受到农民的欢迎, 而且有实际的成效, 但是三五户的规模还是太小, 所以从1954年开始推行初级合作社. 初级合作社由20—30户农户组成, 在农村(特别是江南农村)里将近是一个自然村的规模, 这种方式比互助组更往前了一步. 在互助组里, 土地和生产出的产品都是单家单户的；在初级合作社中, 则把地集中起来, 这样就不需要田埂, 省出了不少土地. 分配上有两种方式:一是按照土地和带进来的农具、耕畜等分红；二是按劳分配, 把每个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量变换成工分, 到年终时以扣除种子和肥料等之后的农业净产出按照工分的比例来分配. 当时推行的效果也相当不错, 政府鼓励和号召农民参加, 很多农民也在政府的号召之下参加了这些合作社. 当时的说法就是”入社自愿, 退社自由”.
既然初级合作社收效显著, 到1956—1957年政府又开始推行起高级合作社, 户数在150—200户之间. 在华北, 村子一般比较大, 200户左右还是一个自然村, 但在江南村子一般较小, 200户就需要把好几个自然村合在一起. 原来在初级合作社的时候, 土地和农具还是分开的, 但高级合作社就不再把生产工具分开, 实行完全的按劳分配, 在当时来看对农民似乎并没有很大影响.
1956年人大通过一个高级合作社的组织章程, 规定高级合作社”入社自愿, 退社自由”, 政府帮忙组织, 而且规定农民一旦对高级合作社不满意就可以退社, 退社时必须把原来的土地、农具和耕畜归还给他；除此之外, 还规定如果农民在参加合作社期间合作社进行了某些积累, 退社的时候也必须把他的那一部分积累折价归还给他.
高级合作社在1956—1957年间依然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规模经济继续发挥作用, 产量持续增加. 既然产量还在增加, 到了1958年的时候, 政府便有理由认为150—200户的规模还不够, 于是干脆更大一些, 也就成了后来的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于1958年8月出现, 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 就在全国铺天盖地地开展起来, 到11月时全国99%的农户都参加了人民公社. 平均而言, 一个公社有5000家农户、10000个农民和60000亩地, 规模非常庞大. 发展起这样的规模与水利有关. 农业生产需要用水, 用水就需要有水利设施.
政策可能产生巨大影响, 推行速度太快容易放大影响导致不可控的预期. 后来的经济政策往往就谨慎多了, 先试点再推广
在人民公社时期, 社会主义性质就变得更明显了. 在高级社的时候, 还实行的是按劳分配, 先是评功记分, 再按照工分来进行分配. 到了人民公社开始的时候, 就实行所谓按需分配, 吃公共食堂, 节省下做饭的时间和做饭时需要的稻草, 也是一种规模经济的体现. 但是问题一下子就出现了. 1958年11月人民公社在全国推广开, 1959年开始就出现了农业危机, 1959年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了15%, 1960年粮食产量继续下降15%, 1961年维持在1960年的水平. 这次农业危机持续了3年, 导致了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还导致了3300万人延后生育或少生育, 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灾害.
1962年开始公社并没有解体, 但是生产恢复到以生产队为单位. 一个生产队一般平均有20—30个农户, 即回复到初级社的规模, 以南方的自然村为主. 分配上按照工分制, 即按劳分配. 总体而言, 生产队基本上是初级社的规模、高级社的分配方式. 生产队的这种生产方式一直持续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维持了16—17年的时间, 1979年以后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对农业危机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认为是因为自然灾害. 第二种解释认为是人祸. 所谓”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 “人祸”主要指不当的管理. 不当的管理有几个方面:在1958年年底推行公社化的时候, 实行所谓的公共食堂, 很多人吃饭不用钱, 于是就把粮食给吃光了；1959年公社化以后, 公社社长、书记等很多领导都不是农民, 而是政府直接派下去的干部, 没有农村工作经验, 也没有农民的耕作知识, 当时很多干部就提出了所谓”深耕密植”, 误以为耕得越深越好, 植得越密越好, 不当的耕种方式造成了减产.
第三种解释, 认为是因为人民公社规模太大导致激励下降. 如果是一万个劳动力中一个劳动力干得比较积极, 产量增加, 这个劳动力分到的是全部产量增加的万分之一；如果消极怠工, 产量会有所减少, 但个人只减少了整个公社减产的万分之一.
这三种原因在1962年以后基本都被消除了. 如果1959—1961年的大滑坡是由天灾所造成的, 那么1962年以后就应该很快就恢复到1958年以前的生产力水平. 但是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却一直没有恢复, 直到1984年全面推行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开展个体经营, 生产率才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
接下来作者详细讨论了一下退出权假说, 即人民公社无法退出导致的生产积极性下降. 允许退出的时候, 生产积极性再怎么下降也至多变成个人单干的情况, 不会进一步下降. 而不允许退出导致人们更倾向于偷懒不干活.
1978年前经济发展的绩效与影响
从1952年到1981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最好估计是每年0.5%, 有的研究甚至认为这段时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负数.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 发展中国家一般是2%, 中国的效率与这些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要低很多. 中国虽然勒紧裤腰带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 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 表4.6展示的是1952—1978年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情况.
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国民经济平均每年增长6%并不低, 但是从消费的水平来看, 生产上翻了两番还多, 而消费才多了77%, 说明这不是以人为本, 而是以重工业为本, 以原子弹和人造卫星为本.
如果把目标定位为发射人造卫星或是发展重工业, 那么传统体制就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目标定位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传统体制的表现就很难让人满意, 尤其是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比较时.
那么与日本同时期进行对比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国际形式对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日本签了安保协议以后, 无需考虑国内安全问题, 可以全力发展经济. 而中国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原子弹和卫星这类属于立国之本的东西也是无论如何都要搞出来的.
第五讲 “东亚奇迹”与可供替代的发展战略
比较优势理论
本章作者用了较大篇幅讨论了比较优势理论. 由于各国的发展情况不同, 在资本密集度和劳动力密集度上存在差异, 因此不同的国家发展不同的产业时成本不同, 每个国家都有和其他国家比较优势的产业.
在短期之内, 采用赶超战略的国家重工业确实会迅速建立起来, 满足了当时很多刚刚独立或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快速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 但是从长期、动态的角度看, 这个国家所创造的剩余却很少, 因为它所扶持的产业即使有剩余也是从其他产业部门里转移过来的, 而真正能够创造剩余的产业却因为得不到资本而难以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资本得不到积累, 经济规模也就扩张得非常缓慢, 甚至出现停滞和危机, 所以赶超战略支持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推行比较优势是否会永远落后？
能否赶上发达国家不在于现有的经济水平, 而在于发展中的相对增长率是什么样的. 如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以比较优势作为其产业和技术选择的指导原则, 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一定高于发达国家, 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主要依靠引进, 与发达国家的研发相比成本低了很多.
也就是认为后发国家由于有前面的国家探路, 发展成本更低, 方向更明确, 因此可以更快的追赶. 然而这个过程显然不可能是线性增长的, 因此不能说一定会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最终技术引进到没有可引进的程度, 剩下的就只能靠自己研发了.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
哈佛大学管理学学者迈克尔·波特在90年代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 波特认为, 一个国家的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 决定于四个因素:一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二是国内市场的规模；三是产业集群与专业分工；四是市场竞争程度.
但是我想提请各位注意的是,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性的学科, 我们在作研究时, 最重要的就是根据纷繁复杂的现象理出一个因果关系, 这样才会对现实具有解释意义并能指导行动. 正因为如此, 凡是遇到”十全大补”式的全面理论时就要格外注意, 因为这样的理论往往有因果不分的缺点, 很容易将行动引入歧途.
这倒是说明了社会科学的特点, 如果无法区分因果, 那么很多因子看起来都有贡献, 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 但是没有指导意义
现在重新来看迈克尔·波特的竞争理论, 就会发现这四个因素中其实只有两个因素是独立的, 另外两个只能算作由两个独立因素导致的结果. 第一个独立的因素就是比较优势, 要素价格反映的是要素的丰裕程度, 也就是比较优势. 第二个独立的因素是国内市场规模, 这也是外生给定的. 只要稍作分析就会发现, 第三个产业集群的因素是不能独立存在的. 例如, 一个纺织业集群就不可能在美国形成, 因为纺织业要求的劳动力太过密集；第四个市场竞争的因素前面已经讲过, 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有自生能力, 不需要政府保护补贴, 市场必然是充满竞争的；如果违背了比较优势, 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 必须依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下去, 市场也就不会有竞争.
第六讲 农村改革及相关问题
我们所看到的是, 凡是以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为指导进行改革的国家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而中国自己摸索出以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的改革, 虽曾被认为是最糟的改革模式, 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无能的经济学家笑话可以讲一辈子了, 笑死.
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 中国从1978年年底开始的改革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 实践的结果比苏联以及东欧国家按现有经济学理论的主张进行休克疗法要行之有效得多.
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还是选择了双轨的、渐近的改革路径呢？我想这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 从不教条化地按照一个既定模式来推进改革, 以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本身也是第一代革命家有关.
邓小平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这本质上来说也是对上一轮政策的反思的结果
在农业耕作制度方面, 1949—1952年实行”土改”, 1953年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经历了三年农业危机以后, 从1962年开始采取新的以生产队为经营单位的合作制度并一直持续到1978年.
在技术政策方面, 1962年以前, 政府的想法是采取一种”又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制度安排, 因此只能以规模经济提高产量, 不断扩大农业合作的规模. 1962年后, 政府不再迷信规模经济, 开始重视开发和利用良种、化肥等现代化农业技术, 并在70年代喊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口号.
在农业绩效方面, 从1952年到1978年, 农作物的平均增长率是2.5%, 谷物(即粮食)的平均增长率是2.4%, 而同期中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大约是2%
改革的措施
当时政府在对改革前的农业发展问题做出诊断和总结时, 得出了这样几个结论:第一, 生产队规模太大导致激励低下；第二, 统购价格过低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第三, 取消了农贸市场之后, 农村回复到自然经济状态, 因为缺乏专业分工所以效率低下. 针对以上症结, 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 政府采取了以下改进措施:
(1)针对统购价格过低的问题进行了价格改革, 收购价提高17.1%, 超额收购加价从30%提高到50%, 平均价格提高了22.1%.
(2)进行市场改革, 恢复了农村集贸市场和长途贩运.
(3)降低生产队规模, 允许包产到组或包干到组, 但仍坚决维持集体生产制度, 禁止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
然而,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与全面成功. 从1978—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出现到全面推广的几年间, 农业增长速度由原来的2.9%提高到7.7%, 快了两倍多, 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也比以前快了一倍. 同时, 因为从70年代开始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 人口增长由原来的2%下降到1.3%, 这就意味着人均粮食的增长速度还要更快, 打下了后来中国粮食生产”丰年有余基本自足”的基础.
从这个层面来说, 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一个必须要执行的政策, 否则两者总是保持相近的增速, 那么就一直只能维持在温饱线附近, 没有多余的资本发展其他产业了.
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抚育下一代的成本, 从而使当时的一代人可以有更多劳动力投入于生产环节. 但这相当于向未来贷款, 那么到了一定的时间点, 这些成本还是需要补偿回来的. 如果经济发展速度很快, 那么就可以在未来用更少的代价补偿, 但反之就很麻烦了.
