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 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1763年）
近代初期，随着生气勃勃的新兴西方的崛起，这一古老的格局被颠倒过来。新兴西方在技术上，尤其是在武器和船舶制造方面占了上风，这就使西欧人在世界各大洋上获得了以往一向为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所享有的同样的机动性和优势。结果，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整个欧亚大陆这时为一只巨大的欧洲钳子所包围。其中一条钳臂由俄国的陆上挺进组成，俄国横越西伯利亚，挺进到太平洋；另一条钳臂由西欧的扩张构成，西欧绕过非洲，扩张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与此同时，其他西方人以哥伦布打头阵，向西大胆越过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大陆并环航全球。
第二十二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
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世纪的欧洲扩张中占据首要地位。乍一看，这似乎有悖常理，16世纪以前的数百年中，伊比利亚半岛一直是穆斯林的一个据点；由于有许多摩尔人和犹太人留居该地区，这里产生了种族和宗教的多样性；此外，16世纪以后，伊比利亚的国家迅速衰落，并在整个近代中始终居于微不足道的地位。
伊比利亚扩张主义的根源
宗教是促成欧洲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无论哪里都没有像在伊比利亚半岛显得那样重要。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他们长期反穆斯林的宗教战争记忆犹新，并始终为这种记忆所激励着。航海家亨利王子率先于1415年以他在横跨直布罗陀海峡攻占北非的要塞城市休达时表现出来的勇敢而闻名。同样，伊莎贝拉女王为强烈的宗教信念所鼓动，决心消灭穆斯林的据点格拉纳达，并将战争推入敌人在北非的领地，就像葡萄牙人先前在休达所做的那样。
在15世纪的海外冒险事业中，起带头作用的是葡萄牙，而非西班牙。西班牙行动迟缓，而且，它投身海外事业通常是出于对葡萄牙首创精神的反应。葡萄牙居于领先地位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疆域不大，且位于大西洋沿岸，陆地部分为西班牙领土所包围。这有效地保护了葡萄牙人不会因受诱惑而将自己的财力浪费到欧洲战争中去。由于亨利王子的领导，他们开始致力于远洋事业。其二是葡萄牙掌握有较多的航海知识，主要是从意大利人那里获得的。里斯本地处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同佛兰德人之间经由直布罗陀海峡的海上交通线上；葡萄牙人通过在皇家海军中雇用意大利船长和领航员，趁机获取了航海知识。
在亨利去世以前，葡萄牙人所向往的目标已开始不仅仅是非洲，还包括印度。当时，欧洲前往东方的通路为控制整个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势力所封锁，对欧洲人来说，地中海是一座牢狱，而不是一条通途。因此，除了作为中间人牟利的威尼斯人外，欧洲人渴望找到一条“通往香料产地东印度群岛”的新路。亨利王子最初开始他的行动计划时，并未想到印度，但是，随着他的船队沿非洲海岸越来越往前驶去，他的视野自然会从非洲的商队贸易扩大到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贸易。从那时起，发现和控制香料路线就成为葡萄牙人政策的首要目标。
哥伦布发现美洲
葡萄牙人在地理知识方面比西班牙人更先进，并正确地估计出哥伦布的计算结果是错的。15世纪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问题不在于地球的形状，而在于它的大小以及大陆对海洋的确切关系。哥伦布的估计根据几个来源：（1）根据马可·波罗对亚洲东西宽度的估计（一个过高的估计）；（2）根据波罗关于日本距亚洲大陆有1500英里的报告（一个极度的过高估计）；（3）根据托勒密对地球周长的估计（一个过低的估计），推断出分隔欧洲和日本的海洋宽度不到3000英里。因此，他认为前往亚洲的最便捷之路是横渡大西洋的短期航行；
葡萄牙人由于亨利王子而富有较多实践经验，并较好地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知识。他们确信地球比哥伦布所认为的还大，诸海洋也更宽，前往东方的最近便之路是绕过非洲而不是横越大西洋。为此，1484年哥伦布向葡萄牙国王请求资助时，遭到拒绝。两年后，哥伦布来到西班牙宫廷，起初也遭到拒绝，但最后赢得了伊莎贝拉女王的支持。
葡萄牙在亚洲
在此期间，葡萄牙人一直在从他们沿非洲几内亚海岸的贸易中获取相当大的利润。粗胡椒、黄金、象牙、棉花、糖和奴隶这时已通过葡萄牙进入欧洲贸易。亨利王子的后继者继续亨利对西非海岸的开发。1487年，探险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因为这一年，当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沿海岸探险时，遇上大风；大风连续13天将他的船队向南刮去，其时一直不见陆地。当风变小时，迪亚士朝西非海岸驶去，却发现他们早已不知不觉地绕过了海角。他在印度洋的莫塞尔贝登陆，并想要进一步探险，但他手下那些受惊吓的疲倦船员迫使他返航。返航途中，迪亚士第一次见到这个大海角，定名为风暴角；他返回后，葡萄牙国王重新将其命名为好望角。
更有见识的葡萄牙人虽然从最初起就半信半疑，但这时也加紧开辟和占有绕好望角到印度的航路。1497年7月8日，达·伽马率领四条帆船从葡萄牙起航，并于1498年5月20日驶入卡利卡特港。达·伽马在卡利卡特未受到热烈欢迎。居住在那里的阿拉伯商人自然会因他们传统的垄断地位受到威胁而惊恐，尽力阻挠这些欧洲闯入者。达·伽马费了很大努力收集了一船胡椒和肉桂，离港回国，于1499年9月到家。这船货的价值相当于整个远征队的费用的60倍。
为什么只有大约200万人口的葡萄牙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拥有大得多的人力物力资源的、高度文明的亚洲诸国家呢？一个原因是葡萄牙人所具有的巨大优势是可以利用很快就开始从美洲大陆源源而来的海量金银供给。如果没有这笔天佑的横财，葡萄牙人本会受到严重的限制，因为他们既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令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制成品。葡萄牙人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印度次大陆的不统一。葡萄牙人来到这里时，印度北部被新来的莫卧儿侵略者控制着，他们感兴趣的是征服而不是贸易；印度南部，尤其是马拉巴尔海岸，则在印度教的一些小封建主的控制之下，他们彼此征战不休。
葡萄牙人取得成功，还因为他们的海军力量占有优势。他们发展了新的、有效的海军火炮，这种火炮使他们能将舰船用作流动炮台，而不再是用作为部队提供膳宿的运输船。亚洲的葡萄牙帝国就其实际范围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它仅包括少数岛屿和沿海据点。但是，这些属地据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使葡萄牙人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
世界的瓜分
当欧洲人开始海外扩张时，他们采用了一项便利的原则，即他们有权把异教徒的土地占为己有而无须顾及有关的诸土著民族。还有一种至少得到葡萄牙和西班牙承认的原则是，罗马教皇有权分配任何不为基督教统治者所拥有地区的统治权。早在1454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就下过一道训令，授权葡萄牙人占有他们在沿非洲海岸向印度行进时所发现的一些地区。
1493年5月4日，亚历山大教皇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处划定一分界线；线以西地区授予西班牙，以东则授予葡萄牙。1494年6月7日，西班牙和葡萄牙议定《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将分界线再西移270里格。这一改变的结果是使葡萄牙获得了对美洲大陆上的巴西的所有权。
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都位于大西洋中靠近欧洲的一侧, 可参考维基百科
麦哲伦是唯一一位找到通往亚洲的航道的人。西班牙派他去找这条道，是因为随着香料货物经常运至里斯本，西班牙人认识到在围绕香料群岛的这场竞赛中自己正被打败。西班牙声称《托尔德西拉斯条约》中规定的分界线是笔直环绕全球的，遂派麦哲伦去开辟西往亚洲的航道，希望至少香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位于分界线的西班牙一侧。
在这一航海事业的伟大诗篇中，麦哲伦率领一支由五艘均为100吨位的帆船组成的船队，于1519年8月10日从塞维利亚起航（9月从桑卢卡尔港正式出发），至1520年10月，抵达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但是，由于海上波涛汹涌，他足足花了一个多月才穿过该海峡驶入太平洋。其间，一艘船失事，另一艘船被遗弃，他率领余下的三艘船沿智利海岸向北航行，至南纬50度处时折向西北。在后面80天中，他们仅见到两座杳无人迹的荒岛。由于缺粮少水，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患上了严重的“坏血病”。1521年3月6日，他们驶抵一座岛屿，可能是关岛，在那里得到了粮食。同月16日，他们到达菲律宾。4月，麦哲伦和其手下40名船员在当地一次战斗中被杀。
残存的西班牙人依靠当地领港员的帮助，航行到婆罗洲，再从那里抵达他们的目的地摩鹿加群岛即香料群岛，他们最后抵达香料群岛的时间是1521年11月。当时已在那里的葡萄牙人毫不迟疑地进攻剩下的两艘西班牙船（还有一艘船已被丢弃在菲律宾）。尽管遇到重重障碍，西班牙人仍然获得了丁香货物，然后取道不同的航路起航回国。试图重越太平洋的一艘船因遇逆风而折回，被葡萄牙人捕获。另一艘船则成功地完成了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航行：它先穿过望加锡海峡、越过印度洋，然后绕过好望角，沿着整个非洲西岸北航。1522年9月6日，这艘唯一幸存的船——船体严重漏水、船员已大批死亡的“维多利亚号”，缓慢地驶入塞维利亚港。不过，这一船香料货物的价值足以支付整个远征队的费用。
征服者和新西班牙
1519年是麦哲伦离开塞维利亚、开始著名的环球航行的一年，也是埃尔南多·科尔特斯离开古巴、发动对阿兹特克帝国的同样著名的远征的一年。他贵族家庭出身，曾是位学法律而未成功的学生。1504年，他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6年后，参加了对古巴的征服。在这场征服战中，他战功卓著，遂当选为派往尤卡坦的一支探险队的总指挥，其任务是调查传说中生活在内地的文明城市的居民。1519年3月，科尔特斯在今天的韦拉克鲁斯附近的大陆海岸登陆。他只有600名部下、几门小炮、13支滑膛枪和16匹马。然而，正是凭借这支微不足道的力量，他将赢得巨大的财富，并成为一个异乎寻常、高度先进的帝国的主人。
科尔特斯上岸后先毁掉所有的船只，以向部下表明，如果他们失败，已无返回古巴的希望。接着，经过几次战斗之后，他与仇视阿兹特克霸主的各部落达成协议。假如没有这些部落提供的食物、搬运夫和战斗人员，科尔特斯原不可能赢得他所赢得的那些胜利。科尔特斯通过利用阿兹特克人的军事首领蒙提祖马的迷信，没有遇到抵抗就进入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他虽然受到蒙提祖马的礼遇，却奸诈地将蒙提祖马囚禁起来，扣作人质。
卑鄙的外乡人
印第安人在人数上占有巨大优势，他们的祭司鼓动他们起来反抗。西班牙人毁坏当地神庙的政策激起了印第安人的一次起义，起义期间，蒙提祖马被杀。科尔特斯在黑夜里夺路逃出都城，出逃时，失去了三分之一部下和大半辎重。他之所以能从这一失败中恢复过来，是因为他的印第安盟友仍保持忠诚，且他从古巴得到增援。
内部的带路党的破坏甚至比外乡人还要大