“三农问题”及解决办法
由于农村改革的成功, 中国政府把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从1985年开始推向城市, 带来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但是到了90年代末, “三农问题”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高度重视的问题. 对”三农问题”的一般说法是”农村真穷, 农民真苦, 农业真危险”, 然而仔细分析起来, 这三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纳为一个, 就是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问题.
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 农业生产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6.2%. 这个速度从实证的角度无论横向与纵向比较都是相当高的. 从理论上看有一个简单的规律可以参考: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能够长期维持3%的增长, 就是很可喜的成绩. 这个数字计算的根据是, 一般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不超过2%, 因为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相当小, 有的接近于0, 所以农业增长只要比人口增长高出一个百分点, 基本上就能够满足国内需求.
所谓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相当小, 是说随着收入的增长, 对于农产品的需求增长很小. 因为一个人需要的食物是有上限的, 在吃饱的情况下, 收入增加也不会导致对农产品的需求近一步同幅度的增加.
在解决农村问题、提高农民收入上的思路有过几次变化. 第一次变化是在五六十年代, 当时农村发展最强调的是改变基础设施、提供灌溉. 农业生产有了灌溉设施以后, 抗旱、抗涝的能力就会增强, 产量也能够增加. 但是, 从实际的情况来看, 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对增产、稳产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是, 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并不显著.
生产变得稳定的, 但是产量增加后需求没有增加, 那么只会导致价格下降, 最后就是增产不增收.
想要提高价格, 要么增加需求, 要么减少供给. 但是需求基本和人口数量相关, 不可能大量增加, 因此只能考虑减少农民数量. 农民工进城打工也就变成很正常的事情了.
从国际经验来看, 我们知道美国的农民收入与城市人口收入差距不大, 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农民数量的减少. 1870年美国的劳动力中有51%是农民, 现在只剩下2%. 绝大多数的农民都转移到了非农产业中去, 余下的农民才有办法增产又增收. 同样, 日本1870年时有70%的劳动力都是农民, 到1950年时这个比重还有48%, 到1980年时农村劳动力为10.5%, 到了2000年就只剩下3.9%
中国对于粮食问题历来都非常重视, 截止2022年公开数据, 第一产业占比依然达到大约22%, 我无法想象占比只有2%是什么样子.
就中国现有情况来看,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的问题还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中国土地面积辽阔, 各地比较优势均不相同. 东部总体上比较适合发展制造业. 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相比自然条件要好一些, 雨水和土地较多, 所以中部地区适合农业生产, 而西部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东部地区多发展制造业, 中部地区多发展农业, 西部地区多开发与自然资源相关的产业, 然后, 各地的产品在全国统一的市场上进行交换, 将有利于各个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
如果有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 那么东部就可以逐渐减少农业生产, 改从中部购买粮食, 这样一方面东部可以集中力量发展制造业, 另一方面对于中部农产品生产来说, 现在需求增加, 价格就会上涨, 东部制造业的发展就变成了拉动中部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驱动力. 同样的道理, 东部发展越快, 从西部购买的资源也就越多, 资源价格越高, 西部居民的收入就会越高.
要想富先修路, 相互贸易会促进要素价格均衡, 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第七讲 城市改革及遗留问题
我国城市工业部门中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结构不平衡 工业部门呈现出结构性的不平衡, 主要表现在经济中存在着很多短缺. 一方面是本来就短缺的东西更容易短缺, 另一方面是在某些物资短缺的状况下还存在着很多产品过剩.
协调问题 过去资源全部由国家通过计划部门来调配.
低激励 原来的国有企业中, “大锅饭、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 激励机制非常不明显, 工人工作的积极性普遍很低, 由此导致企业的效率也非常低下.
改革后的解决方式
首先, 在结构调整上仍然依靠中央的投资来调整农轻重的比例. 1978年在农业上的投资占整个政府部门投资的比重是11%,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议把对农业的投资比重提高到18%. 这种调整方式跟过去一样, 效果也就没什么不同.
其次, 在协调方面, 下放权力给各个省, 变条成块. 各省分管以后, 各个地方都抢着去投资, 一时间经济发展快速, 但紧接着就出现了物资短缺. 在价格逐步放开的情况下, 会导致比较高的通货膨胀. 鉴于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的恶果, 政府对通货膨胀比较敏感. 当通货膨胀一出现时, 中央就开始治理整顿, 砍投资、砍项目. 通货膨胀一放缓, 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跟着放缓. 而当经济增长放慢,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 权力又会被下放以调动积极性. 于是, 从1978年到1996年, 出现了三轮的”放权—通货膨胀—整顿混乱—经济发展缓慢—放权”这样的”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周期循环, 和1978年以前的状况基本一样.
最后, 在激励机制改革当中承认物质利益的作用. 小平同志承认物质利益的重要性, 强调干得好的企业应该跟干得差的企业不一样, 干得好的工人的物质利益、生活水平、工资水平也要跟干得差的工人不一样. 虽然整个改革与以前相比, 差异主要只在这一点, 但是就像庖丁解牛, 虽然是很小的一刀, 却砍中了要害.
利润留成制度
所谓利润留成制度, 就是把一部分的权力和一部分的利润分放给国有企业. 这一制度于1978年开始在四川的4000个企业当中试行. 具体的方法是, 对于盈利企业, 把增加的利润中的12%留给企业. 留给企业的这一部分利润有三种用途:(1)奖励基金, 给工作积极的工人多发奖励；(2)福利基金, 盖宿舍、医院、幼儿园以增加福利；(3)发展基金, 拿来投资, 扩大再生产. 同样, 对于原来亏损的企业, 就把减亏的部分留12%给企业.
但是当这种制度从1979年开始推广到全国以后, 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从微观来看, 企业的积极性确实提高了, 投入产出的效率也提高了, 但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企业交给国家的利税却减少了.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企业监督的问题, 过去不给厂长、经理自主权就是因为很难监督他们. 一方面企业可以谎报经营情况, 比如说一个企业效益提高了100%, 正常情况下企业自己可以留下当中的12%, 但是如果它谎报效益只提高了50%, 那它就可以留下应得的6%和瞒报那50%的全部, 比原来多出很多.
虽然国家计委会派督导去监督企业, 但是由于督导可能会被贿赂, 这样做其实并没有多大效果. 因此, 实行利润留成后, 在国家和企业的博弈中, 国家的收益没得到这项改革所应有的”企业拿小头、国家拿大头”的保障.
承包制
鉴于利润留成所出现的问题和农村推行承包制所取得的成果, 国家从1985年开始在国企推行承包制. 每个企业由厂长经理来负责承包, 同时规定:第一, 企业每年应向国家上交固定的承包费；第二, 如果企业收益高于承包费, 高出部分由国家按照各个企业的不同情况依照一定的比例分配, 有的是大部分都交给国家, 有的则是更多的留给企业.
在试点的时候效果非常好, 但在全国推广以后, 国家的利益同样得不到保障. 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 在承包制下, 企业每年都要上交固定的承包费, 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 这笔承包费的实际购买力就会降低. 第二, 承包合同具有不对称性. 如果企业经营得好, 就按照承包合同上缴利润；如果企业经营亏损, 国家对厂长、经理难以有什么惩罚. 这种”包盈不包亏”的做法诱使有些厂长、经理通过各种看似合法的手段来谋取私利.
只要有获取额外收益的空间, 那么就总有人要尝试一下
明晰产权
当时理论界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明晰产权, 使所有者归位, 根据企业的规模有两种解决方式. 对于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私有化；对于大型企业, 则引进现代企业制度, 在企业里成立董事会代表所有者, 成立监事会来监督董事会的决策和厂长经理的运营. 其中, 有一些企业实行股份制, 将一部分股票上市, 并规定股票购买者必须是自然人.
当时的观点认为, 自然人既然拿自己的钱来买股票, 必然会关心股票的保值、增值, 就会监督厂长、经理的行为, 他们的监督会改善企业的治理. 如果这些散户的股票能够增值, 国家作为大股东的股票也会跟着增值, 所以国家可以搭散户的便车.
但是显然从实际情况来看, 散户并不会实现监管的效果, 倒是纯投机的更多了
双轨制
从需求角度来看, 改革前, 各种物质根据计划分配, 在分权让利的改革后, 企业留下新增利润的12%, 为了让留下的利润能够变成真正的收益, 就必须允许企业和工人在计划外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物品. 同样, 从供给角度来看, 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以后, 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多于国家的计划, 也必须让企业能在计划外出售以实现其价值, 企业才会有动力去生产更多的产品.
这样不管是从需求还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讲, 都出现了计划外由市场决定的配置和价格, 因此便形成了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以及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的双轨制.
当一种商品有计划价和市场价两种价格, 市场价高于计划价(两者之间的差价在经济学中叫做”租”), 就会出现很多”寻租”行为, 导致贪污贿赂现象滋生, 引发社会不满情绪出现, 为了消除这些不满情绪, 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资源的计划配置, 由市场根据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价格和配置资源.
扩展: 寻租
“寻租”(Rent-seeking)这个词在中文里是对英文的逐字直译, 但必须警惕的是, 此处的”租”绝非我们日常生活中支付的”房屋租金”或”车辆租金”. 在经济学的专业语境下, “租”特指经济租(Economic Rent), 即实际获得的报酬与生产中所必须付出的最低机会成本之间的超额利润. 这一定义最早脱胎于古典经济学家对”地租”的研究——肥沃土地因天然优势, 其产出收益总会比贫瘠土地多出一截, 这一截不因劳动付出而增加, 纯粹由资源禀赋带来, 因此被称为”租”. 后来, 经济学家将这一概念泛化, 用来指代所有因垄断、特权或制度壁垒而获得的非劳动性超额收益.
理解了”租”的本源, 就能明白”寻租”的本质:它并非指四处寻找房源, 而是指个人或企业利用自身特权、或通过游说、贿赂等手段影响政策制定, 来人为制造稀缺并获取那份”超额利润”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 寻租者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社会财富, 也没有提供与之对等的生产性服务；相反, 他们把本应用于技术革新、质量提升的时间和资本, 耗费在了”如何搞定审批”、”如何争取特殊补贴”或”如何获取独家经营牌照”等非生产性活动上. 换言之, 他们不是在”做大蛋糕”, 而是在”争抢已有的蛋糕”, 并为了抢到更大的份额而先”消耗”掉一部分奶油.
例如当同一批钢材既有低廉的计划内价格(如1000元/吨), 又有高昂的市场价格(如3000元/吨)时, 这每吨2000元的价差就是一笔巨大的”租”. 只要有办法拿到那张计划内的批文, 一转手就能不劳而获地套取差价. 于是, 企业家的精力便从管理工厂转向了”跑部钱进”, 官员手中的审批权则成了变现的工具. 这种行为的直接后果是滋生贪污贿赂, 让有门路者攫取暴利, 而普通民众却被迫承受高昂的市场价, 引发强烈的分配不公与民怨.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 寻租行为会造成社会整体的”无谓损失”——企业为寻租而投入的金钱、时间与关系成本, 都是被白白浪费的社会资源.
因此, 经济学界普遍将”寻租”视为一种”负和博弈”. 它不仅扭曲了市场信号的传递, 让资源无法流向效率最高的生产者, 还破坏了社会的激励机制.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 只要人为的”价差”或”特权准入”存在, 寻租的诱惑就永远无法被单一的道德教化或严刑峻法所根除. 正因如此, 林毅夫先生才会在书中给出那个看似决绝、实则治本的药方:**放弃资源的计划配置, 放开价格管制, 让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当所有钢材都只能卖一个统一的市场价时, 那2000元的”租”便会自然消亡, 没有差价可图, 寻租行为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资源才能重新回归到以创新和效率为核心的生产性轨道上来.