数月后，他回来了，以一支由800名西班牙士兵和至少 2.5万名印第安人组成的部队围攻都城。战斗十分激烈，并拖延了四个月。最后，1521年8月，残余的守城者交出了他们的城市，该城几乎已完全化为瓦砾。如今，墨西哥城就坐落在它的位置上，原先的阿兹特克人的首都几乎未留下一处遗迹。
更为鲁莽的冒险是一支有180人、27匹马和2门火炮的西班牙远征队对印加帝国的征服。远征队的总指挥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他是一个西班牙军官的私生子，目不识丁，当过流浪汉。他在经过最初的几次探险、获悉印加帝国的大体位置后，于1531年同他的4个兄弟一起，动身进行伟大的冒险。于1532年11月15日到达已荒废了的卡哈马卡城。第二天，对这些陌生的“蓄络腮须的男子”感到好奇的印加统治者阿塔瓦尔帕正式访问了皮萨罗。皮萨罗仿效科尔特斯，将这位手无寸铁的、轻信的皇帝监禁起来，并残杀了他的许多随从。
皇帝为获得自由付出了一大笔赎金——占地长22英尺、宽17英尺、高达7英尺的一堆金银物品。皮萨罗攫取这笔财物后，却又背信弃义地处死了阿塔瓦尔帕。于是，印加帝国处于无首领的境地，而印加居民早已习惯于家长式管辖，所以，他们进行不了什么抵抗。数星期后，皮萨罗开进首都库斯科，将它洗劫一空。1535年，皮萨罗动身去沿海地区，在那里兴建利马城；利马至今仍是秘鲁的首都。
到1550年，征服者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西班牙人继续发展其海外属地的道路已畅通无阻。由于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不像亚、非两洲的土著居民那样密集或那么高度地组织起来，伊比利亚人有可能大批地在美洲拓居并强行推广自己的文化。因此，他们建立起欧洲的第一个真正的殖民地帝国——迥异于非洲和亚洲的纯商业帝国。
伊比利亚的衰落
伊比利亚国家衰落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卷入了16世纪、17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西班牙的人力和财富，在反对新教徒的战争中，在反对强悍的土耳其人的数次战役中，在反对敌对王室特别是法国人的斗争中，被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耗尽。
致使它们长期衰落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们经济上一向依赖西北欧。它们在开始海外扩张以前是这样，在那以后依然如此。结果，它们也就不能利用自己新赢得的帝国所提供的经济良机；这些帝国同宗主国一样，受到西北欧国家的控制，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这些经济落后的伊比利亚国家之所以能率先从事海外扩张，仅仅是因为它们幸运地兼备有利的地理位置、航海技术和宗教动力。但是，这一扩张没有经济实力和经济动力做后盾，这就说明了伊比利亚国家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利用它们的新帝国。它们缺乏从事帝国贸易所必需的航运业以及能向西属美洲殖民地提供其所需的制成品的工业。诚然，有数十年西班牙的工业由于海外制造品市场的突然发展而得到促进，然而，约1560年前后，工业发展停止，随即便开始了长期的衰落。
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衰落的一个原因在于大批金银财宝源源流入国内，引起了急速的通货膨胀。西班牙的物价大致上涨为北欧物价的两倍，西班牙的工资仅略落后于剧增的物价，而欧洲其他地区的工资则控制得很低。这种膨胀使西班牙工业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因为其产品过于昂贵，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其实这并不有悖常理, 大量的货币流入的同时, 如果生产力没有对应程度的提升, 则必定会导致通货膨胀
由于贵族看不起经营商业或从事工业的职业、认为它们有失身份，这一偏见便成为国民准则。所以，有成就的商人的志向是获取地产、购买陷入穷困的王室所出卖的爵位，从而抛弃自己的阶级，成为伊达戈。这种伊达戈精神的破坏性影响在经济的各部门——在对牧羊业而非农业所显示的偏爱里，在对勤劳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的驱逐，以及议会对商业和工业利益所持的否定态度中——均可感觉到。
反讽的是，西班牙海外事业的最后结果是进一步刺激西北欧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它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挡早该实行的基本制度改革的压力。这就是帝国繁荣数十年后突然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根本原因。
今天海湾产油国的情况与当年美洲金银流向伊比利亚半岛国家所带来的效应相类似。在这些国家，巨额的石油收入都浪费在外国奢侈品上，结果流到了外国工业化国家。当波斯湾油田枯竭时，石油收入的流入将会停止，正如美洲金银的流入将会停止一样。届时海湾国家将会发现，他们的处境比伊比利亚国家的处境更糟，因为石油枯竭后，海湾地区剩下的只有黄沙和枯井。
作者当预言家了, 那就看看海湾国家石油耗尽的这一天会怎么样吧
第二十三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
西北欧早期的扩张
西北欧在欧洲大陆的贸易和海外事业中，并非从完全的默默无闻跃居领导地位。如前章所述，基础是在中世纪后期随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盆地向北转移、主要贸易航线也从地中海移到大西洋而打下的。除经济优势外，西北欧还拥有对经济利益格外重视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气氛。荷兰、英国甚至法国的贵族决不蔑视经商事业，他们总是乐于参加任何有可能获利的商业冒险。不仅贵族从事商业，而且北方具有大得多的阶级流动性，在那里商人和金融家也经常加入贵族行列。这种情况有利于形成一种对经济事业的积极态度，这与极大地促成伊比利亚衰微的、目光短浅的伊达戈精神形成了鲜明对照。
16世纪、17世纪时，英国的物价上涨256%，而工资仅上涨145%。西北欧的地租也远远落后于物价。这就是说，社会的三个主要成分——劳动者、地主和企业主——中，企业主是在通货膨胀的这些世纪里获得极高利润者。这些利润被再投资于开矿冒险事业、工业企业和商业经营，结果，西北欧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496年，也就是哥伦布第二次西航返回的那一年，英王亨利七世派遣约翰·卡伯特朝北大西洋方向航行。卡伯特发现了一种最终被证明甚至比西班牙人的银矿更有价值的资源：鱼。纽芬兰岛周围的海洋盛产鱼——鱼大概是15、16世纪欧洲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是人们冬季里的主要依靠及全年斋戒日中规定的食物。当时，欧洲每年都会有许多人在某段时间里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鳕鱼的巨量日常供应，对于这样一个大陆来说，相当于一大笔意外收入。此外，纽芬兰渔场培育了接连好几代训练有素、能胜任远洋航行的海员。
北欧人寻找前往东方的新航路的失败，驱使他们开始侵犯伊比利亚人的势力范围。由于葡萄牙的东方属地仍受到非常强大的保护，北方人首先攻击西班牙势力较薄弱的美洲殖民地。当时正在西属美洲露面的英国闯入者试图在和平的、商业的基础上进行贸易。他们想做的不是劫掠，而是利用衰弱的西班牙工业不能满足其殖民地需求这一点所提供的机会占便宜。
如果贸易不能以和平、合法的方式经营，就必然会用其他手段进行。获利的机会对英国人和其他北方人来说太大了，使他们抑制不住自己，也无法忘却。在以后数十年中，新教的船长们是作为海盗和私掠船船长，而不是作为和平但违法的商人前往西属西印度群岛的。
荷兰的黄金世纪
17世纪，荷兰的势力和繁荣显著增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其地理位置颇为有利。荷兰背靠广阔的德意志腹地，面傍欧洲两条古老的商船航线——一条为北南方向，从卑尔根到直布罗陀；另一条为东西方向，从芬兰湾到英国——的交通枢纽。
荷兰人是通过从事这些商品的运输开始他们的伟大发展的。其商船队的崛起全靠当地的沿海渔业。荷兰人发明了保存、腌制和烟熏的新方法，并向欧洲各地出口他们的捕获物，以换取谷物、木材和盐。荷兰人用三桅商船即大型平底船——一种造价低廉、却拥有巨大容积的普通运输船——运输这些货物。荷兰人首先冒险建造一种仅能运送货物、不可装置火炮的专用商船。三桅商船船身宽、船底平、居住舱室有限，因此，具有最大的货舱空间，而且极其节省建船材料。这种缓慢、丑陋但便宜、宽敞的大轮船是开始控制世界海洋的荷兰商船队的主要依靠。
1602年，荷兰人将他们的各种私营贸易公司合并成一家国营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早两年即1600年时，英国人已组织了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但是，他们敌不过荷兰人。英国公司的认购资本很小，而且，在后来的数年中，荷兰公司还在东印度群岛建立了设防据点网。设立据点需要与当地统治者订立条约，条约导致联盟，而联盟促成保护关系。到17世纪末，荷兰人实际管理的地区虽然仅一小块，但已成为荷兰的保护国的国家却很多，构成了一块大得多的地区。接着，18世纪、19世纪期间，荷兰全部并吞了这些保护国，建立起一个拥有庞大地域的帝国。
约1700年以后，出口香料到欧洲的益处减少了，不过，荷兰人通过将咖啡树引入东印度群岛，发展起一种新的经济资源。刚开始时，即1711年，他们仅收获100磅咖啡，而到1723年，他们却在销售1200万磅咖啡。因而，随着欧洲人养成喝咖啡的嗜好，荷兰人成为这种外来饮料的主要供应者。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这种种手段，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中平均每年得股息18%。
他们的商船队早在1600年时就拥有1万艘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荷兰的造船厂高度机械化，几乎一天就能生产一条船。此外，船的制造和操作亦颇经济合算，荷兰船主可以削价与竞争者抢生意。因而，他们充当了西班牙、法国、英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运输业者。英国人直到18世纪才能在商船运输方面与荷兰人竞争。
18世纪时，荷兰在经济发展和海外活动方面均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其衰落的一个原因在于，英、法两国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针对荷兰人的歧视性法令，坚持不懈地努力建立起自己的商船队。荷兰人还为一系列劳民伤财的战争——1652年至1674年因商业纠纷而与英国交战，1667年至1713年因路易十四的领土野心而与法国交战——所削弱。
或许荷兰人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荷兰人缺乏其对手所拥有的资源。法国人拥有众多的人口、繁荣的农业和一个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均有出海口的富裕祖国。英国人也拥有较荷兰人丰富得多的自然资源，并享有海岛位置带来的巨大裨益；地处海岛，使他们无须付出时常遭受入侵的代价。此外，英国人还有其海外殖民地迅速增长的财富和力量作后盾，而荷兰人仅由南非南端的一小块孤立的殖民地所支撑。因而，我们发现，英国输出品的价值就从1720年的800万英镑上升到1763年的1900万英镑，法国输出品的价值由1716年的1.2亿里弗尔增长为1789年的5亿里弗尔。已经达到顶峰的荷兰人完全不能与如此迅速的增长相匹敌。归根到底，18世纪时荷兰让位于英国和法国，其原因正与20世纪时英、法两国让位于美国和苏联的原因相同。
英、法竞争
18世纪的标志是英国和法国之间争夺殖民地霸权的斗争。在北美洲，英、法两国的殖民地有许多共同特点。它们大约于同一时候被拓居。它们都位于大西洋沿海地区和西印度群岛。那里的土著居民较为稀少、原始，使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像西班牙人——无法希望靠土著劳动者生活，尽管他们在一些产糖的岛上确是依靠黑奴劳动者。由于英国人和法国人找不到贵金属，他们只好靠农业、捕鱼、伐木、商业和皮毛贸易养活自己。
北美英属殖民地大致可分成三类：主要生产烟草的弗吉尼亚及其紧挨着的邻地；从事捕鱼、伐木、商业和皮毛贸易的新英格兰及其不信奉国教的小片居留地；由于带来极大利润的甘蔗种植园而受到最高评价的英属西印度群岛。总的来说，这些英属殖民地的一个特点是人口稠密，人口远远多于法属殖民地。它们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政治上的独立性。每个殖民地都有一名总督、一个咨询会议和一个法院系统，三者都由英国任命。几乎每个殖民地都有一个民选的立法议会，它通常与委任的官员们不和。
北美法属殖民地因其战略位置而非常出色。最初的法国据点于1605年、1608年及1642年分别在阿卡迪亚（即新斯科舍）、魁北克及蒙特利尔建立。法国人以圣劳伦斯河流域为开拓殖民地的主要根据地，利用无与伦比的内陆水系向西推进到苏必利尔湖，向南推进至俄亥俄河。
法国人不仅占有北美洲的制高点，还拥有纪律和团结方面的巨大优势。法属殖民地不存在难以驾驭的民选机构。负责各殖民地防御的总督和处理财政、经济事务的地方行政长官皆由巴黎任命。这种安排较之摇摇欲坠的英国代议制制度更灵活、更有效。
17世纪时，凡在印度居住、经商的欧洲人都是经强大的莫卧儿皇帝容许后才这样做的。如果他们不是举止规矩、不是谦卑地请求享有经商的特权，后者原可能会轻易地把他们赶进大海。18世纪时，由于莫卧儿帝国的崩溃，形势完全颠倒过来了。皇帝阿克巴的继承者们对印度教大众的迫害，导致了不满和混乱。地方统治者开始宣称独立，建立起世袭的地方王朝。
英国的胜利
这两个帝国在17、18世纪中的争斗以英国压倒性的胜利而告终。一个原因在于，法国更感兴趣的不是海外殖民地，而是欧洲霸权。从16世纪开始，法国波旁家族就首先全力以赴地侵犯意大利，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作斗争。英国胜利的另一个原因是，移居殖民地的英国人较法国人多得多。到1688年，集中在大西洋沿海狭窄的山麓地区的英国移民有30万，而散居在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广大地区的法国人仅2万。美国革命爆发时，英属殖民地的人口不少于200万。这种大规模的殖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1763年英国对法国的胜利和20年后美利坚合众国对英国的胜利。
这场重大战争被称为七年战争，因为它从1756年至1763年进行了七年。1757年，战争发生重大转折，主要是由于老威廉·皮特进入了英国内阁。皮特将财力集中于海军和殖民地，同时资助在欧洲继续作战的同盟者——普鲁士的腓特烈。他的战略正如他所说，是在德意志平原上争取到一个帝国，他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的得到加强的海军清除了海上的法国人，而美洲殖民者则为他的领导所鼓舞，加入英国正规军，组成一支大约5万人的军队。
这支庞大的军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法国的堡垒。战争的高潮随着围攻魁北克而到来；魁北克是法属加拿大的中心，是圣劳伦斯河两岸的一个天然大堡垒。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英、法两国司令官詹姆斯·沃尔夫将军和蒙卡尔姆将军均告阵亡。但英国老兵们获得了胜利，1759年9月魁北克投降。第二年，蒙特利尔的失陷宣告法国殖民帝国在美洲的终结。
第二十四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在整个俄国历史上，处于支配地位的主题一直是疆界，这是个斗争的主题，即把一个未开化国家的自然资源纳入彀中，而这个国家通过俄国人永不停歇的迁移运动，不断地征服和融合其他民族，已扩张成一块大陆。
俄国扩张的地理环境
俄国的疆域占地球陆地面积的近六分之一，比美国、加拿大和中美洲的总和还大。俄国广袤陆地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惊人的地形上的一致。它在极大程度上是一块平坦的平原区。乌拉尔山脉以南北方向横亘在这些平原上，且人们通常认为，它把俄国分成两部分——欧洲俄国和亚洲俄国。但事实是，乌拉尔山脉只是一道平均高度仅2000英尺、狭长的、久经销蚀的山脉，而且，它们逶迤南下到北纬51度处便不再延伸，留下一块宽阔平坦的沙漠区为缺口，伸展到里海。这种地形上的一致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俄国人能如此迅速地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太平洋。
西起乌拉尔山脉、东迄太平洋的整个辽阔的西伯利亚实际上有着同样的大陆性气候：夏季短暂炎热，冬季漫长酷寒。气候的一致与地形的一致一样，促进了俄国向东的扩张，因为边疆开发者在东西5000英里的整个平原区感到同样的舒适。
俄国的早期扩张
大约在1500年前，俄罗斯人从他们在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涅曼河和西德维纳河上游区的发源地向东推进。他们从发源地以巨大的弧形呈扇状展开，在辽阔平原的召唤下，继续前进到北面的北冰洋沿岸、南面的黑海和东面的乌拉尔山脉及更远的地方。
1237年，剑降临了：蒙古人像横扫大半个欧亚大陆那样扫荡了俄罗斯地区。蒙古人继续将其毁灭性的侵略推入中欧，抵达意大利和法国的大门口。然后，他们自动撤退，仅保留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他们的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庞大帝国没有作为一个统一体而长久地幸存。它分裂成地区性的几部分，其中所谓的金帐汗国包括了俄罗斯地区。金帐汗国的首都，亦即其后两世纪的俄国首都，是位于今天伏尔加格勒附近的萨莱。
俄罗斯人这时交出了他们在大草原上的一些小飞地，撤回到森林深处。在那里，他们只要承认可汗的宗主权，每年向可汗纳贡，就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渐渐地，俄罗斯人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发展起一个新的民族中心——坐落在森林区深处的莫斯科公国，远离危险的大草原。
到16世纪时，俄罗斯人统一在莫斯科之下，而金帐汗国除去在乌拉尔山脉东面的西伯利亚鞑靼人的汗国外，还分裂为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这三个敌对的国家。此外，俄罗斯人的军事技术也正向前发展，因为他们能从西欧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尤其是火枪和火炮方面的巨大进步中得益。凭借这一军事优势，俄罗斯人得以占领整个喀山汗国。他们顺伏尔加河而下，扫荡该河流域地区，并于1556年攻克阿斯特拉罕。
征服西伯利亚
俄罗斯人的胜利使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不复存在，但是，克里米亚和乌拉尔山脉另一侧的鞑靼人仍保持独立，并继续以不断的袭击骚扰俄罗斯殖民者。俄罗斯人在18世纪末叶以前，不得不忍受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劫掠。不过，他们能轻易地就消灭西伯利亚汗国，并在这样做时，开始了向太平洋的史诗般的进军。
翻越乌拉尔山脉和征服西伯利亚的主要是豪爽能干、被称为哥萨克人的边疆开发者。这些人有许多方面与美国西部的边疆开发者相像。他们大多曾经是农民，为了躲避农奴制的束缚而逃离俄国或波兰。他们的避难所是南面荒芜的草原区，他们在那里成为猎人、渔夫和畜牧者。正如美国的边疆开发者变为半印第安人一样，他们变成了半鞑靼人。他们既热爱自由、崇尚平等，又横蛮任性、喜欢劫掠；只要看似有利可图，他们随时乐意去当土匪和强盗。
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是一个非凡成就。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同美洲的西班牙人一样，以小得惊人的力量就在短短几年中赢得一个庞大帝国。他们的推进速度令人惊愕。叶尔马克在1581年至1584年间出征的同时，沃尔特·雷利爵士也于1584年在北卡罗来纳的罗厄诺克岛登陆。在到1637年的半个世纪里，俄罗斯人已到达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跨越的距离再次相当于美国东西海岸间距离的一半，而英国殖民者在这一期间还没有翻越到阿勒格尼山脉的另一侧。
1643年至1644年间，哥萨克瓦西里·波雅尔科夫顺黑龙江而下。继他之后，一连串冒险家进入黑龙江流域。他们攻占尼布楚城，修筑一系列要塞，以典型的哥萨克方式进行屠戮抢掠。他们在中国边境犯下的这些暴行最终使中国皇帝极其恼怒，他于1658年派一支远征队北上。中国人一度夺回尼布楚，把俄罗斯人从整个黑龙江流域清除出去。
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俄罗斯人在亚洲扩张的第一阶段终于结束。以后170年中，俄罗斯人一直遵守条约的规定，停留在黑龙江流域以外的地区。他们直到19世纪中叶才又继续南进；那时，他们比在瓦西里·波雅尔科夫时代时强大得多，而中国人则相对衰弱了。
西伯利亚的行政管理和发展
整个17世纪中，毛皮贸易一直支配着西伯利亚。政府是主要的毛皮交易商；实际上，毛皮是政府最重要的岁入来源之一。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获得毛皮：它向土著收取毛皮形式的贡物即税，并针对最优等的毛皮，向俄国的设陷阱捕兽者和商人征收10％的税；另外，它还保留了购买土著和俄罗斯人所获得的上等毛皮的权利。
18世纪，商人和设陷阱捕兽者开始让位于永久的殖民者，他们是为了逃避债权人、兵役、宗教迫害，尤其是农奴制的束缚，从欧洲俄国移居到那里的。16、17世纪在欧洲俄国发展并传播开来的农奴制从未在西伯利亚生根。原因似乎在于，农奴制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行使职能所必不可少的那些贵族的需求才发展起来的。但是，贵族并不迁移到西伯利亚，因为西伯利亚不具备可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相媲美的吸引力。
征服乌克兰
我们前面已提到，16世纪中叶，伊凡雷帝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但还留下两个独立的汗国——南面的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汗国和乌拉尔山脉另一边的鞑靼人的汗国。后者在短短几年中为叶尔马克及其后继者所征服。但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一直坚持到18世纪末。他们得以幸存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享有奥斯曼帝国的强力支持。但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被叶卡捷琳娜女皇打败，并被迫于1792年接受了《雅西条约》。这一条约使俄国获得了东起库班河西至第聂伯河的整个黑海北岸。
整个乌克兰这时都已处在俄国的统治之下，森林终于战胜了大草原。中亚的沙漠区仍在坚持不屈，但它也注定要在下一世纪中受到莫斯科的统治。这样，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之后，一个东欧的小公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它拥有除原斯拉夫人以外的数十个少数民族。尽管这数十个少数民族先被沙皇、然后被苏联统治了几个世纪，但他们仍保留了自己的独特性。因此，他们才能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建立起独立的国家。
第二十五章 全球统一性的开始
从1500年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里，欧洲探险者的地理大发现揭示了新大陆的存在，从而预示了世界历史的全球阶段的来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人凭借他们在海外活动中的领先能力，崛起为全球霸主。
新的全球性视野