第八讲 国有企业改革
从1983年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贷款之后, 国有企业一直依靠着低息贷款生存, 银行贷款中有70%以上都是贷给了国有企业, 因为没有这些贷款国有企业就无法生存, 所以这实际上是政策性的贷款. 国有企业在拿到贷款以后, 可能会因经营效益不好而还不了账, 于是这种欠账就变成了呆账、坏账, 银行的呆坏账比率因而持续高居不下. 如果按照上述的思路给银行一个决定权, 让银行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好坏来决定是否贷款, 那样就可以有效地抑制呆坏账的增加, 但同时也会导致众多国有企业的倒闭. 因此, 银行要实行放开利率的改革就只有在国有企业效率提高以后才有可能.
股票市场在成立之初的定位也是考虑要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 当时大家普遍认为股票市场是解决公司治理和产权结构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 但是, 上市的国有企业大多是在竞争的市场中没办法赚钱的企业, 上市是以比较低的价格拿到资金的一种手段, 所以, 很多国有企业把上市融资当成了赚钱的机会. 上市的国有企业不能实现盈利, 没法分红, 拿到不分红的股票就像赌场里不生息的筹码, 只能起到交易的作用. 所以, 持有股票却没有分红, 必然只能靠股票市场的投机来获利, 造成股市换手率高和大涨大跌的现象.
在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我们所看到的贪污腐败现象远远多于其他任何时候, 原因就在于政府的权力过大. 首先, 政府管制着市场准入, 使市场不是完全的自由竞争, 而是存在垄断利润, 垄断利润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寻租和贪污腐败的出现. 其次, 如果把政府管制的物品价格人为地压到市场价格以下, 那么就会出现市场价格与政府管制价格之间的差价, 从而产生寻租的机会. 这是现在所看到贪污腐败存在的最主要根源.
国有企业的问题和出路
一些理论认为, 只有私有化才是解决大型国有企业问题的唯一出路, 但是这一理论假定的前提是作为所有者的老板和作为经营者的管理人员是合在一起的. 这在中小型企业是可行的, 但对于大型国有企业, 无论是董事长还是总经理, 都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股东即使有资金注入, 也不会有任何一个股东愿意独自来管理这个企业, 因为管理的效率提高后他只能获得利润增加的一小部分而已.
一家大型企业的股东可能会有很多, 但管理层的人数却是有限的. 如果让大股东去管理企业, 则可能出现大股东侵犯小股东权利的情况. 一个大股东的股份只是一个大企业全部股权的一小部分, 如果参加经营的大股东把企业的盈利转移走, 转移到一家完全由他自己私人拥有的企业, 那么他就可以从中获得企业绝大多数的利润.
还有一种方法是请内部审计人员或外部审计公司对企业的情况进行监督, 但这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因为无论是外部的审计公司还是内部的审计人员都是由经理雇用的, 如果审计公司制造的是虚假信息, 小股民就难以了解公司实际的经营状况.
无解了, 只要规模大了, 人和人之间就无法有效地交换信息了.
从理论上讲, 要解决激励不相容问题, 首先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而解决信息不对称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依靠市场的充分竞争. 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 每个行业每年都会有一个平均利润率, 如果企业的实际利润等于行业的平均利润, 那就可以判定经理人的表现一般；如果企业的实际利润低于行业的平均利润, 那么经理人的能力或操守就有问题；如果企业的实际利润高于行业的平均利润, 那么经理人的能力和操守就应该得到肯定. 根据企业的实际利润和行业平均利润的差额, 可以评价经理人的行为和能力, 就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进而解决激励不相容的问题.
但是前提是要充分竞争. 在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中, 经理人完全可以损害公司的长远利益给自己获取收益
消除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
首先, 在消除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方面, 冗员和养老金这两项负担都必须由国家负责. 政府可以通过员工下岗制度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式, 把企业的社会负担剥离出来. 虽然安排下岗员工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都需要由政府出钱, 但是如果不进行改革, 弥补国有企业亏损所用的钱还是得由政府来出.
其次, 需要剥离企业的战略性负担. 根据国有企业产品的特性, 可以把国有企业分成四类:(1)生产的产品关系到国防安全, 必须自行生产, 只能由财政拨款给予补贴, 并由国家直接监管. (2)产品生产的资本非常密集, 并且拥有庞大的民用市场, 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少资本. 对于这种企业, 可以通过以市场换资金的方式, 到海外上市融资, 或是与外国公司进行合资, 从而直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 克服资本短缺的劣势. (3)产品没有广大的国内民用市场, 但企业有丰富的人力资本. 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在人力资本上的优势实行转产, 生产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 (4)对于在产品、人员、市场方面都没有任何优势的企业, 就只能实行破产. 第一类与第四类的企业数量不多, 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都集中在第二类和第三类.
扩展:国企私有化操作
第一步:界定范围与”合二为一”的产权改制
这里的”私有化”在现实中并不是把企业卖给某个陌生人, 而是首先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 操作上最常见的形式是股份合作制或管理层收购(MBO).
- 内部持股:将企业的净资产折成股份, 卖给厂里的管理层和职工. 因为小国企通常属于劳动密集型, 符合比较优势, 其核心价值在于”人”和”市场”, 所以让”经营者”变成”所有者”, 权力和责任就统一了.
- 零资产或负资产出售:对于效益不好、净资产为零甚至为负的小厂, 政府往往会采用”零价转让”甚至”贴钱出让”, 但条件是承接者必须承担所有在职员工的安置责任.
第二步:处理”人”的问题(历史遗留的核心)
国企私有化最大的”拦路虎”是冗员(离退休职工和下岗职工)的安置与补偿. 在具体操作中, 这部分费用并不完全由政府财政拨款, 而是从企业的自有资产中”切”出来. 操作上叫工龄买断:
- 根据职工工龄长短, 从企业总资产中划出一部分现金或等值资产, 作为一次性安置费支付给职工, 解除其国企职工身份(即”身份置换”).
- 这部分钱在改制时必须优先预留, 否则改制方案不会被职工代表大会通过.
第三步:土地置换填补资金缺口
小国企大多地处市中心繁华地段, 而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 工业用地的价格远低于商业或住宅用地. 具体操作手法如下:
政府首先将这块地由”工业划拨用地”变更为”商业/住宅出让用地”. 这块地的市场价值(因为经济规模增长了十多倍, 地价暴涨)远高于账面价值. 改制时, 不直接卖掉机器设备, 而是用这块大幅增值的土地来”兜底”.
- 路径A(异地搬迁):企业搬到郊区, 把市中心的旧厂区卖给房地产开发商. 卖地所得的巨额资金, 一部分用来支付”工龄买断”补偿金, 一部分偿还银行旧债, 剩下的作为新公司的启动资金.
- 路径B(作价入股):土地不卖, 但按市场评估价折算成股份, 充入改制后的新企业资产中. 这样新企业账面资产变厚, 有了抵押物能获得贷款, 同时那些”历史欠账”(如拖欠的养老金)也能从这笔增值收益中一次性清偿.
别人买地是投资, 你买地是投资嘛? 你要不是投资, 那你就是代价.
第十讲 中国的增长是否真实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通货紧缩是物价水平不断下降的一种经济现象, 中国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 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通货紧缩. 按照国外的经验, 通货紧缩一般都伴随着经济的零增长或负增长, 但中国在通货紧缩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年均7.8%, 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
通货紧缩的可能原因无外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需求突然下降, 一个是供给突然增加. 以国外的经验, 通货紧缩一般的原因都是需求突然下降, 这主要与经济泡沫有关.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居民很少将钱放在银行, 一般都是买股票或是投资房地产. 当股票或房地产市场泡沫很大的时候, 普通人以名义货币衡量都会觉得自己很有钱. 这种心态导致了财富效应, 人们的消费需求大幅增加. 在大多数经济当中, 国内生产主要是满足国内需求.
等到泡沫破灭, 很多人的财富一下子就消失了, 相反的财富效应会导致消费需求大幅下滑, 原本为了满足上涨的消费需求而扩大的生产能力变得过剩, 投资随之减少. 消费与投资的共同减少会导致需求不足, 物价普遍下降, 国民经济疲软, 因此会出现经济的零增长或是负增长.
反观中国的情况, 从通货紧缩开始发生的1998年一直往后, 既没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灭也没有股票市场的泡沫破灭.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通货紧缩, 原因只能是供给的突然增加. 1998年通货紧缩之前连续五年的投资增长实际上是从1992年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开始的. 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就必须由投资来进行推动. 五年来不仅国内企业受到”南方讲话”精神的感召快速地增加投资, 而且外国企业也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力度.
通货紧缩的后果
生产能力过剩就意味着物价普遍下跌, 企业作为供给者盈利下降、亏损增加, 同时工厂里出现大量的产品积压, 因此开工严重缩减, 所需劳动力数量也会减少, 这就直接引发了就业问题. 此外, 如果企业普遍亏损, 那么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也会增加.
一般来说, 解决通货紧缩问题政府有两个手段可以使用:一个是货币政策, 一个是财政政策. 所谓的货币政策就是靠政府增加或者减少货币供给来影响市场的利率. 在正常状况下降低利率的确会起到刺激需求上升的作用, 但在通货紧缩时期, 这样的货币政策往往很难适用. 首先, 即使利率降低为零, 但只要借钱要还, 当社会已经全面出现生产能力过剩, 投资的意愿也很难得到提升. 其次, 如果储蓄的利率降低, 正常情况下的确会增加当前消费, 但现在由于企业的开工状况不好, 工人的收入得不到保证, 即使消费意愿可能会有所提高, 消费能力也会因收入水平的制约大大下降.
所以在这个时候, 基本上可以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但相反地, 如果是通货膨胀, 那么货币政策对于抑制投资和消费就比较有效.
财政政策或是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由政府直接进行投资和建设, 或是通过转移支付增加一般老百姓的收入来鼓励消费. 但是这种做法也会有一些问题, 如果依靠政府的财政赤字来刺激需求, 那么国债的积累就会非常快.
日本依然是良好的学习样本, 为了刺激需求, 国债大幅度增加
例如美国在1929年出现了经济大萧条, 经济大萧条本身也是通货紧缩. 当时纽约股票市场泡沫破灭, 突然间所有的财富都蒸发掉了, 每个人都变得很穷, 很穷的结果就是消费减少, 消费减少导致生产能力过剩, 随后物价不断下降, 投资不断减少, 然后消费信心继续下降, 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期间虽然有”罗斯福新政”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 兴建了一些基础设施, 但是后来的学者研究普遍认为, 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帮助其实微乎其微, 真正帮助美国在1941年走出通货紧缩的是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时的财政赤字可以无限大, 以此才走出了通货紧缩.
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 有很多需求愿望和支付能力可能会因为体制性、政策性或结构性等一系列原因而实现不了, 这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中消费和投资方面的原因各占一半. 如果能够把体制性或政策性的障碍消除, 已经积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存量需求就会像水库里的水一样, 一旦水库的闸门打开, 就会迅速地被释放出来, 把存量生产能力消化掉.
很难评价这些政策, 为了消耗掉供给, 反而需要人为的找需求. 求着别的买东西, 那永远都赚不到钱.