欧洲的海外扩张和陆上扩张的第一个最明显的结果是，人类的眼界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地理知识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一块大陆或半球。整个地球的形状首次被了解和绘入地图。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海岸线，包括美洲的大西洋岸、南美洲的太平洋岸、整个非洲的海岸轮廓以及南亚和东亚的海岸，都已详细程度不等地为人们所了解。在某些地区，欧洲人的知识已超出海岸线的范围。俄罗斯人相当熟悉西伯利亚，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相当熟悉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区。不过在另一方面，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大半仍未探明；澳大利亚虽然其西海岸已被荷兰航海者发现，但整体上也几乎尚未为人们所了解。同样，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地基本上仍是块空白；
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全球性扩散
1500年以前，存在着世界范围的种族隔离。黑种人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太平洋的少数岛屿上，蒙古种人聚居在中亚、西伯利亚、东亚和美洲，高加索种人集聚在欧洲、北非、中东和印度。今天，这一格局已彻底改变，其改变的程度甚至达到一半的非裔人口生活在非洲之外地区。
来自欧洲和非洲的大规模迁移把美洲从纯蒙古种人的大陆改变成世界上种族成分最混杂的地区。黑人的迁移持续到19世纪中叶，使奴隶的总数达到1000万左右，而欧洲移民的人数也一直在稳步增长，到20世纪初因每年有近100万人的到来而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
各种驯养的动物，尤其是马、牛和羊，是东半球的一个重要贡献。美洲大陆没有可与之媲美的动物。那里的美洲驼和羊驼相对而言没有什么价值。美洲大陆的确拥有巨大的野牛群，总数估计在4000万到6000万头。印第安人猎杀它们作为食物，也用兽皮，但他们每年只杀30万头左右，这一数字远远低于其自然死亡率。欧洲人起初杀野牛只是为了吃肉，1871年以后，他们开始将牛皮制成商用皮革，屠宰量随即上升为每年300万头，到19世纪末时，大批屠杀使野牛达到了濒临灭绝的程度。现在的野牛只剩下受到精心照管的区区几群，美洲的消费者开始用家牛作为肉源。
美洲印第安人还贡献出非常丰富的粮食作物，特别是玉米和马铃薯，此外还有木薯、番茄、鳄梨、白薯、花生以及若干品种的蚕豆、南瓜和笋瓜。这些印第安植物非常重要，今天，世界生产的全部肥料中，有约一半是供它们用的。除这些粮食作物之外，美洲印第安人还培植了两种主要的经济作物：烟草和棉花，以及在现代药物学上占有显著地位的几种美洲土生药材。他们贡献了制作可卡因和普鲁卡因用的古柯叶、制作麻醉剂用的箭毒、提取奎宁用的金鸡纳树皮、制作镇痛剂用的曼陀罗以及制作轻泻剂用的药鼠李。
全球性的经济关系
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就已在欧亚大陆一地区和另一地区之间贩运商品，主要是奢侈品——香料、丝绸、宝石和香精。到18世纪末，这种有限的奢侈品贸易转变为基于新的大宗生活必需品的大规模贸易。大西洋贸易的规模尤为巨大，因为美洲大陆的种植园先生产了大量烟草和蔗糖，后来又生产了大量咖啡、棉花及其他商品，在欧洲销售。
新的全球性经济在原料生产区提出了如何得到足够的劳动力供应的问题。美洲种植园通过大规模输入非洲奴隶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参加这一新的全球性经济，美洲付出的代价是实行奴隶制，东欧付出的代价则是实行农奴制。其基本原因相同，即需要有充裕的、可靠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以便为生利的西欧市场生产商品。葡萄牙人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先锋，他们最初是把非洲人卖到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做家务和农活。
在各大陆中，亚洲受到的影响最小，因为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已强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间接的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完全没有注意到正在沿海地区涌现的那些坚持不懈的、令人讨厌的欧洲商人。只有印度的少数沿海地区和东印度群岛的某些岛屿感觉到欧洲早期经济扩张的影响。
欧洲也受到新的全球性经济的影响，但是，所受到的影响全是积极的。欧洲人是世界贸易最早的中间人。他们开辟了新的外洋航线，提供了必需的资本、船舶和专门技术。自然，他们从奴隶贸易、甘蔗和烟草种植园以及东方贸易中得益也最多。
全球性的政治关系
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全球性的政治关系同经济关系一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欧人不再被扩张中的伊斯兰教围困在欧亚大陆西端。相反，他们已通过赢得对印度洋的控制，从南面包围了伊斯兰世界，而俄罗斯人则已通过征服西伯利亚，从北面包围了伊斯兰世界。与此同时，西欧人还发现了美洲大陆，为经济开发和殖民开辟了大片领土。他们也因之蓄积起巨大的资源和力量。
1763年的欧洲正行进在半途中。它不再是欧亚大陆上一个比较孤立、无关紧要的半岛。它已在海外和陆上扩张，确立起对人烟稀少、军事上软弱的美洲和西伯利亚的控制。但是，在非洲、中东、南亚和东亚，欧洲人必须等到19世纪时才能宣称他们的统治。
全球性的文化关系
在1763年以前的这一时期中，欧洲人对非洲和欧亚诸土著文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在西非，土著酋长们把欧洲商人基本上限制在沿海贸易站。在中东、印度和中国古老的文明中心，诸土著民族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对欧洲入侵者的文化根本没有印象。穆斯林土耳其人虽与基督教欧洲人关系最密切，但却极看不起他们。甚至在17世纪、18世纪土耳其人本身每况愈下时，他们仍毫不犹豫地表达对基督教异教徒的轻蔑。
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卓越才能和在学问上的造诣，中国人对欧洲人的反应起初较好。耶稣会会士成功地赢得了一些皈依者，包括少数学者和一些皇室成员。然而，即使是具备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知识的能干的耶稣会会士，也没有给大多数中国学者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都不认同西方科学和西方宗教。
虽然这一时期中，中国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人的文化没有印象，但欧洲人却相反，对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所看到的东西印象非常深刻。17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其在欧洲人中间的声誉。与此同时，欧洲知识分子又被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记载所强烈吸引。他们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儒家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军事才能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崇为模范的文明。
第七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
从1763年至1914年的一个半世纪，作为欧洲获得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霸权时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据有显著地位。1763年时，欧洲仅在非洲和亚洲有一些沿海据点，还远远不是世界的主人。然而，到1914年时，欧洲诸强国已并吞几乎整个非洲，并有效地建立了对亚洲的控制；这种控制或者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东南亚，或者是间接的，如在中国和奥斯曼帝国。欧洲之所以能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是因为其现代化进程一直在继续和加速。
第二十六章 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人类的物质文化在过去的200年中发生的变化远甚于前5000年。18世纪时，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古代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生活方式相同。然而今天，金属和塑料补充了石材和木头；铁路、汽车和飞机取代了牛、马和驴；蒸汽机、柴油机和原子动力代替风力和人力驱动船只。这一伟大变革都源自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大革命是西方文明对人类发展的杰出贡献。
科学革命的根源
科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中国、古典时代的希腊和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不过，科学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原因似乎在于，只是在西方，科学才成为一般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在西方，哲学家——科学家与匠人才实现联合，互相促进。因此，正是这种科学与社会的联合、科学家与匠人的联合，大大促进了科学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荣。
为什么这一划时代的发展会出现在西方？一个原因在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学术成就。学者和艺术家可以接近的不仅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有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后者曾促进了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各门生物科学中得到的鼓舞。文艺复兴时期工匠地位的提高，使工匠与学者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他们各自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工匠拥有古代的旧技术，并在旧技术上添加了中世纪期间的新发明。同样，学者提供了关于被重新发现的古代、关于中世纪的科学的种种事实、推断及工序。这两条途径的融合是很缓慢的，但最终，它们引起一个爆炸性的联合。
地理大发现和海外地区的开辟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新的植物、新的动物、新的恒星甚至新的人类和新的人类社会相继被发现，所有这些都向传统的思想和设想提出了挑战。与之相似，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导致技术上的进步；技术进步转而又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和受到科学的促进。远洋贸易引起对造船和航海业的巨大需求。天文学由于其明显的实用价值而得到认真的研究。采矿工业的需求引起动力传送和水泵技术的进步。同样，冶金业是化学取得显著进步的主要原因。最后，这些领域里的新知识通过大学和印刷品得以促进和流传。其中印刷品在提高识字率和传播新思想方面的作用尤其重要。
科学革命的进程
近代科学最主要的进步发生在与地理学和航海术有着密切联系的天文学领域。这一进步发生在16世纪、17世纪，这方面的伟人有哥白尼（1473—1543年）、伽利略（1564—1642年）和牛顿（1643—1727年）。哥白尼采纳某些古代哲学家的观点，认为太阳而非地球是宇宙中心，并证实这种观点为天体运动提供了一种比传统的托勒密体系更简单的解释。伽利略使用当时新发明的望远镜，观察宇宙的实际情况，以经验为根据支持哥白尼。
18世纪后期开始进行的工业革命影响了科学革命，并转而受到科学革命的影响。蒸汽机的发展就是一个例证。蒸汽机为开动机器和火车头提供了急需的动力。19世纪前半世纪中取得进步最大的一门科学是化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化学与纺织业有着密切联系，纺织业在那数十年间经历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化学界的牛顿”是安东尼·拉瓦锡（1743—1794年），他的物质守恒定律堪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媲美。
正如牛顿因为发现支配宇宙中的物体的定律而统治17世纪的科学那样，达尔文因发现支配人类本身进化的规律而统治了19世纪的科学。他的进化学说认为，处于现在各种不同形式的动植物种类不是作为单独的、特殊的创造行为的结果而固定不变的，它们是不同的、可变的，是有共同的原始起源的自然结果。
尽管达尔文主义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团的敌视，它还是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最适者生存和生存斗争的强调极妙地与时代倾向相吻合。在政治上，这一时期正是俾斯麦“铁血”统一德国的时期。各国的民族主义赞美者认为达尔文主义给了他们支持和正当理由。
这种将达尔文的学说应用到社会舞台上的做法，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
工业革命对欧洲的影响
处于社会顶层的少数人和底层的多数人的收入的增长，使得消费社会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在英国出现成为可能。在此前的人类社会中，大众的收入太微薄，以致一半到四分之三的收入必须用来购买食物。剩余的极少的钱还得购买其他必需品，因此，根本不剩钱去买一时兴起想买的东西或时装。这既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的时装并不像现在这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的和服、印度的腰布、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宽松裤、拉美的披肩几个世纪以来都一成不变。
18世纪的英国是第一个打破这一传统模式的国家。这要归功于由于圈地运动后的农业革命、海外事业引起的利润的大量涌入和工业革命导致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而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国民收入增长的一部分流向了大众，因此，国内市场发展起来了；这种市场比过去仅有上层少数人才有购买力时的市场要大得多。
工业革命不仅引起了新消费主义，而且赋予了妇女新的角色。总的影响是迫使妇女走出过去她们以此为生的家庭经济，进入新的、家庭以外的工薪经济。前工业化时代的家庭经济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主要的工作场所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厂和车间，女工作为工薪一族成为金钱经济的一部分。这有一些优势，比如工作更稳定。除了以年为单位雇用的工人的年收入较高外，在工厂工作的妇女的工资也比其以前在家做计件工作的收入要高得多。
但另一方面，新工厂里的工作也有一些男性和女性工人都不喜欢的消极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工作时间过长，工作环境不健康，规章制度和惩罚措施太多等。妇女尤其易受到虐待和剥削，因为她们往往比较温顺，不太喜欢组成工会。工会的男性领导人很少鼓励、更多的是阻挠女性加入工会。妇女通常也没有参加工会所需要的时间和金钱。因此，在19世纪末，妇女的平均工资还不到男人工资的一半。
大多数女工在婚后和产后都放弃了她们在工厂里的工作。但是，丈夫的收入通常不够整个家庭的开销，因此，这些母亲会尽可能多地在家里做活。这种临时性的工作包括收留寄宿生、缝纫、做假花、洗衣、照顾职业女性的孩子等。
在19世纪后期，由于西欧婴儿死亡率的急剧下降，中产阶级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婴儿的出生率相应下降，为此解除了妻子们无休止的怀孕负担的痛苦。这时，省力的新式家电出现了，它还可以减轻家务的负担。从理论上讲，这些情况结合在一起，应该能大大减轻家庭主妇的责任和工作负担。但实际上，结果完全不同。省力的家用设备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减轻家庭主妇的负担，因为廉价的用人越来越少。因此，母亲们发现，使用新的洗衣机和电熨斗反而比过去使用洗衣女工更累。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女性却没有时间、金钱和精力去为中产阶级妇女关于家务与母亲角色的事情而烦恼。在现实生活中，她们无法渴望成为一个完美的妻子、完美的母亲和完美的管家。而且，她们还得处理眼下突如其来的日常危机——失业、遭遗弃、疾病和长期存在的工资收入和家庭支出之间的差距。对这些处境困难的工人阶级女性——她们始终占女性的大多数——来说，生活归结为一场确保家庭能应付日常开销的无休止的斗争。
工业革命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
生产率的提高和医学的进步导致19世纪欧洲人口急剧增加。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是通过海外移民寻找出路的。铁路和汽船有效地将大批大批的人运过海洋和大陆。1885年以前，大部分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那时以后，多数移民来自南欧和东欧。一般说来，英国移民前往英帝国的自治领和美国；意大利人前往美国和拉丁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前往拉丁美洲；德国人前往美国，其中还有小部分前往阿根廷和巴西。结果，西伯利亚、南非除外的英国自治领和美洲在种族方面几乎完全欧化。虽然拉丁美洲的印第安居民仍然存在，但幸存下来的只是少数。
1870年以后出现的营建帝国的巨大浪潮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它使地球上的很大一部分地区都成为欧洲少数强国的附属物。工业革命还产生了剩余资本，剩余资本又致使各强国去寻找殖民地作为其投资场所。资本在国内积累得愈多，利润降得愈低，对国外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的需要也就愈大。
新帝国主义的起源并不完全是经济性的，它也并不仅仅与工业革命有关。当时，还有其他种种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是，希望得到像在马耳他和新加坡那样的海军战略基地以加强国家安全。另一因素是，需要获得另外的人力来源，就如法国人在北非所做的那样。
再一个因素是传教士的影响，他们在19世纪中特别活跃。这些传教士一直试图使土著皈依，他们有时受到土著的虐待，甚至被杀。虽然传教士本身为了自己的事业起见，也许乐于容忍这样的危险，但是，舆论时常要求反击。因此，政府知道，可以利用这类事件作为进行军事干涉的借口。最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学说的流行，自然会导致种族优势的观念和白人有“责任”统治世界上诸“劣等的”有色民族的观念。
如果将帝国主义定义为是“一个国家、民族或种族对其他类似的集团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或经济的统治或控制”，那么，帝国主义就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然而，“新帝国主义”一词是颇有道理的，因为这种19世纪后期的欧洲扩张就其对殖民地和附属地的影响而言，完全是前所未有的。虽然罗马通过掠夺、收集主要以粮食为主要形式的贡物，简单、直接地剥削其殖民地，但是，它的剥削并未特别地影响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和结构。殖民地继续以与过去同样的方式生产几乎同样的粮食和手工艺品。将这种帝国主义与后来侵扰并改造整块整块大陆的那种帝国主义相比，就像将一把铲子与一台蒸汽挖掘机相比。
开始时，欧洲征服者肯定会毫不迟疑地掠夺和征收贡物。但是，经过这一最初的阶段之后，欧洲的生气勃勃的经济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包围和改变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业资本主义的全球作用导致了对世界人力物力资源的更为广泛、协调和有效的利用。当欧洲的资本和技术与不发达地区的原料和劳动力相结合、首次导致一个完整的世界经济时，世界生产率无疑极大地提高了。
对于经济这块蛋糕增大所带来的好处，人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争论主要集中在蛋糕该如何分配的问题上。诸殖民地民族已经感觉到，过去，他们所得到的少于他们应得的份额。不过他们所得到的总量已明显增加，要不然，他们日渐增长的人口就无法得到供养。
显然，在西方工人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反应与殖民地民族对新帝国主义的反应之间，有着一个相似之处。两者都对自己的命运不满，而且，两者都支持旨在引起根本变革的运动。但是，它们又有一个基本差别：诸殖民地民族并不反对本民族的雇主，而宁可反对外国统治者。因此，至少在最初阶段，它们的反对运动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学说——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
四次工业革命
人类历史上的工业革命通常分为四次主要阶段，每一次都通过能源、通信与生产方式的突破推动社会生产力跃升。
第一次工业革命（约1760–1840年）始于英国，核心是机械化生产取代手工劳动。1765年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机，为纺织厂和矿山提供稳定动力；1779年克朗普顿发明的“骡机”进一步推动纺织业机械化，而1825年斯蒂芬森的蒸汽机车开启了铁路运输时代。这些技术催生了工厂制度，加速城市化，使英国成为首个“世界工厂”。
第二次工业革命（约1870–1914年）以电力与内燃机的应用为标志。1879年爱迪生发明实用电灯，电网逐步覆盖城市；1886年卡尔·本茨制造首台燃油汽车，1913年福特流水线大幅降低汽车成本，实现大规模生产。石油化工和钢铁产业兴起，推动全球化贸易与垄断资本主义形成，消费社会初现雏形。
第三次工业革命（1940年代–21世纪初）围绕自动化与信息技术展开。1947年晶体管问世，1969年ARPANET（互联网前身）诞生，1971年英特尔微处理器为个人电脑铺路，1990年代万维网（WWW）普及彻底改变信息传播。原子能和生物工程等技术同步发展，推动知识经济崛起，跨国企业主导全球经济格局。
第四次工业革命（21世纪初至今）以智能化融合为特征，关键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基因编辑。2011年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2016年AlphaGo击败围棋冠军标志AI突破，5G和边缘计算加速万物互联，可再生能源技术助力碳中和。这一阶段推动生产高度定制化，传统行业面临重组，同时引发伦理与就业结构的新挑战。
AI认为AI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如同大脑认为大脑是最重要的身体组织. 实在是非常有趣. 不过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 也不排除某一天AI变成和水电一样的基础设施.