第一个存量需求是外国企业的投资需求. 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 中国国内市场巨大, 这对外资企业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但是中国政府对外资的进入一直有很多限制. 第二个存量需求是私人企业的投资需求. 第三个存量需求是城市里的消费需求. 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存量需求就目前来说应该是农村里的消费需求. 上面所讲的三个存量需求基本在2002年的时候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消费贷款的放开已基本得到满足. 但以农村的情况看, 2002年我国的农业人口比重仍高达57%, 但是农村的消费水平与城市比较起来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总不能每次都靠农村解决需求问题吧, 下一次要怎么办呢?
要想真正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 并避免”三农问题”进一步扩大, 就只有启动存量需求来消化过剩的产能, 目前我国最大的存量需求是在农村, 因此现阶段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既是改善农村生活生产环境、缩小城乡差距的必要措施, 也是刺激农村需求增长、消除产能过剩和农村劳动力流动障碍、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 可谓意义重大.
政府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来提升农村生活环境, 从而释放农村的需求, 消耗存量的库存.
置身事内
第一章 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中国的五级政府管理体系:中央—省—市—县区—乡镇. 这一体系从历史上的”中央—省—郡县”三级体系演变而来. 现实情况当然远比简化的”五级”复杂. 比如, 同样都是地级市, 省会城市与一般城市的政治地位与经济资源完全不同.
体制特点
**中央与地方政府. **央地关系历来是研究很多重大问题的主线. 一方面, 维持大一统的国家必然要求维护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另一方面, 中国之大又决定了政治体系的日常运作要以地方政府为主.
**党和政府. **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是政治生活的主题. 简单说来, 党负责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 政府负责执行, 但二者在组织上紧密交织、人员上高度重叠, 很难严格区分. 地方经济发展依托地方政府. 地方党委书记实质上依然是地方官, 权力通常无法超越本地. 制约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因素, 也制约着各级党委的分工. 比如, 信息沟通既是困扰上下级政府的难题, 也是困扰上下级党委的难题. 地方经济事务由政府部门推动和执行. 虽然各部门都由党委领导, 但地方上并无常设的专职党委机构来领导日常经济工作.
**条块分割, 多重领导. **我国政治体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层层复制”:中央的主要政治架构, 即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 省、市、县三级都完全复制, 即所谓”四套班子”. 中央政府的主要部委, 除外交部等个别例外, 在各级政府中均有对应部门, 比如中央政府有财政部、省政府有财政厅、市县政府有财政局等. 这种从上到下的部门垂直关系, 被称为”条条”, 而横向的以行政区划为界的政府, 被称为”块块”. 大多数地方部门都要同时接受”条条”和”块块”的双重领导. 拿县教育局来说, 既要接受市教育局的指导, 又要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通常情况下, “条条”关系是业务关系, “块块”关系才是领导关系, 因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可以决定人事任免.
**上级领导与协调. **在复杂的行政体系中, 权力高度分散在各部门, 往往没有清晰的法律界限, 所以一旦涉及跨部门或跨地区事务, 办起来就比较复杂, 常常理不清头绪, 甚至面对相互矛盾的信息. 部门之间也存在互相扯皮的问题, 某件事只要有一个部门反对, 就不容易办成.
外部性与规模经济
地方政府权力的范围和边界, 由行政区划决定. 我国实行”属地管理”, 地方事权与行政区划密不可分. 影响行政区划的首要因素是”外部性”. 若此事只影响本地, 没有外部性, 就该由本地全权处理；若还影响其他地方, 那上级就该出面协调. 比如市里建个小学, 只招收本市学生, 那市里就可以做决定. 但如果本市工厂污染了其他城市, 那排污就不能只由本市说了算, 需要省里协调.
信息与权力
我国政府各层级之间的职能基本同构, 上级领导下级. 原则上, 上级对下级的各项工作都有最终决策权, 可以推翻下级所有决定. 但上级不可能掌握和处理所有信息, 所以很多事务实际上由下级全权处理. 即使上级想干预, 常常也不得不依赖下级提供的信息. 比如上级视察工作, 都要听取下级汇报, 内容是否可靠, 上级不见得知道. 如果上级没有独立的信息来源, 就可能被下级牵着鼻子走.
获取和传递信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 上级要不断向下传达, 下级要不断向上汇报, 平级要不断沟通, 所以体制内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山会海”. 作为信息载体的文件和会议也成了权力的载体之一, 而一套复杂的文件和会议制度就成了权力运作不可或缺的部分.
倒也不见得真的存在什么复杂而有效的会议制度. 一旦变成复杂系统, 就没有什么完美解决方案了.
如果一方想做的事, 另一方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好, 就叫激励相容. 政府内部不仅要求上下级间激励相容, 也要求工作目标和官员自身利益之间激励相容.
招商引资
地方政府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 它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 这一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招商引资不仅是招商局的部门职能, 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务, 是需要调动所有资源和手段去实现的目标.
政府实际承担的任务并不局限于主流经济学强调的”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范围
要招商, 就要有工业园区或产业园区, 这涉及土地开发、产业规划、项目运作等一系列工作. 地方政府是城市土地的所有者, 为了招商引资发展经济, 会把工业用地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转让给企业使用, 并负责对土地进行一系列初期开发, 比如”七通一平”(通电、通路、通暖、通气、给水、排水、通信, 以及平整场地).
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 地方通常会给予很多金融支持. 比如以政府控制的投资平台入股, 调动本地国企参与投资, 通过各种方式协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等等. 地方政府还可以为企业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 补贴方式五花八门, 比如研发补贴和出口补贴等. 常见的税收优惠如企业所得税的”三免三减半”, 即对新开业企业头三年免征所得税, 之后三年减半征收. 还有一些针对个人的税收优惠政策. 比如对于规模很大的企业, 地方政府常常对部分高管的个人收入所得税进行返还. 对企业高管或特殊人才, 若有需要, 地方政府也会帮助安排子女入学、家人就医等.
创造就业是地方经济工作的重点, 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条件. 对新设的大中型企业, 地方政府会提供很多招工服务, 比如协助建设职工宿舍、提供公共交通服务等. 大多数城市还对高学历人才实行生活或住房补贴.
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 政策上一直以来都是向生产端倾斜的, 因此一旦用力过猛, 供给侧就爆了, 并引发一系列问题.
第二章 财税与政府行为
要真正理解政府行为, 必然要了解财税. 道理很朴素:办事要花钱, 如果没钱, 话说得再好听也难以落实. 要想把握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动向, 不能光读文件, 还要看政府资金的流向和数量, 所以财政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不仅要看一个人怎么说, 还要看一个人怎么做, 而且往往后者才是真实的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特点, 非”承包”莫属:农村搞土地承包, 城市搞企业承包, 政府搞财政承包. 我国的基本国策决定了不能对所有权做出根本性变革, 只能对使用权和经营权实行承包制, 以提高工作积极性. 财政承包始于1980年, 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对收入和支出进行包干, 地方可以留下一部分增收.
既然是承包, 当然要根据地方实际来确定承包形式和分账比例, 所以财政包干形式五花八门, 各地不同. 比较流行的一种是”收入递增包干”. 以1988年的北京为例, 是以1987年的财政收入为基数, 设定一个固定的年收入增长率4%, 超过4%的增收部分都归北京, 没超过的部分则和中央五五分成.
广东的包干形式更简单, 1988年上解中央14亿元, 以后每年在此基础上递增9%, 剩余的都归自己. 1988年, 广东预算收入108亿元, 上解的14亿元不过只占13%. 而且广东预算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9%, 上解负担实际上越来越轻. 上海实行”定额上解”, 每年雷打不动上缴中央105亿元. 1988年, 上海的预算收入是162亿元, 上解105亿元, 占比65%, 财政压力很大.
财政承包制下, 交完了中央的, 剩下的都是地方自己的, 因此地方有动力扩大税收来源, 大力发展经济. 企业只要开工生产, 不管盈利与否都得交增值税, 规模越大缴税越多, 所以县政府有很强的动力做大、做多乡镇企业.
有人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源就是增值税导致的天然向生产端倾斜, 这说的很对.
财政包干造成了”两个比重”不断降低: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而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低. 不仅中央变得越来越穷, 财政整体也越来越穷. 中央占比降低很容易理解. 地方经济增长快, 20世纪80年代物价涨得也快.
至于预算总收入占GDP比重不断降低, 原因则比较复杂. 一方面, 央地分成比例每隔几年就要重新谈判一次, 若地方税收收入增长很快, 下次谈判时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 落得一个更高的上缴基数和更吃亏的分成比例, 地方政府有意不让预算收入增长太快. 另一方面, 这也跟当时盛行的预算外收入有关. 如果给企业减免税, “藏富于企业”, 再通过其他诸如行政收费、集资、摊派、赞助等手段收一些回来, 就可以避免和中央分成, 变成可以完全自由支配的预算外收入. 地方政府因此经常给本地企业违规减税, 企业偷税漏税也非常普遍, 税收收入自然上不去, 但预算外收入却迅猛增长.
只要有漏洞可以钻, 那么就一定会钻漏洞. 要解决问题只能从制度上抹除钻漏洞的空间
分税制改革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为三类: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 同时分设国税、地税两套机构, 与地方财政部门脱钩, 省以下税务机关以垂直管理为主, 由上级税务机构负责管理人员和工资. 这种设置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干扰, 保障中央税收收入
分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的税种是增值税, 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4. 改革之前, 增值税(即产品税)是最大的地方税, 改革后变成共享税, 中央拿走75%, 留给地方25%. 为防止地方收入急剧下跌, 中央设立了”税收返还”机制:保证改革后地方增值税收入与改革前一样, 新增部分才和中央分.
分税制改革, 地方阻力很大. 比如在财政包干制下过得很舒服的广东省, 就明确表示不同意分税制. 很多学生不太理解为何谈判如此艰难:只要中央做了决策, 地方不就只有照办的份儿吗？一方面, 经过分税制改革后多年的发展, 今天的中央政府确实要比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更加强势；另一方面, 公众所接触的信息和看到的现象, 大都已经是博弈后的结果, 而缺少社会阅历的学生容易把博弈结果错当成博弈过程.
毕竟政策最后还是要人来执行, 如果不能就目标达成一致, 执行层有100种方式影响政策执行. 一个小团队都需要经常性的对目标对齐, 在国家层面想要做到就更加困难了.
企业所得税是我国的第二大税种, 2018年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3%. 2002年改革之前, 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上缴:中央企业交中央, 地方企业交地方. 地方企业比中央企业多, 所以六成以上的所得税交给了地方. 20世纪90年代, 各地烟厂、酒厂越办越多, 很多地方只抽本地牌子的烟、喝本地牌子的啤酒, 这种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市场, 也不利于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 在2002年的所得税改革中, 除一些特殊央企的所得税归中央外, 所有企业的所得税中央和地方六四分成(仅2002年当年为五五分).
分税制是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根本性改革之一, 也是最为成功的改革之一. 改革扭转了”两个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 改革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为之后应付一系列重大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汶川地震等)奠定了基础, 也保障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如国企改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分税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
土地财政
分税制并没有改变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 却减少了其手头可支配的财政资源. 虽然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可以填补预算内收支缺口, 但发展经济所需的诸多额外支出, 比如招商引资和土地开发等, 就需要另筹资金了. 一方面, 地方可以努力增加税收规模. 虽然需要和中央分成, 但蛋糕做大后, 自己分得的收入总量也会增加. 另一方面, 地方可以增加预算外收入,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围绕土地出让和开发所产生的”土地财政”.
改革前, 企业的大多数税收按隶属关系上缴, 改革后则变成了在所在地上缴, 这自然会刺激地方政府招商引资. 地方政府尤其青睐重资产的制造业, 一是因为投资规模大, 对GDP的拉动作用明显；二是因为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 跟生产规模直接挂钩；三是因为制造业不仅可以吸纳从农业部门转移出的低技能劳动力, 也可以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增加相关税收.
因为绝大多数税收征收自企业, 且多在生产环节征收, 所以地方政府重视企业而相对轻视民生, 重视生产而相对轻视消费. 因为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 所以地方政府更加关心企业所在地而不是消费者所在地. 这种倚重生产的税制, 刺激了各地竞相投资制造业、上马大项目, 推动了制造业迅猛发展, 加之充足高效的劳动力资源和全球产业链重整等内外因素, 我国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就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当然, 这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比如说, 地方为争夺税收和大工业项目, 不惜放松环保监督, 损害了生态环境, 推高了过剩产能. 2007—2014年, 地方政府的工业税收收入中, 一半来自过剩产能行业. 而在那些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 工业污染水平也普遍较高.
不仅九成的税收征收自企业, 税收之外的其他政府收入基本也都征收自企业, 比如土地转让费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 社保费中个人缴纳的比例也低于企业缴纳的比例. 所以在分税制改革后的头些年, 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向招商引资倾斜(如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补贴等), 而民生支出(教育、医疗、环保等)相对不足.
1998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城市土地的真正价值才开始显现. 第一是单位停止福利分房, 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商品房和房地产时代的大幕拉开. 1997—2002年, 城镇住宅新开工面积年均增速为26%, 五年增长了近4倍. 第二是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开始实施, 基本上锁死了农村集体土地的非农建设通道, 规定了农地要想转为建设用地, 必须经过征地后变成国有土地, 这也就确立了城市政府对土地建设的垄断权力.
当时的土地转让过程相当不透明, 基本靠开发商各显神通. 比如有些开发商趁着国有企业改革, 拿到了企业出让的土地, 再从城市规划部门取得开发许可, 只需支付国家规定的少量土地出让金, 就可以搞房地产开发. 这是个转手就能发家致富的买卖, 其中的腐败可想而知.
经典政策扭曲价格, 只要有额外的获利空间, 那么马上就要开始腐败了. 这也是林毅夫之前反复讨论过的”寻租”操作
2002年, 国土部明确四类经营用地(商业、旅游、娱乐、房地产)采用”招拍挂”制度. 于是各地政府开始大量征收农民土地然后有偿转让, 土地财政开始膨胀. 土地出让收入从2001年开始激增, 2003年就已经达到了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55%.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在财政和信贷政策的共同刺激之下, 土地转让收入再上一个台阶, 2010年达到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68%. 最近两年这一比重虽有所下降, 但土地转让收入的绝对数额还在上涨, 2018年达到62 910亿元, 比2010年高2.3倍. “
所谓”土地财政”, 不仅包括巨额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 还包括与土地使用和开发有关的各种税收收入. 其中大部分税收的税基是土地的价值而非面积, 所以税收随着土地升值而猛增. 这些税收分为两类, 一类是”是直接和土地相关的税收, 主要是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 其收入百分之百归属地方政府. 2018年, 这四类税收共计15 081亿元, 占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15%, 相当可观. 另一类税收则和房地产开发和建筑企业有关, 主要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2018年, 这两种税收中归属地方的部分(增值税五成, 所得税四成)占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9%. (20)若把这些税收与土地转让收入加起来算作”土地财政”的总收入, 2018年”土地财政”收入相当于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89%, 是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
日本地方政府的核心税收是固定资产税, 其占比大概也有40%~50%. 不过日本地方政府收取的各类税中上交中央的比例没有那么高, 类似于个人所得税的个人住民税也有超过30%的占比. 但不管怎么收取税, 它们要么来自资产, 要么来自人. 来自人的税收少了, 那么来自资产的税收就要增多.
土地转让虽然能带来收入, 但地方政府也要负担相关支出, 包括征地拆迁补偿和”七通一平”等基础性土地开发支出. 从近几年的数字看, 跟土地转让有关的支出总体与收入相当, 有时甚至比收入还高. 当然地方政府本来也不是靠卖地赚钱, 它真正要的是土地开发之后吸引来的工商业经济活动.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就要分析每一次土地转让的收益. 如果卖土地赚不到钱, 后续又无法拉动经济发展, 那么就是在一个事情上亏两次. 土地财政这种模式本质上也还是在特定事情下的一波红利, 有人愿意花钱买房子和土地, 愿意在这里消费才能维持. 后续人口减少必然会导致更加的入不敷出了, 到那个时候也就不得不改革了.
从时间点上看, 大规模的土地财政收入始于21世纪初. 2001年所得税改革后, 中央财政进一步集权, 拿走了企业所得税的六成. 从那以后,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方式就从之前的”工业化”变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两手抓:一方面继续低价供应大量工业用地, 招商引资；另一方面限制商住用地供给, 从不断攀升的地价中赚取土地垄断收益. 这些年出让的城市土地中, 工业用地面积约占一半, 但出让价格极低:2000年每平方米是444元, 2018年是820元, 只涨了85%. 而商业用地价格增长了4.6倍, 住宅用地价格更是猛增了7.4倍.
所以商住用地虽然面积上只占出让土地的一半, 但贡献了几乎所有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 因此”土地财政”的实质是”房地产财政”. 一方面, 各地都补贴工业用地, 大力招商引资, 推动了制造业迅猛发展；另一方面,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大量新增人口涌入经济发达地区, 而这些地方的住宅用地供给却不足, 房价自然飞涨, 带动地价飞涨, 土地拍卖的天价”地王”频出. 虽说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都由地方政府垄断, 但工业企业可以落地的地方很多, 所以在招商引资竞争中地方政府很难抬高地价. 商住用地则不同, 主要服务本地居民, 土地供应方的垄断力量更强, 更容易抬高地价.
土地的资本化运作, 本质是把未来的收益抵押到今天去借钱, 如果借来的钱投资质量很高, 转化成了有价值的资产和未来更高的收入, 那债务就不是大问题. 但地方官员任期有限, 难免会催生短视行为, 寅吃卯粮, 过度借债去搞大项目, 搞”面子工程”, 功是留在当代了, 利是不是有千秋, 就是下任领导的事了. 如此一来, 投资质量下降, 收益不高, 债务负担就越来越重.
只要可以不承担责任, 那么一定会选择不承担责任. 这一点在金融领域已经见过太多次了.
虽然各地都有动力调配好手中的土地资源, 平衡工业和商住用地供给, 但在全国范围内, 土地资源和建设用地分配却很难优化. 地区间虽然搞竞争, 但用地指标不能跨省流动到效率更高的地区. 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经济突飞猛进, 人口大量涌入, 却没有足够的建设用地指标, 工业和人口容量都遭遇了人为的限制. 寸土寸金的上海, 却保留着289.6万亩农田(2020年的数字), 可以说相当不经济. 同时, 中西部却有大量闲置甚至荒废的产业园区.
不过讲道理, 我觉得城市范围是有边界的, 就算上海可以无限制摊大饼, 真的变成上班要坐高铁, 那也没什么意义了.
第三章 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它不会移动也不会消失, 天然适合做抵押, 做各种资本交易的压舱标的, 身价自然飙升. 土地资本化的魔力, 在于可以挣脱物理属性, 在抽象的意义上交易承诺和希望, 将过去的储蓄、现在的收入、未来的前途, 统统汇聚和封存在一小片土地上, 使其价值暴增. 由此产生的能量不亚于科技进步, 支撑起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大投资. 经济发展的奥秘之一, 正是把有形资产转变成为这种抽象资本, 从而聚合跨越空间和时间的资源.
有趣的观点, 土地的价值在于其未来的价值.
实业投资要比金融投资复杂得多, 除了考虑时间、利率、风险等基本要素之外, 还要处理现实中的种种复杂情况. 实业投资通常是个连续的过程, 需要不断投入, 每个阶段打交道的对象不同, 所需的专业和资源不同, 要处理的事务和关系也不同. 任一阶段出了纰漏, 都会影响整个项目.
我国政府不但拥有城市土地, 也掌控着金融系统, 自然会以各种方式参与实业投资, 不可能置身事外. 法律规定, 地方政府不能从银行贷款, 2015年之前也不允许发行债券, 所以政府要想借钱投资, 需要成立专门的公司. 这类公司大都是国有独资企业, 一般统称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这些公司的正式名称可不是”融资平台”, 而大都有”建设投资”或”投资开发”等字样, 突出自身的投资功能, 因此也常被统称为”城投公司”.
成都文旅集团具有政府融资平台类公司的典型特征. 第一, 它持有从政府取得的大量土地使用权. 这些资产价值不菲, 再加上公司的运营收入和政府补贴, 就可以撬动银行贷款和其他资金, 实现快速扩张. 第二, 盈利状况依赖政府补贴. 第三, 政府的隐性担保可以让企业大量借款. 银行对成都文旅集团的授信额度为176亿元, 而文旅集团发行的债券, 评级也是AA+.
大多数融资平台的主业不是旅游开发, 而是工业园区开发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兆润集团(全称”苏州工业园区兆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是一家典型的融资平台公司. 这家国有企业由园区管委会持有100%股权, 2019年注册资本169亿元, 主营业务是典型的”土地金融”:管委会把土地以资本形式直接注入兆润, 由它做拆迁及”九通一平”等基础开发, 将”生地”变成可供使用的”熟地”, 再由管委会回购, 在土地市场上以招拍挂等形式出让, 卖给中新集团这样的企业去招商和运营. 兆润集团可以用政府注入的土地去抵押贷款, 或用未来土地出让受益权去质押贷款, 还可以发债, 而还款来源就是管委会回购土地时支付的转让费及各种财政补贴.
而在很多中西部市县, 招商就困难多了. 地理位置不好,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政府财力和人力都有限, 除了一些土地, 没什么家底. 因此有些地方干脆就划一片地出来, 完全依托民营企业来开发产业园区, 甚至连招商引资也一并委托给这些企业. 这类民企的代表是华夏幸福, 这家上市公司的核心经营模式是所谓的”产城结合”, 即同时开发产业园区和房地产. 简单来说, 政府划一大片土地给华夏幸福, 既有工业用地, 也有商住用地, 面积很大, 常以”平方公里”为度量单位. 华夏幸福不仅负责拆迁和平整, 也负责二级开发.
政府”亏本”招商引资, 图的是税收和就业, 可作为民企的华夏幸福, 又能从工业园区发展中得到什么呢？答案是它也可以和政府分享税收收益. 园区内企业缴纳的税收(地方留存部分), 减去园区运营支出, 华夏幸福和政府可按约定比例分成. 按照法律, 政府不能和企业直接分享税收, 但可以购买企业服务, 以产业发展服务费的名义来支付约定的分成.
震惊, 还能有这种操作的. 只要能拉动经济发展并且保证社会稳定, 在地方政府层面可以做任何事情?
政府付费使用私营企业开发建设的基础设施(如产业园区), 不算什么新鲜事. 这种模式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源于海外, 不是中国的发明. 如果非要说中国特色, 可能有二. 第一是项目多, 规模大. 第二个特色是”社会资本”大都不是民营企业, 而是融资平台公司或其他国企.