关于阶段划分存在一定争议：部分学者认为第三次与第四次革命同属信息技术持续演进，另一些观点提出生物技术可能引领第五次革命。但历次革命的共性在于，它们均通过能源、通信与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重塑人类文明形态。
第二十七章 欧洲的政治革命
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不仅建立在欧洲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欧洲政治革命的基础上；政治革命的实质是结束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在政府之下。
政治革命的格局
17世纪的英国革命标志其开始，随后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标志其更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它在19世纪时影响了整个欧洲，最后，在20世纪席卷了整个世界。中世纪初期，西欧有三个界限分明的社会集团：组成军事贵族阶层的贵族、构成教会和知识显贵集团的教士，以及从事劳动以供养以上两个上层阶级的农民。随着商业的发展，中世纪社会等级的这种状况由于一个新成分即城市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开始改变。随着这一阶级的财富增长、人数增多，它对各封建阶层的特权、对妨碍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许多限制，日益不满起来。
中产阶级为了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纳税负担、摆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限制，转而起来反对国王。中产阶级的这些目标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重要因素。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着古典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提供了合理解释的新意识形态——的成功。
随着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到来，居住在拥挤的城市中的工人开始日益具有阶级觉悟。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利益与雇主的利益并不相同，他们的境遇只有通过自己方面的联合行动才能得到改善。因而工人们，或者更确切地说，领导工人的知识分子，发展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它直接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挑战，不仅提倡政治改革，而且还要求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
赋予欧洲政治革命以动力的不仅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力信念，而且还有民族主义——一种影响到各阶级、使广大人民群众活跃起来的意识形态。传统上，这些人首先忠于的一向是地区或教会。近代初期，效忠的对象则扩大到新的民族君主。但是，从英国革命开始，特别是在法国革命期间，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使自己忠心地服从于新的民族事业。民族教会的兴起、民族王朝的兴起、民族军队的兴起和民族教育制度的兴起，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把从前公爵的臣民、封建农奴和城市市民改变成包括一切的民族。
这三种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它们共同激励欧洲各民族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行动起来，赋予这些阶层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无法与之比较的推动力和内聚力。
英国革命
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英国这场大变动的根源可以在国会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冲突中找到。这场冲突后来演变成一场公开的内战；内战中，国会获胜。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的都铎王朝普遍受人欢迎，尤其是受中产阶级和士绅们的欢迎。它使敌对的贵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制。它通过建立国教英国圣公会切断基督教会与罗马的联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分配了原属于天主教会的大片土地和其他财产。它还建立海军和实行获得民众赞同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但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很快就浪费掉这种信誉。他们企图把英国圣公会的教义和仪式强加给所有的人，从而引起不信奉国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敌视。当苏格兰人举行起义，反对查理将英国圣公会教义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时，危机降临了。为了获得镇压起义的资金，查理被迫召开国会。而这一于1640年召开的“长期国会”不但不理会查理对金钱的需求，反而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要求。他们要求处决国王的首席顾问和彻底改组英国圣公会。
英国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平静下来，直到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时为止。那几十年中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构成了英国革命。英国革命经历过五个阶段。1642年至1645年的第一个阶段为内战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保皇党人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组织的著名的新模范军击溃。在1645年至1649年的第二个阶段间，获胜的清教徒分裂为温和派和激进派，类似的情形后来在1792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也有重演。克伦威尔领导的温和派战胜了约翰·利尔伯恩领导的激进派。当查理于1649年被处死时，克伦威尔当上了被称为共和政体的英格兰共和国的首脑。
在1649年至1660年的第三个阶段里，克伦威尔和他的清教徒追随者们极其有效、虔诚地统治着英国。在这段时间里，各种封建权力受到抑制，宗教问题得以解决。克伦威尔死于1658年，继他之后担任共和政体的护国公的是他的儿子理查德。理查德是个庸碌无能之辈，而且，国民已对在清教徒治下的受限制的简朴生活感到厌倦。因此，斯图亚特王朝得以复辟。结果，从1660年至1688年的第四个阶段被称为王政复辟时期。
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没有取消、也无力取消共和国的种种改革。但是，他们的确试图恢复个人统治。这一努力加之他们追随法国王室、鼓励天主教，使他们愈来愈不得人心。最后，詹姆斯二世随着1688年光荣革命的到来被推翻；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革命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新的统治者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1689年，威廉接受了阐明国会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的《权利法案》。这一法案规定：国王不能中止法律；除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提高税收或保持军队；若没有法律手续，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虽然这些规定并不意味着英国已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直到19世纪后期确立普选制时，才实现这一目标；但是，1689年的这一法案确实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国会的最高权力，并在这一情况下结束了几乎早半个世纪前就已开始的英国革命。
从世界史的观点看，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关于人权和财产权的问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一问题甚至比宗教问题更明显地在清教徒中间划分出左翼和右翼两派。分裂是随着新模范军的普通士兵开始感到他们的利益正受到官员和国会的忽视而逐渐发生的。他们的想法由平均派明确地表达出来；平均派是对一个主要由城市中下层阶级和农村佃农发起的群众运动的蔑称。的确，下议院为建立共和政体而通过的法规中也包括了平均派的基本原则：“就人间而言，人民是所有公正的权力的起源”，下议院议员“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拥有这个国家中最高的权力”。
事实上，17世纪在英国进行着两种革命。第一种是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小贵族和资产阶级感兴趣的是赢得社会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种是中下层阶级和佃农的社会革命；中下层阶级和佃农要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给穷人以丰富的食品，具有小财产所有人阶层的眼光。17世纪英国的社会革命失败了，就像后来18世纪法国的社会革命失败一样。
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一词源自以下事实：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作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走进光明。因而，启蒙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有了“进步”这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观念。由于启蒙运动，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人类的状况会稳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况都将比前一代更好。
通过利用人类的理性力量。这种对理性的信任是启蒙运动的另一个基本特点。实际上，进步和理性是两个关键的概念。而这些概念的倡导者则是那些被通称为哲人的一批表达力很强的人。这些哲人受被牛顿证实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控制物质世界而且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
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自然地发展。这种对政府干涉的反对，是对严格管制经济生活（通常称为重商主义）的一种反应。自由放任主义由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书中作了出色的系统阐述。他论证说，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是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的福祉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
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宽容。哲人们拒绝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任意地决定人类的命运这种传统的信仰。相反，他们寻找一种与理智的判断相一致的自然宗教，结果产生了种种根本违背宗教正统观念的东西。多数人都是自然神论者，他们乐于赞同上帝存在并创造了世界的主张，但坚决认为，上帝创世后，允许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则运转而不加以干涉。因而，自然神论者能同时做两件不相容的事而双收其利。他们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义，同时，又能拒绝接受某些带有超自然色彩的东西，如圣灵感孕、耶稣的复活、基督的神性和《圣经》中的神启。
同样，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词语——“社会契约”。关于统治的契约论并不是一种新理论：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在1690年发表的《政府论》一书中已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理论。他将统治看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但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把它改变成一种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在他看来，契约就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协议。卢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把统治权看作只是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把人民的合法权利归还给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这种革命是正当的。
美国革命
一个新问题是，由于法国进攻的危险已消除，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精神正在不断增强。另一个新问题是，英国政府在获得巨大的新殖民地以后，决定加紧对帝国组织的控制。这种加紧在早期阶段也许是可行的，但这时，在消除法国的威胁之后，殖民地居民确信他们能够照料自己并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因而，美国革命基本上起因于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要求。
在美利坚殖民者当中，并非所有的人，甚至也不是大部分人，赞成暴力革命。事实上，他们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保守主义者仅仅希望恢复1763年以前普遍存在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松散关系。但是，激进主义者则要求在他们与英帝国的关系中能够发生殖民地完全控制自己事务的变化。他们还要求殖民地内部出现有利于平民百姓的政治权力的转移。对这一点，保守主义者激烈反对。他们不想引进民主政体；相反，他们希望像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保持上层阶级的领导。最后，由于不列颠无能的官员屡犯大错，激进主义者得以独行其是。
笑死, 作者是美国人, 认为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 不用详述
从世界史的观点看，美国革命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国家。《独立宣言》已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于是，美国人民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通过了旨在使这一宣言不仅在纸面上而且在生活中得到实现的种种法律。他们没收并分配了亲英分子的大地产，将公民权扩大至所有成年男子（但不包括妇女）都拥有选举权。许多州政府通过了禁止输入奴隶的法律。已建的教会被废除，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国家的法律。十三个州都正式通过了包括人权在内的宪法，这一宪法保证公民天赋的权利。
美国革命在当时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美洲的建立，在欧洲被广泛地解释为：它意味着启蒙运动的思想是切实可行的——一个民族有可能建立一个国家，有可能制定一种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切实可行的政体。于是，美国成为自由和机会的一个象征，作为一块没有历史负担和枷锁的新大陆而受人羡慕。
法国革命
法国虽是启蒙运动的故乡，但在拿破仑登场前，却并不是由开明专制君主统治的。因而，法国是一个极其低效和不公正的国家，以致统治机构摇摇欲坠地陷于停摆状态。正是政府的这种停顿状态，使野心勃勃、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有机会成功地夺得政权。
法国的旧政权就其组织而言是贵族政权。所有法国人在法律上都属于某一“等级”，即社会阶层，这种成员资格决定了他们的法定权利和特权。第一等级由教士组成，教士在2450万的总人口中总共有10万左右。第二等级由贵族组成，总数约达40万。第三等级包括其他所有的人——2000多万农民、约400万城市商人和工匠等。因而，前两个等级仅占总人口的2%，但是，他们拥有约35％的土地，并因政府庇护而享有大部分好处。尽管他们取得这些不相称的利益，却被免除几乎所有的税；实际上，他们认为纳税是有失其身份的。
因而，税收负担落在第三等级的肩上，尤其是落在农民的肩上。后者占总人口的80％以上，但仅拥有30％的土地。而且，农民须向教会交纳农产品什一税，向贵族交纳各种封建税，向国家交纳田赋、所得税、人头税和其他各种税。1720年至1789年间总的物价水平上涨了65％，而农产品的价格（农民的收入来源）则远远落后，这一税收负担因此特别繁重。
1787年，当路易试图不顾土地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向所有地产征收一种统一税时，贵族和教士就开始发难了。特权阶层谴责这种新的税为非法的，宣称唯有集会于三级会议的全体国民才能决定如此重大的改革。由于财政十分困难，国王最终让步，允诺在1789年春天召开三级会议。