地方政府债务
随着城市化和商品房改革, 土地价值飙升, 政府不仅靠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支撑起了”土地财政”, 还将未来的土地收益资本化, 从银行和其他渠道借入了天量资金, 利用”土地金融”的巨力, 推动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但同时也积累了大量债务. 这套模式的关键是土地价格. 只要不断地投资和建设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城市就会扩张, 地价就会上涨, 就可以偿还连本带利越滚越多的债务. 可经济增速一旦放缓, 地价下跌, 土地出让收入减少, 累积的债务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 可能压垮融资平台甚至地方政府.
按照这个逻辑, 那么早晚都是要完蛋的,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一直增长. 不尊重牛爵爷只能死路一条.
地方债的爆发始于2008—2009年. 为应对从美国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 我国当时迅速出台”4万亿”计划:中央政府投资1.18万亿元(包括汶川地震重建的财政拨款), 地方政府投资2.82万亿元. 为配合政策落地、帮助地方政府融资, 中央也放宽了对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信贷的限制.
快速猛烈的经济刺激, 对提振急速恶化的经济很有必要, 但大水漫灌的结果必然是泥沙俱下. 财政状况不佳的地方也能大量借钱, 盈利前景堪忧的项目也能大量融资. 短短三五年, 地方政府就积累了天量债务. 直到十年后的今天, 这些债务依然没有完全化解, 还存在不小的风险.
但要想在城市建设开发中引入银行资金, 需要解决三个技术问题. 第一, 需要一个能借款的公司, 因为政府不能直接从银行贷款；第二, 城建开发项目繁复, 包括自来水、道路、公园、防洪, 等等, 有的赚钱, 有的赔钱, 但缺了哪个都不行, 所以不能以单个项目分头借款, 最好捆绑在一起, 以赚钱的项目带动不赚钱的项目；第三, 仅靠财政预算收入不够还债, 要能把跟土地有关的收益用起来.
为解决这三个问题, 城投公司就诞生了. 发明这套模式的是国家开发银行. 1998年,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和安徽芜湖市合作, 把8个城市建设项目捆绑在一起, 放入专门创立的城投公司芜湖建投, 以该公司为单一借款人向国开行借款10.8亿元. 这对当时的芜湖来说是笔大钱, 为城市建设打下了基础. 2002年, 全国开始推行土地”招拍挂”, 政府授权芜湖建投以土地出让收益做质押作为还款保证. 2003年, 在国开行和天津的合作中, 开始允许以土地增值收益作为贷款还款来源. 这些做法后来就成了全国城投公司的标准模式
抵押品的价值占比越来越低, 逐渐从当前的实物变成未来的收益, 贷款也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2008年之前, 国开行是城投公司最主要的贷款来源. 2008年”4万亿”财政金融刺激之后, 各种商业银行包括”工农中建”四大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 才开始大规模贷款给城投公司. 2010年, 在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所有贷款中, 国开行约2万亿元, 四大行2万亿元, 城商行2.2万亿元, 其他股份制银行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合计1万亿元, 城商行已经和国开行、四大行平起平坐.
城商行主要由地方政府控制. 2015年, 七成左右的城商行的第一股东是地方政府. 城商行为融资平台贷款存在两大风险. 其一,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周期长, 需要中长期贷款. 国开行是政策性银行, 有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 适合提供中长期贷款. 但商业银行的资金大都来自短期存款, 与中长期贷款期限不匹配, 容易产生风险. 其二, 四大行的存款来源庞大稳定, 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期限错配. 但城商行的存款来源并不稳定, 自有资本也比较薄弱, 所以经常需要在资本市场上融资, 容易出现风险.
城投公司最主要的融资方式是银行贷款, 其次是发行债券, 即通常所说的城投债. 与贷款相比, 发行债券有两个理论上的好处. 其一, 把债券卖给广大投资者可以分散风险, 而贷款风险都集中在银行系统；其二, 债券可以交易, 价格和利率时时变动, 反映了市场对风险的看法. 高风险债券价格更低, 利率更高. 灵活的价格机制可以把不同风险的债券分配给不同类型的投资者, 提高了配置效率.
有一种银行永远不亏, 而投资人全都是韭菜的感觉
但对城投债来说, 这两个理论上的好处基本都不存在. 第一, 绝大多数城投债都在银行间市场发行, 七八成都被商业银行持有, 流动性差, 风险依然集中在银行系统. 第二, 市场认为城投债有政府隐性担保, 非常安全. 缺钱的地方明明风险不小, 但若发债时提高一点利率, 也会受市场追捧.
作者认为实际情况就是有政府隐性担保, 整体违约率低, 属于是收益高风险低
中外学术界和业界对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做了大量研究, 所估计的地方债务总额在2015年到2017年间约为四五十万亿元, 占GDP的五六成, 其中三四成是隐性负债. 地方债总体水平虽然不低, 但也不算特别高. 就算占GDP六成, 再加上中央政府国债, 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也不足八成. 相比之下, 2018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07%, 日本更是高达237%”
而且我国地方政府借来的钱, 并没有多少用于政府运营性支出, 也没有像一些欧洲国家如希腊那样去支付社会保障, 而主要是投资在了基础设施项目上, 形成了实实在在的资产. 虽然这些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很低, 可能平均不到1%, 但如果”算大账”, 事实上也拉动了GDP, 完善了基础设施, 方便了民众生活, 整体经济与社会效益可能比项目回报率高
但是这只能说是没到完蛋的地步, 真到了希腊这种程度, 基本上也就没救了.
但是债务风险不能只看整体, 因为欠债的不是整体而是个体. 地方债也是一样的道理, 纵向上看, 层级越低的政府负担越重, 风险越高. 县级债务负担远高于省级, 因为县级的经济发展水平更低, 财政收入更少. 横向上看, 中西部的债务负担和风险远高于东部.
地方债的治理与改革
对地方债务的治理始于2010年, 十年间兜兜转转, 除了比较细节的监管措施, 重要的改革大概有四项. 第一项就是债务置换, 简单来说, 债务置换就是用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 替换一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和城投债. 这么做有三个好处. 其一, 利率从之前的7%—8%甚至更高, 降低到了4%左右, 大大减少了利息支出, 缓解了偿付压力. 市场认为这些借款风险很低, 但利率却高达7%—8%, 银行(既是贷款主体, 也是城投债主要买家)当然乐于做大这个低风险高收益的业务, 不愿意冒险借钱给其他企业, 市场平均利率和融资成本也因此被推高. 其二, 与融资平台贷款和城投债相比, 政府公债的期限要长得多. 因为基础设施投资的项目周期也很长, 所以债务置换就为项目建设注入了长期资金, 不用在短期债务到期后屡屡再融资, 降低了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 其三, 至少从理论上说, 政府信用要比融资平台信用更高, 债务置换因此提升了信用级别.
第二项改革是推动融资平台转型, 厘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剥离其为政府融资的功能, 同时破除政府对其形成的”隐性”担保. 第三项改革是约束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 避免大量资金流入融资平台. 这部分监管的难点不在银行本身, 而在各类影子银行业务. 第四项改革就是问责官员, 对过度负债的行为终身追责.
但是追责的问题在于只能处理显而易见的问题, 而大量的操作是难以确认是否违规的, 在进行时也无法有效监管. 但不管怎么说, 这总比完全不用承担责任好很多了.
官员政绩与激励机制
从”胡萝卜”角度看, 经济发展是地方官的主要政绩, 对其声望和升迁有重要影响. 而对广大普通政府工作人员而言, 职务晋升机会虽然很少, 但实际收入与本地财政情况密切相关, 也和本部门、本单位的绩效密切相关, 这些又都取决于本地的经济发展. 从”大棒”角度看, 一方面有党纪国法的监督惩罚体系, 另一方面也有地区间招商引资的激烈竞争. 为防止投资和产业流失, 地方官员需要改善本地营商环境, 提高效率. 若某部门为了部门利益而损害整体营商环境, 或部门间扯皮降低了行政效率, 上级出于政绩考虑也会进行干预.
地方主官任期有限, 要想在任内快速提升经济增长, 往往只能加大投资力度, 上马各种大工程、大项目. 以市委书记和市长为例, 在一个城市的平均任期不过三四年, 而基础设施或工业项目最快也要两三年才能完成, 所以”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又快又猛:上任头两年, 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投资、财政支出往往都会快速上涨. 而全国平均每年都有三成左右的地级市要更换市长或市委书记, 所以各地的投资都热火朝天.
虽然官员的晋升动机与促进经济增长目标之间不冲突, 也对地区经济表现有相当的解释力, 但这种偏重投资的增长模式会造成很多不良后果. 2016年之前, 官员升迁或调任后就无需再对任内的负债负责, 而新官又通常不理旧账, 会继续加大投资, 所以政府债务不断攀升.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 低风险高收益的工业投资项目减少, 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投资的经济效益也在减弱, 继续加大投资会降低经济整体效率, 助推产能过剩. 此外, 出于政绩考虑, 地方官员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常常偏重”看得见”的工程建设, 比如城市道路、桥梁、地铁、绿地等, 相对忽视”看不见”的工程, 比如地下管网.
所以才能有”良心下水道”的说法嘛.
在官员考核和晋升中, 政绩非常重要, 但这不代表人情关系不重要. 人情和业绩之间可能互相促进:业绩突出容易受领导青睐, 而领导支持也有助于做好工作. 但如果某些领导为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影响, 在选人用人中忽视工作业绩, 任人唯亲, 就可能打击下属的积极性. 在这类问题突出的地区, 官僚体系为了约束领导的”任性”, 可能在晋升中搞论资排辈, 因为年龄和工龄客观透明, 不能随便修改. 但如此一来, 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都会降低.
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情, 工作之中还是有大量的东西无法精确衡量, 这些都是人情的空间.
经济学家注重研究有形的”奖惩”, 强调外部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环境, 但其实内心的情感驱动也非常重要. 任何一个组织, 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 都不可能只靠外部奖惩来激励员工. 因此需要使命感、价值观、愿景等种种与内心感受相关的驱动机制. “不忘初心””家国情怀””为人民服务”等, 都是潜在的精神力量.
这确实也是自古以来的经典议题了, 两者都很重要
腐败与反腐败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我国的腐败现象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 腐败与经济高速增长长期并存. 这与”腐败危害经济”这一过度简单化的主流观念冲突, 以腐败为由唱空中国经济的预测屡屡落空. 第二, 随着改革的深入, 政府和市场间关系在不断变化, 腐败形式也在不断变化. 20世纪80年代的腐败案件大多与价格双轨制下的”官倒”和各种”投机倒把”有关；90年代的案件则多与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流失有关；21世纪以来, 与土地开发相关的案件成了主流.
腐败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掠夺式”腐败, 比如对私营企业敲诈勒索、向老百姓索贿、盗用挪用公款等, 这类腐败对经济增长和产权保护极其有害. 随着我国各项制度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各种监督技术的不断进步, 这类腐败已大大减少.
第二类腐败是”官商勾连共同发财式”腐败. 比如官员利用职权把项目批给关系户企业, 而企业不仅要完成项目、为官员贡献政绩, 也要在私下给官员很多好处. 这类腐败发生在招商引资过程中, 而相关投资和建设可以促进经济短期增长, 所以腐败在一段时期内可以和经济增长并存. 但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来看, 这类腐败会带来四大恶果. 其一, 长期偏重投资导致经济结构扭曲, 资本收入占比高而劳动收入占比低, 老百姓收入和消费增长速度偏慢. 其二, 扭曲投资和信贷资源配置, 把大量资金浪费在效益不高的关系户项目上, 推升债务负担和风险. 其三, 权钱交易扩大了贫富差距. 其四, 地方上可能形成利益集团, 不仅可能限制市场竞争, 也可能破坏政治生态, 出现大面积的”塌方式腐败”.
第五章 城市化与不平衡
1980年, 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足两成, 2019年超过了六成. 短短40年, 超过5亿人进了城, 这是不折不扣的城市化奇迹. 但若按户籍论, 2019年的城镇户籍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4%, 比常住人口占比少了16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有超过2亿人虽然常住城镇, 却没有当地户口, 不能完全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如教育), 因为这些服务的供给是按户籍人数来规划的.
房子的价格最终还是取决于需求和供给, 最近几十年的城镇化建设导致了需求的持续增长, 因此才能推动房价上涨. 如果没有这一因素, 单纯依靠政策是无法自我刺激增强的
中国对建设用地指标实行严格管理, 每年的新增指标由中央分配到省, 再由省分配到地方. 这些指标无法跨省交易, 所以即使面对大量人口流入, 东部也无法从西部调剂用地指标. 2003年后的十年间, 为了支持西部大开发并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 用地指标和土地供给不但没有向人口大量流入的东部倾斜, 反而更加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倾斜.
居民债务主要来自买房, 房价越高, 按揭就越高, 债务负担也就越重. 各国房价上涨都是因为供不应求, 一来城市化过程中住房需求不断增加；二来土地和银行按揭的供给都受政治因素影响.
房地产常被称作”经济周期之母”, 根源就在于其内在的供需矛盾:一方面, 银行可以通过按揭创造几乎无限的新购买力；而另一方面, 不可再生的城市土地供给却有限. 这对矛盾常常会导致资产泡沫与破裂的周期循环, 是金融和房地产不稳定的核心矛盾.
房价与居民债务
2008年之后的10年, 我国房价急速上涨, 按揭总量越来越大, 居民债务负担上涨了3倍多. 2019年末,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调查了全国3万余户城镇居民(农民负债率一般较低, 大多没有房贷)的收入和债务情况. 接近六成家庭有负债, 平均债务收入比为1.6, 也就是说债务相当于1.6倍的家庭年收入. 这个负担不低, 接近美国. 2000年, 美国家庭负债收入比约为1.5, 2008全球金融危机前飙升至2.1, 之后回落到1.7左右.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这项调查, 城镇居民2019年的负债中有76%是房贷. 而从资产端看, 城镇居民的主要财产也就是房子. 房产占了家庭资产的近七成, 其中六成是住房, 一成是商铺.
实际上由于将房子作为资产统计, 家庭的资产总量相较于实际可支配的量高出了非常多.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数据, 北京居民的户均总资产(不是净资产, 未扣除房贷和其他负债)是893万元, 上海是807万元, 是新疆(128万元)和吉林(142万元)的六七倍. 这个差距大部分来自房价. 房价上涨也拉大了同城之内的不平等. 房价高的城市房屋空置率往往也高, 一边很多人买不起房, 一边很多房子空置. 如果把房子在内的所有家庭财富(净资产)算在一起的话, 按照上述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数据, 2019年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总财富的49%, 而最穷的40%的人只占有总财富的8%.
房价上涨不仅会增加按揭债务负担, 还会拉大贫富差距, 进而刺激低收入人群举债消费, 这一现象被称为”消费下渗”(trickle-down consumption), 这在发达国家是很普遍的. (17)2014—2017年间, 我国收入最低的50%的人储蓄基本为零甚至为负(入不敷出). 自2015年起, 信用卡、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各种个人消费贷激增.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支付体系运行情况的数据, 2016—2018年这三年, 银行信用卡和借记卡内合计的应偿还信贷余额年均增幅接近30%. 2019年, 信用卡风险浮现, 各家银行纷纷刹车.
居民债务居高不下, 就很难抵御经济衰退, 尤其是房产价格下跌所引发的经济衰退. 低收入人群的财富几乎全部是房产, 其中大部分是欠银行的按揭, 负债率很高, 很容易受到房价下跌的打击. 在2008年美国的房贷危机中, 每4套按揭贷款中就有1套资不抵债, 很多穷人的资产一夜清零. 2007年至2010年, 美国最穷的20%的人, 净资产从平均3万美元下降到几乎为零. 而最富的20%的人, 净资产只下跌了不到10%, 从平均320万美元变成了290万美元, 而且这种下跌非常短暂. 2016年, 随着股市和房市的反弹, 最富的10%的人实际财富(扣除通货膨胀)比危机前还增长了16%. 但收入底部的50%的人, 实际财富被腰斩, 回到了1971年的水平. 40年的积累, 在一场危机后荡然无存.
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杠杆. 杠杆既放大收益也放大损失, 当产生损失时, 由于富人杠杆小而资金多, 因此承受的损失相对更小, 抵抗能力也更强. 而穷人正好相反, 如果爆仓则立刻一无所有. 在价格下降阶段, 富人可以用多余的资金购买优质资产, 从而”抄底”, 在经济复苏后可以获得更多收益, 而穷人已经一无所有, 无法再从中受益.
要想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关键是要平衡人均差距而不是规模差距. 想达到地区间规模的平均是不可能的. 理想的状况是达到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平衡. 而要实现这种均衡, 关键是让劳动力自由流动. 人的收入不仅受限于教育和技能, 也受限于所处环境.
要鼓励更多人进入城市, 尤其是大城市. 因为大城市市场规模大, 分工细, 哪怕低技能的人生产率和收入也更高. 比如城市里一个早点摊儿可能就够养活一家人, 甚至有机会发展成连锁生意. 而在农村, 早餐都在家里吃, 市场需求小, 可能都没有专门做早餐的生意. 正是这些看上去低技能的服务业工作, 支撑着大城市的繁华, 也支撑着所谓”高端人才”的生活质量. 若没有物美价廉的服务, 生活成本会急升.
增加城市中的学校和医院数量, 可能还相对容易些, 增加住房很困难. 大城市不仅土地面积有限, 而且由于对建设用地指标的管制, 就算有土地也盖不了房子. 假如用地指标可以跟着人口流动, 人口流出地的用地指标减少, 人口流入地的指标增多, 就可能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第六章 债务与风险
人们在乐观时往往会低估负债的风险, 过多借债. 当风险出现时, 又会因为债务负担沉重而缺乏腾挪空间, 没办法应对. 就算房价不下跌, 债务负担重的家庭也面临至少三大风险. 一是债务缺乏弹性. 若顺风顺水发了财, 债务不会跟着水涨船高；可一旦倒了霉, 债务也一分不会少. 二是收入变化弹性很很大. 影响个人收入的因素数之不尽. 就算不会失业, 收入也不下降, 但只要收入增长缓慢或不增长, 对于高负债的家庭就已经构成了风险. 既要还本又要付息, 每个月紧巴巴的”月光”生活, 能挺几年？第三个风险来自家庭支出的变动. 突然有事要用钱怎么办？家里老人生病怎么办？要养孩子怎么办？
2018年末, 我国的债务总量达到了GDP的258%, 已经和美国持平(257%), 超过了德国(173%), 也远高于一些发展中大国, 比如巴西(158%)和印度(123%). 而且我国债务增长的速度快于这些国家, 债务总量在10年间增加了5.5倍. 即便我国经济增长强劲, 同期GDP还增加了2.8倍, 但债务占GDP的比重在10年间还是翻了一番, 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担忧.
此处债务仅包括银行贷款和债券.
第一, 负债率高的经济中, 资产价格的下跌往往迅猛. 若债务太重, 收入不够还本, 甚至不够还息, 就只能变卖资产, 抛售的人多了, 资产价格就会跳水. 第二, 资产价格下跌会引起信贷收缩, 导致资金链断裂. 借债往往需要抵押物(如房产和煤矿), 若抵押物价值跳水, 债权人(通常是银行)坏账就会飙升, 不得不大幅缩减甚至干脆中止新增信贷, 导致债务人借不到钱, 资金链断裂, 业务难以为继.
一个部门的负债对应着另一个部门的资产. 债务累积或”加杠杆”的过程, 就是人与人之间商业往来增加的过程, 会推动经济繁荣. 而债务紧缩或”去杠杆”也就是商业活动减少的过程, 会带来经济衰退. 举例来说, 若房价下跌, 老百姓感觉变穷了, 就会勒紧裤腰带、压缩消费. 东西卖不出去, 企业收入减少, 就难以还债, 债务负担过高的企业就会破产, 银行会出现坏账, 压缩贷款, 哪怕好企业的日子也更紧了. 这个过程中物价和工资会下跌(通货紧缩), 而欠的钱会因为物价下跌变得更值钱了, 实际债务负担就更重了.
资金供给的增加源于金融管制的放松. 一方面, 银行越做越大, 创造的信贷越来越多；另一方面, 金融创新和衍生品层出不穷, 整个金融部门的规模和风险也越滚越大.
可以在回顾一下当年看过的视频, 如何理解经济
2008年至2009年,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我国迅速出台”4万亿”计划, 其中中央政府投资1.18万亿元(包括对汶川地震重建的拨款), 地方政府投资2.82万亿元. 为配合政策落地、帮助地方政府融资, 中央放松了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限制, 同时不断降准降息, 放宽银行信贷. 这些资金找到了基建和房地产两大载体, 相关投资迅猛增加.
“2010年至2011年, 前期刺激下的经济出现过热迹象, 再加上猪肉价格大涨的影响, 通货膨胀抬头, 所以货币政策开始收紧. 到了2011年年中, 欧债危机爆发, 国内制造业陷入困境, 于是央行在2012年又开始降准降息, 并放松了对地方融资平台发债的限制, 城投债于是激增, 净融资额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 “
也是从2012年开始, 以信托贷款为主的”影子银行”(27)开始扩张, 把大量资金引向融资平台, 推动当年基建投资猛涨, 债务负担从2012年起再次加速上涨. 这一时期, 中央开始加强了对房地产行业的控制和监管.
2015年遭遇”股灾”, 前些年投资过度造成的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库存问题也开始凸显. 2015年末,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 美元开始加息, 再加上一系列内外因素, 导致2015—2016年连续两年的大量资本流出,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路贬值, 接近破七. 央行于是连续降准降息, 财政部开始置换地方债(第三章), 中央也放松了对房地产的调控, 全国棚户区改造从实物安置转变为货币化安置, 带动房价进一步上涨.
2016年, 在货币化”棚改”的帮助下, 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告一段落, 中央在年底首次提出”房住不炒”的定位, 全面收紧房地产调控. 2018年上半年, 在连续两年相对宽松的外部条件下, 央行等四部委联合出台”资管新规”, 严控”影子银行”, 试图降低累积多年的金融风险. 信用和资金开始收缩, 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全面暴露.
2018年末, 我国债务总量占比达到GDP的258%:其中居民债务为54%, 政府债务为51%, 非金融企业为154%. 我国居民债务负担接近发达国家, 政府债务负担低于发达国家, 但企业债务负担远高于发达国家. 2018年, 美国和德国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5%和58%, 但我国高达154%. 原因之一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 企业融资以债务尤其是银行贷款为主, 股权融资占比很低.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区别, 因此企业负债比例不能直接对比.