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并不代表法国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划分的三个等级。从一开始，第三等级就是最有生气、最具决定性的。第三等级占有人数上的优势，有代表600名，而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各为300名。实际上，第三等级的代表超过了另外两个等级代表的总和，因为不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放的贵族（如曾为美国的革命事业奋斗过的拉法耶特侯爵），都站到了第三等级一边。中产阶级的代表还有一些改良主义的想法。
平民们通过迫使国王路易把三级会议改变成国民议会而赢得他们的第一个胜利。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改变，因为只要决议是在等级的基础上作出，第三等级就永远处于三分之一的少数地位。国王的让步并不表示他内心的转变。他继续重视所谓的“王后党”——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反动顾问们的劝告。国王的真正意图在他于7月11日解除雅克·内克的职务时暴露无遗，因为这位大臣被认为是最赞成改革的。与此同时，忠实于国王的几个军团则被秘密地调至凡尔赛。国王正准备用武力解散议会的谣言迅速传播开来。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国王这样做。国王有刺刀，而平民只有口舌和决心。
这时拯救法国革命的民众并非街头群氓。实际上，他们是由店主和作坊老板组成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传播消息，组织示威游行，而手下不识字的雇工和职员们则追随他们的领导。革命是在内克被免职以后爆发的，暴动的民众涌上街头，要求更廉价的面包，并抬着身披丧服的内克的半身雕塑像游行。7月14日，他们攻破并拆毁了巴黎一座用作监狱的王室古堡——巴士底狱。这一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因为巴士底狱这时已很少被使用。不过，巴士底狱在平民的心目中则是压迫的象征，此时这一象征被摧毁了。“巴士底日”在法国如同“独立纪念日”在美国那样，现在仍得到庆祝，其原因就在于此。
在1789年著名的“八月的日子”里，通过了废除一切封建税、免税特权、教会征收什一税的权利，以及贵族担任公职的专有权的法规。在国民议会所规定的其他许多重要措施中，较突出的是没收教会土地、改革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份宣言阐明了关于自由、财产和安全的基本原则——“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仍存在于国民……法律是公意的表达……自由是指能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最后一个条款表明，资产阶级并没有失去对革命方向的控制：“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非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明白地提出要求，同时基于公正和预先补偿的条件，任何人的财产皆不可受到剥夺。”这份宣言是革命的基本要旨。宣言被印成许许多多的传单、小册子、书籍，并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使“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传播到整个欧洲，最后传播到整个世界。
经男子普遍选举产生的国民公会于1792年9月21日召开，在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即保卫祖国、反对奥地利——普鲁士侵略者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革命热忱和群众支持相结合迸发的力量，被证明是不可抵挡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被赶出了边境。1793年，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加入了反法联盟。革命者的反应是进行著名的全民总动员。人民起来保卫祖国。14支军队在行伍出身的青年将领们的指挥下，奔赴战场。在“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的鼓舞下，法国民众军队以破竹之势前进。到1795年，敌人的联盟已被粉碎。
其时，国民公会愈来愈向左转，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是因为它经普选产生，还因为对战争的努力引起了革命热情。到1793年6月，吉伦特派已由激进的雅各宾派取代。这时，居支配地位的统治机关是救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革命热情和热烈的爱国精神任用和罢免将军，鼓舞群众参加英勇的行动，实施对外政策，对无数的问题立法，并通过一个无情的恐怖统治时期来镇压反抗。许许多多的人因叛国罪或者仅仅因爱国精神不够而受到指控，并被送上了断头台，即当时所称的“国家剃刀”。
但是，恐怖统治失去了控制，革命开始“吞灭它自己的儿女”。在不断的权力斗争中，一个接一个革命领袖继路易和安托瓦内特之后被送上了断头台。无套裤汉（字义上指不穿上流社会那种紧身短套裤的人们）正在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更平均主义的国家。他们相当于英国革命的平均派，而且他们要求更公平地分配土地，由政府管控物价和工资，并建立一种社会安全体制。这类措施完全超出法国资产阶级的计划。因此，法国资产阶级同英国资产阶级一样，努力阻挡革命向左的方向发展。在英国，结果是平均派被击败，克伦威尔上台。在法国，无套裤汉先是于1795年受到一个由五名督政官执掌的督政府的控制，后又于1799年受到拿破仑·波拿巴的控制。
拿破仑作为在意大利取得辉煌成就的将军而赢得声望，他利用自己的声望推翻了督政府。他先是作为1799年至1804年的第一执政，后又作为1804年至1814年的皇帝，统治了法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法国的15年统治有两个特点：国内改革和军事战役。前者巩固了革命成果，后者在邻国激起了一种民族主义反应，并最后导致他的垮台。
就国内政策而论，拿破仑可比得上开明的专制君主。他感兴趣的是技术层面上的效率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虽然他对国家实行独裁统治，但却有效地统治了国家。他把法律编集成法典，将行政机关置于中央集权制下，组织国民教育体系，建立法兰西银行，并就法国的教会和国家间的关系与教皇达成协议。拿破切实的功绩使他受到普遍的欢迎。渴望复辟旧制度或认为拿破仑背叛了革命的政敌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数人都因他结束骚乱并建立起一个可信任的强力政府而向他欢呼。
拿破仑因不断地推动战争而浪费了这种友好亲善。作为一个军事天才，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到1810年，他达到成功的顶峰，他已使法国的疆界越过莱茵河伸展到吕贝克，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伸展到罗马。欧洲的其余地区由法国的附属卫星国或盟国组成。只有英国仍保持独立并对法国怀有极大的敌意。
对拿破仑来说，最致命的是他于1812年侵入俄国时所遇到的俄国各阶层人士的激烈抵抗。这种抵抗正像冰天雪地一样，造成拿破仑大军的灾难性毁灭。从俄国冰冻的平原上开始，拿破仑的事业便一落千丈，并不可避免地在厄尔巴岛上结束了。因而，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对其创始人发生了反作用。拿破仑所“冒犯”的人民先是因“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而觉醒并充满热情，然后又在其导师背叛自己的原则时转而反对其导师。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它并没以可辨的形式存在于中世纪。中世纪时，罗马帝国的普济主义既存在于天主教会，所有的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也存在于拉丁语，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还存在于神圣罗马帝国中，虽然神圣罗马帝国已经摇摇欲坠。因而，在那些世纪里，民众应该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知晓的。相反，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
三个发展逐渐改变了忠诚这一尺度。一个发展是各种方言的兴起和这些方言在文学表达方面的运用。另一个发展是若干国家教会脱离了天主教会。最后一个发展是西欧的一些王朝建立并巩固了几个性质相同的、独立的大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这些发展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虽然18世纪末以前，人们一直把国家与君主本人混为一谈。例如，马丁·路德认为“主教们和诸侯们”构成了“德国”，而路易十四则声称法兰西国家“完全属于国王本人”。
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代形式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得到了最大的促进。革命的领袖们为了从欧洲旧政权的猛攻中逃生，不得不动员国民军队——由有政治觉悟的公民组成的军队，他们乐于并渴望为祖国而战。法国革命还以其他几种方式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它要求所有法国公民都说法语即“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来代替许多地区方言。它建立了公立小学网，来教授法语和灌输对国家的热爱。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子和期刊的出版，这些读物写得粗浅、通俗，因而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法国革命还创立了像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那样的民族主义仪式和象征。所有这些发展使得民族主义能够压倒人们对宗教和地区所承担的传统义务。
但是，随着19世纪的逝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于俾斯麦用马基雅维利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称的“铁血”战争成功地统一了德国。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欧洲第二个影响世界的伟大思想，其主要特点是把个人从阶级、社团或政府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它的兴起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不过，在中欧和东欧，由于那里的中产阶级很软弱，自由主义为一些开明的贵族所采纳。还有，自由主义是以其古典形式在西欧发展起来的，就其信条和支持者来说，实质上仍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运动。
自由主义的学说在英国革命期间首次被明确地提出来并得到贯彻。当时，这些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王室任意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准确地说，贯彻这些学说包括议会对统治权的控制、独立政党的存在，以及对反对党的必要性及其权利的承认。另一方面，由于公民权受到财产条件的限制，构成人口绝大部分的中下层阶级和劳动者无投票权。因而，17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增进了中产阶级的利益。
自由主义随着美国革命而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和应用；美国革命期间，在限制奴隶制、扩展宗教信仰自由、扩大公民权和确立立宪政体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1791年所采用的联邦宪法是以分权原则为基础，也就是让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互相牵制和平衡，目的在于制止暴政。《人权法案》保证了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出现的自由主义采取了立宪议会政体的制度形式，关心平等的公民权利，不过，并不关心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随着19世纪的逝去，自由主义同其他历史运动一样，在性质上起了明显的变化。在群众通过接受愈来愈多的教育和参加工会组织而变得更加自信的同时，自由主义不可能再继续主要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转为一种更加民主的自由主义。投票箱前的平等补充了法律面前的平等。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自由主义声称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通过立法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则认为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此外，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如果特别地建立一个社会，其目的在于促进集体福利而不是促进个人利益、促进合作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形式而不是促进竞争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形式，那么，当代的弊病就可以被消除。简言之，社会主义强调的是集体的社会和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而不是个人和自由放任主义。
19世纪早期，出现了一派新的朝气蓬勃的社会改革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曾试图谋求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叶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请求支持的呼吁作出响应，白白等候了12年。这些改革者肯定没有从革命或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思考。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考虑过自己精心制作的蓝图如何才能付诸实践。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才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现代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1818—1883年）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根本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用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研究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确切作用，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制定模范社会的种种蓝图。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历史研究，坚信资本主义将因阶级斗争而被推翻，并被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代替。
他之所以会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他相信，付给工人的工资不够他们去购买他们所生产的东西。这种不充足的购买力最终必然导致工厂倒闭、失业、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和最后的全面萧条。此外，马克思认为，这种萧条将变得日益频繁、日益严重，直到最后失业的无产阶级在绝望中被迫起来革命为止。这样，资本主义就将由社会主义取代，正如早先的封建主义已由资本主义取代一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抗萧条的，因为随着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再存在私人雇主、利润，从而也就不再存在购买力的不足。
他在1864年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通常所称的第一国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一团体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无产者为了以社会主义方式改革社会而夺取政权的纲领。它以自己的宣传工作和参加各种罢工的行动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但是，它于1873年分裂，主要是因为其成员除了有社会主义者以外，还包括缺乏纪律性、经常不和的各种浪漫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1889年，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当时，已出现于各国的许多社会党都加入了该组织。第二国际迅速发展，到1914年，它由27个国家的社会党组成，总共拥有1200万工人成员。就其学说和行动而言，第二国际比第一国际温和得多。侧重点有了这一改变的原因在于，组成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本身正在背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所谓的修正主义。