房地产是支柱型产业, 不仅本身规模巨大, 而且直接带动钢铁、玻璃、家具、家电等众多行业. 以2013年为例, 房地产及其直接相关行业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15%, 且增速极快, 对GDP增长率的贡献接近30%. 由于房地产开发需要大量资金去购置土地, 建设周期也很长, 所以企业经营依赖负债, 资产负债率接近80%, 流动性风险很大. 一旦举债渠道受阻, 企业就难以为继.
在购置土地环节, 发达国家一般要求企业使用自有资本金, 而我国允许房企借钱”买地”, 这就刺激了房企竞相抬高地价和储备土地. 储备的土地又可以作为抵押去撬动更多借贷资金, 进而储备更多土地, 所以房企规模和债务都越滚越大.
土地本身升值速度太快, 导致囤积土地都有大量收益, 这就是典型的经济泡沫特征
扩展: 棚户区改造
2015年前后,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 外部环境上,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并启动加息, 引发大量资本外流,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逼近”破七”红线, 央行不得不以降准降息来对冲流动性紧张；而内部结构中, 前些年过度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与房地产库存高企问题集中爆发, 尤其在三四线城市, 去化周期普遍超过20个月, 地方财政与银行体系均承受着巨大的资产缩水压力. 正是在这种”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重夹击下, 传统的棚改”实物安置”模式(拆房赔房)暴露出明显缺陷——它非但不能消化现有存量房, 反而增加了新的住房供给, 财政资金投入周期长且效率低下, 已无法满足当时”去库存”的首要战略需求.
为破解这一困局, 中央在2015年下半年果断将棚改安置方式转向”货币化安置”, 即不再为拆迁户配建安置房, 而是直接发放现金或房票, 鼓励其到市场上自主购买商品房. 这一转变的战术意图极为明确:通过人为制造庞大的刚性购房需求, 直接为积压的楼市注入流动性, 既能迅速压缩库存, 又能通过购房后的装修、家电等消费链条拉动上下游产业, 从而对冲制造业不景气的经济下行压力. 同时, 政府无需再承担漫长的安置房建设周期和建安成本, 既减少了拆迁纠纷, 也极大提高了棚户区改造的行政推进效率. 然而, 要实现”给钱”而非”给房”, 必须解决巨额资金来源问题, 于是央行创设了全新的政策性金融工具——PSL(抵押补充贷款), 由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向地方政府定向发放低息棚改专项贷款, 从而开启了货币化安置的资金循环链条.
这一模式并非”免费午餐”, 其精妙之处在于债务的转移与后置, 而非消灭. 在该闭环中, 地方政府拿到贷款后支付给拆迁户, 拆迁户购房使房企回笼资金, 房企进而拿地使政府获得土地出让金, 政府再用这笔收入归还棚改贷款；而最终的资金偿还压力, 实际上被转嫁到了购房的居民部门身上——大量拆迁户与新入市购房者通过背负20至30年的住房按揭贷款, 将地方政府的短期财政债务, 置换为了千家万户的长期居民杠杆. 决策层在经济账上赌的是”资产通胀”:只要房价与地价能够稳住甚至上涨, 政府手里的土地资产便持续升值, 居民名义财富得以膨胀, 而固定数额的债务便在增长的名义GDP中被逐渐稀释.
从宏观决策的代价权衡来看, 这本质上是在”硬着陆”与”以时间换空间”之间的痛苦抉择. 如果当时放任市场自发出清, 房价暴跌将直接引爆地方债危机与银行坏账, 导致大规模失业与社会动荡；而选择货币化棚改加杠杆, 则是用居民未来几十年的现金流换取当期的经济稳定与就业保障. 事实证明, 2016至2017年间, 该政策成功将三四线城市的库存去化周期大幅缩短, 房价也随之水涨船高, 居民杠杆率从2015年的约40%迅速攀升至2020年的60%以上. 但这种依靠透支居民购买力、绑定土地财政的增长模式注定难以永续, 当房价不再单边上涨、居民无力继续加杠杆时, 该政策的边际效应便急剧衰减, 最终在2020年后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转而被老旧小区改造与”房住不炒”的长效机制所替代, 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也自此开始艰难地告别土地财政, 转向新质生产力与实体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每一次的解决办法都是向未来贷款, 但是既然是贷款, 那么总是要还的. 而且根源的供给过剩并没有解决,长期来看未来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下次就没有那么多人愿意长期贷款了.
化解债务风险
政府借债搞土地开发和城市化, 既能招商引资提高税收, 又能抬高地价增加收入, 一举两得, 债务负担似乎不是大问题. 可一旦经济下行, 税收减少, 土地卖不上价钱, 诸多公共支出又难以压缩, 债务负担就会加重, 就不得不转让和盘活手里的其他资产, 比如国有企业. 最近一两年经济压力大, 中央又收紧了融资渠道, 于是地方的国企混改就加速了.
偿债过程很痛苦, 还有可能陷入经济衰退. 相比之下, 增发货币也能缓解债务负担, 因为没有明显的利益受损方, 实施起来阻力也小. 增发货币的方式大概有三类. 第一类是以增发货币来降低利率, 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主流做法. 低利率既能减少利息支出, 也能刺激投资和消费, 提振经济. 若经济增长、实际收入增加, 就可以减轻债务负担. 就算实际收入不增加, 增发货币也能维持稳定温和的通货膨胀, 随着物价上涨和时间推移, 债务负担也会减轻, 因为欠的债慢慢也就不值钱了.
第二类方式是”量化宽松”, 即央行增发货币来买入各类资产, 把货币注入经济, 这是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主流做法. 从记账角度看, 增发的货币算央行负债, 所以”量化宽松”不过是把其他部门的负债转移到了央行身上, 央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规模会迅速膨胀. 但只要这些债务以本国货币计价, 理论上央行可以无限印钱, 想接手多少就接手多少. “量化宽松”的主要问题是难以把增发的货币转到穷人手中, 因此难以刺激消费支出, 还会拉大贫富差距. 央行”发钱”的方式是购买各种金融资产, 所以会推高资产价格, 受益的是资产所有者, 也就是相对富裕的人.
第三类增加货币供给的做法是把债务货币化. 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去刺激经济, 由财政部发债融资, 央行直接印钱买过来, 无需其他金融机构参与也无需支付利息. 从理论上说, 若私人部门陷入困境, 而政府治理能力和财政能力过硬, “赤字货币化”也不是不能做. 但若政府能力如此过硬却还是陷入了需要货币化赤字的窘境, 那也正说明外部环境相当恶劣莫测.
第七章 国内国际失衡
我国经济的崛起直接得益于全球化, 但因为自身体量大, 也给全球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 2001年加入WTO之后, 我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 2010年, 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 这些巨大的成功背后, 也隐藏着两重问题. 第一是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重生产、重投资, 相对轻民生、轻消费, 导致与巨大的产能相比, 国内消费不足, 而消化不了的产品只能对外输出. 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国外需求的不稳定和贸易冲突.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最突出特征是消费不足. 在2018年GDP中, 居民最终消费占比只有44%, 而美国这一比率将近70%, 欧盟和日本也在55%左右.
很难说与日本相比的10%的差距是否有什么显著的影响, 但美国的70%肯定不是什么正常情况
居民消费等于收入减去储蓄, 当我们观察到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时, 无非就是两种情况:或者GDP中可供老百姓支配的收入份额下降了, 或者老百姓把更大一部分收入存了起来, 储蓄率上升了. 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70%下降到了60%, 下降了10个百分点, 之后逐步反弹回65%. 而居民储蓄率则从21世纪初的25%上升了10个百分点, 最近几年才有所回落.
我国居民储蓄率很高, 20世纪90年代就达到了25%—30%. 同期美国的储蓄率仅为6%—7%, 欧洲主要国家比如德、法就是9%—10%. 日本算是储蓄率高的, 也不过12%—13%. 国家之间储蓄率的差异, 可以用文化、习惯甚至语言和潜意识来解释. 但语言、文化、习惯等因素长期不变, 解释不了我国储蓄率近些年的起起落落, 所以还得从分析经济环境的变化入手.
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长期不变的因素只能解释长期趋势, 无法解释短期内的波动. 这也说明了一个表象的背后往往都是多种长短期不同的因素叠加的效果
目前主流的解释是计划生育、政府民生支出不足、房价上涨三者的共同作用. 计划生育后, 人口中的小孩占比迅速下降, 工作年龄人口(14—65岁)占比上升, 他们是储蓄主力, 所以整体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上升. 孩子数量减少后, “养儿防老”的功效大打折扣, 父母必须增加储蓄来养老. 虽然父母会对仅有的一个孩子加大培养力度, 增加相关支出尤其是教育支出, 但从整体来看, 孩子数量的减少还是降低了育儿支出, 增加了居民储蓄. 21世纪初, 独生子女们开始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而随着城市化大潮、商品房改革和房价上涨, 他们不仅要攒钱买房、结婚、培养下一代, 还要开始分担多位父母甚至祖父母的养老和医疗支出, 储蓄率于是再次攀升.
这个解释给了我一种”异样”感, 不能说错误, 但总感觉哪里不对. 我想了很久终于确定了, 这来自于理论解释与身边统计学的矛盾. 根据身边统计学, 少生孩子确实会增加储蓄来应对养老, 但允许多生孩子也并不会通过多生孩子来减少养老压力. 而房子也不在是一个贷款30年坐牢也要买的东西, 至少不会将买房作为储蓄目标. 那么唯一的目标只能解释为通过增加储蓄来应该未来几十年的不确定性, 例如失业和养老问题.
在中美贸易冲突中, 美国政客和媒体最常提起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国制造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 主要论据如下:20世纪90年代美国制造业就业占劳动人口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 但在中国加入WTO之后, 中国货冲击美国各地, 工厂纷纷转移至海外, 制造业就业占比大幅下滑. 受中国货冲击越严重的地区, 制造业就业下滑越多. 然而美国制造业就业从7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下降, 从26%一直下降到个位数. 就算把21世纪初下滑的4个百分点全赖在和中国的贸易头上, 美国学界和媒体所谓的”中国综合征”在这个大趋势里也无足轻重.
现在还可以调侃在工厂打螺丝, 按照这个历史发展趋势, 以后螺丝都没得打了
从1970年到2013年, 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13%左右. 人虽少了, 但产出并没有减少, 这是典型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表现.
由于技术进步, 原本需要人来完成的环节不再需要人了, 因此需要的人更少, 但生产的东西更多, 于是比例反而可以不变甚至提高
要提高居民收入, 就要继续推进城市化, 让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聚. 虽然制造业是生产率和科技进步的主要载体, 但从目前的技术发展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 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吸纳不了更多就业. 比较高端的制造业, 资本密集度极高, 自动化车间里没有几个工人. 所以解决就业和提高收入必须依靠服务业的大发展, 而这只能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
由于技术进步, 生产环节的许多工作不需要人来进行, 而服务业本质上就是买人的服务, 因此其价值更取决于人口的数量, 人越少, 相应的服务价格就越高. 但这并不意味着服务业在人口减少的趋势下就一定会更好, 一种可能的情况是高端服务业价格上升, 从业者可以赚钱, 但是一般人已经无法负担其价格, 而低端服务业又过于内卷.
最后更新： 2026年07月20日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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