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侧重点的这一改变。一个因素是，在西欧各国，选举权逐渐扩大，这就意味着工人能利用选票而不是利用子弹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另一个因素是，1850年以后，欧洲的生活水平稳步上升，这往往使得工人们更乐于接受资本主义。德国修正主义领袖伯恩斯坦表达了这种新观点，他宣称，社会主义者应该“为更好的未来少工作一些，为更好的现在多工作一些”。换句话说，这一新策略就是通过渐进主义的改革手段来获得直接利益，而不是通过革命来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愿意跟着这种修正主义走。
他们当中有些人仍忠实于他们认为是马克思学说的东西，所以，大部分社会党都分裂成了“正统”派和“修正主义”派。不过，修正主义者更适合时代的趋势，通常控制着他们各自的政党。的确，他们能组织起强大的工会运动，能在选举中赢得数百万张选票。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第二国际为它的修正主义付出了代价：其大多数成员被证明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响应了各自国家政府的主张，结果是数百万工人战死在壕沟两侧。因而，第二国际被扯碎，虽然战后它又复兴，但再也没能获得其从前的力量和声望。
第二十八章 俄国
俄国同西方的关系通常一直是被动地接受的关系。只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俄国才能回报西方，先是回报以俄国伟大的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以后又回报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产生的社会促进手段。但是，在20世纪以前，欧洲对俄国的影响比俄国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是俄国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1856年以前的俄国和欧洲
第一个俄罗斯国家于公元9世纪以基辅公国为中心发展起来。这个早期的俄罗斯国家与欧洲其余地区有许多联系。它不仅越过黑海与拜占庭进行大量的贸易交往，还越过波罗的海与西北欧进行大量的贸易交往。在以后数世纪中，两个决定性的发展结合起来孤立了俄国。
一个发展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在公元990年前后决定接受拜占庭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而不接受罗马天主教形式的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1453年）以后，因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俄国成为东正教唯一独立的堡垒。这些事件使俄罗斯人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我孤立，他们藐视和忽视了正在改变欧洲其余地区的伟大变革。
切断俄国与西方联系的另一发展是1237年蒙古人的入侵。蒙古人只要其俄罗斯臣民承认可汗的宗主权，每年向可汗进贡，就不干涉他们的事务。不过，蒙古人的统治割断了俄国与欧洲其余地区大部分残存的联系。此外，蒙古人给俄罗斯社会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印记。他们的思想和管理方法为后来的俄国沙皇建立半东方的专制主义统治铺平了道路。
当俄罗斯人于15世纪摆脱蒙古人时，显露出来的俄国文明完全不同于西欧的文明。那些较不盲从、较有远见的俄罗斯领导人很快就看出他们的经济和技术上的落后是对自己国家安全的一种无法容忍的威胁。因此16世纪的俄罗斯人同以后世纪中的土耳其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开始借用西方的东西，作为一种自卫手段。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向西方借用军事技术。
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大大加快了这一借鉴的过程。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极其巨大的干劲颁布了3000多条法令，其中许多法令由他亲笔起草，几乎所有的法令都是由他授意而制定的。他以西方的方式改革了他的行政机关和军队，建立起供养其军队的工业，引入成千上万的各种类型的专家，派出一批批年轻的俄罗斯人到国外去学习，并建立起许多学校——所有的学校都具有实用主义的性质：数学和航海学校、海军学校、陆军学校、密码学校和居于最高地位的科学院。彼得大帝还打破所有先例，去西欧旅行，直接学习外国的种种制度和惯例。
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彼得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他所说的打开一扇“面向西方的窗户”的目标。此外，在实际操作的意义上，他是通过打败瑞典、获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而打开这一窗户的；在波罗的海沿海，他建立了新都圣彼得堡——新俄国的象征，而莫斯科则成为旧俄国的象征。
彼得的工作由富有才华、颇具魅力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继续下去。叶卡捷琳娜认为自己及其宫廷是俄国欧化的媒介。她比独断的彼得有知识得多，积极地赞助文学、艺术、戏剧和报刊。在她统治期间，俄罗斯高等贵族已开始欧化。在彼得统治期间，他们蓄胡子、穿着臃肿肥大的东方长袍，但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期间，他们在言语、服装、住宅和社会职责方面模仿起凡尔赛宫廷。他们的子女也由法国家庭女教师教育，首先学习法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然后捡起只够管理仆人用的少量俄语。因此，俄国的欧化不再仅限于技术方面，尽管它继续限制在上层阶级内。实际上，欧化的上层阶级与作为农奴被束缚在庄园里的农民群众之间的鸿沟正愈来愈宽，愈来愈危险。
俄国和西方之间这些基本差别的意义在于使俄国思想家们分成了两派——西欧派和斯拉夫派。西欧派痛恨上述差别，把它们解释为俄国发展速度较缓慢的一个产物。因此，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彼得大帝，他们极力主张其他统治者要和彼得一样为赶上西方而作出巨大努力。但是，斯拉夫派否定西欧派关于人类文明一致性的基本看法。他们认为，俄国和西方之间的差别是根本的、内在的，反映了民族精神方面而不是进步程度方面的巨大区别。因此，斯拉夫派把彼得以前莫斯科公国时期的同质化社会加以理想化，并把彼得看作俄罗斯文明和民族团结的主要敌人。他们完全不认同西方社会的优越性，他们不接受西方社会，认为它是物质享乐主义的、无信仰的，并被冲突和革命撕裂了。
俄国和欧洲，1856—1905年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争的解决，不是由于一方说服了另一方，而是由于迅速发展和扩张的西方社会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压力。这种压力通过俄国和一些西方强国——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而得到戏剧性的说明。战争是在俄国的土地——克里米亚半岛——上进行的，不过，俄国被打败了，不得不接受耻辱的《巴黎条约》。这一条约要求俄国撤回它在黑海的海军部队，拆毁它在黑海沿岸的防御工事。
旧制度所显示的破产导致旧制度的变革。第一个变革是解放农奴。在1825年至1855年尼古拉一世统治的30年间，已爆发了500多次农民骚动。随着克里米亚的灾难，农奴们不断上升的压力变得不可抗拒起来，尼古拉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把解放农奴当作代替革命的唯一办法。他的《解放法令》（1861年3月1日）解放了农奴，将农奴耕种的土地在农奴和贵族地主之间重新分配。
这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甚至比美国历史上1863年的《解放宣言》意义更重大。在美国，《解放宣言》仅事关少数黑人，而在俄国，《解放法令》则涉及占压倒多数的人口。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数十年间，西欧因决定性地促成了俄国的工业化而进一步削弱了俄国的旧制度。这些发展意味着与1825年十二月党人时的俄国相比，1914年的俄国同欧洲要相似得多。然而，这些不断增长的相似之处正如斯拉夫派所警告的，引起了俄国社会中的某些分裂和冲突。其中之一是农民群众不断增加的骚动和不断增长的政治觉悟。
农民的不满由1901年组织起来的社会革命党从政治上表现出来。社会革命党的政纲要点是把国家和贵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与农民的骚动相一致的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城市无产阶级的骚动。俄国工业化的早期，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包括了对劳动力的严重剥削：16小时工作日、低工资、童工、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这些条件下，俄国工人与中欧和西欧的工人一样，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因而，一个社会民主党于1898年成立，正如类似的社会党已在欧洲其他地方得到成立一样。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也像其他社会党那样，分裂成修正主义派和正统派，即在这种情况下所称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
1905年以前的俄国和亚洲
18、19世纪期间，俄国人重新向东面和南面推进，获得阿拉斯加、阿穆尔河流域和中亚，从而建成了他们的帝国。获得阿拉斯加只不过是较早时期横跨西伯利亚、向较空寂的地区推进的一个继续。但是，在黑龙江流域，俄国人战胜了中华帝国，在中亚，他们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古老的穆斯林汗国。这些成功之所以能取得，是因为俄国在技术上稳步前进。虽然这种进步同西方相比是不充分的——实际上是从西方得到的——但它足以使俄国人在与东亚的中国人和中亚的穆斯林交往时占有决定性的优势。
阿拉斯加: 俄罗斯人向阿拉斯加的推进是在彼得大帝统治期间开始进行的。这位西方化的沙皇对远东和对欧洲一样感兴趣，因此，他挑选丹麦血统的海军军官维图斯·白令船长率领一支探险队于1728年和1740年前往美洲大陆。白令向东穿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洋，勘查了阿留申群岛，在阿拉斯加海岸登陆。白令探险的主要成就是，他们发现北美洲和亚洲在北太平洋水域是相连的。
俄国商人为有利可图的海獭皮贸易所吸引，紧紧跟在探险者的后面。俄国人贪婪地掠夺海獭皮，因为这些海獭皮能以收购价4倍的价格在中国出售。这种掠夺一直持续到阿留申岛民和海獭被杀戮殆尽。1799年，各种私营贸易公司联合组成俄美公司。巴拉诺夫派远征队沿着美洲海岸去建立能为阿拉斯加的贸易站提供补给的殖民地。1811年11月，俄国人在旧金山以北的俄罗斯河旁建立罗斯堡，到1819年，他们已在美洲海岸建立了19块殖民地。
这一扩张导致了俄国与西班牙和美国的不和。最后，俄国人决定放弃他们在美洲占有的土地。皮毛贸易的衰落使俄美公司濒于破产。俄国人担心阿拉斯加太遥远了，他们无法保护它不受美国扩张主义的侵害。他们预料自己迟早会失去这一地区，遂于1867年以720万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美国，也就是说每英亩土地的价格不到2美分——这是一桩有史以来最划算的地产交易。
黑龙江流域: 其时，俄国人在北美洲的活动重新引起他们对黑龙江流域的兴趣。俄国人需要在太平洋有一个出海口作为向他们的美洲殖民地供应物资的基地。他们的确有了鄂霍次克港，但这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一港口每年一直冰冻到6月，而且几乎不断地被雾笼罩。俄国人的兴趣由于中、英之间1840年至1842年所谓的鸦片战争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作为战争的结果，英国并吞了香港，并在长江流域有了极大的优势。俄国人这时决心在黑龙江流域定居，以免英国人下一步获得对黑龙江河口的控制，从而堵住他们通往太平洋的天然出口。
1856年，战事再一次在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中国人又遭惨败，被迫接受《天津条约》（1858年），向西方商人开放更多的港口和做其他让步。穆拉维约夫抓住这一机会警告中国人注意英国人控制阿穆尔河的危险，并提议俄、中两国共同防守这一地区。结果是订立《瑷珲条约》（1858年）。穆拉维约夫这时仔细地勘探了新赢得的地区，发现由于阿穆尔河下游区的结冰情况，控制该河的两岸对航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还在朝鲜边界附近的海岸发现了一个极好的港湾。他不顾《瑷珲条约》的规定，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城市（1860年），并意味深长地把它（海参崴）取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东方的王后”。
中亚: 在此期间，俄国人也正在侵入中亚，不过，他们向这一地区的推进是直到19世纪第二个25年时才开始的。之所以会耽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可与北方有利可图的皮毛贸易相比的经济刺激。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中亚的气候和植被全然不同于俄国人所习惯的气候和植被。
中亚穆斯林文明传奇式的中心一个又一个地陷入开疆拓土的俄国人之手。这些猛烈的推进使得在印度的英国人大为惊恐，战争的危机和谣言一再发生。然而，这一世纪是在没有公开冲突的情况下过去的，主要原因在于英、俄相隔的距离非常遥远，运输工具又十分有限。英、俄之间的斗争不是围绕武器的较量，而是围绕控制介于它们之间的国家，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而进行的。
俄国的统治大大地改变了中亚。在积极方面，俄国人废除了普遍的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仅仅在撒马尔罕及其附近地方就解放了1万名奴隶。俄国人还铺筑铁路，其中著名的是奥伦堡——塔什干铁路线，它帮助俄国人进行征服和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由于俄国人有计划地征用哈萨克人的放牧地，牲畜的数目减少，并出现了普遍的饥荒。俄国人没有为土著的教育做什么事，他们把这一工作几乎完全留给了穆斯林的毛拉。在其他诸如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之类的领域，他们也不及在印度的英国人活跃。
中国东北和日俄战争: 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兴趣从中亚转移到远东。当时正在缓慢地接近完成的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为俄国的经济扩张和政治扩张提供了新的机会。新任命的财政大臣塞奇·维特伯爵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呈递了一份报告（1892年11月6日），他在报告中说，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将代替苏伊士运河成为前往中国的主要商路。他预见到俄国将处于亚洲和西方世界之间的仲裁人的地位，主张建立中俄联盟作为实现上述地位的最佳手段。
1894年中日战争的爆发为维特所赞成的联盟铺平了道路。中国接受了《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根据条约，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给日本。但是，俄国这时与德国和法国一起进行干涉，迫使日本人归还了辽东半岛。这一帮助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中国人与俄国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该条约规定在日本侵略的情况下相互援助，而且还将建造穿过中国东北地区、直抵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中东铁路的特许权授予一家中俄合资银行。
1904年2月5日，日本人停止谈判，三天后，他们未经正式宣战就袭击了在旅顺港的俄国舰队。在随后的战役中，日本总是击败俄国。由于俄国军队在离欧洲俄国的工业中心数千英里远的地方作战，横贯西伯利亚的单轨铁路完全不能满足他们的供应需要。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日本人包围了旅顺港，经过148天的围攻，于1904年12月19日占领了这座要塞。第二阶段由在中国东北平原上的一系列战役构成。日本人在这些战役中也获得了胜利，把俄国人赶到了沈阳以北。
然而，这些战役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俄国军队仍未受损，而且还随着交通的改善得到增援和加强。但是在海上，日本人赢得了一个导致和平谈判开始的压倒性胜利。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在航行了相当于地球一周三分之二以上的距离后，于1905年5月27日到达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它立刻就遭到在数量和实力上均占优势的日本舰队的攻击。实际上，短短几小时内，所有俄国舰船就被击沉或捕获，而日本人仅仅失去了几艘驱逐舰。
由于这一毁灭，特别是由于战争在国内很不得人心和1905年革命已经开始，俄国人准备议和。日本人也需要和平谈判，因为尽管他们赢得了胜利，但他们贫乏的资源却已因战争负担而被滥用。1905年9月5日，《朴次茅斯和约》签订。根据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最高的政治利益、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放弃在中国东北的所有优惠或独家特许权，并将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割给日本，把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与日本。这样，日本人就阻挡住了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第一次俄国革命和结果，1905—1914年
当日俄战争在远东打响时，革命正在战线后面的俄国内部传播开来。革命的根源可以在农民、城市工人和中产阶级长期的不满中找到。这种不满由于与日本的战争而日趋严重，因为与日本的战争一开始就不得人心，在遭受一连串失败后愈加如此。最后则发生了1905年1月22日的所谓“流血星期日”——皇家禁卫军向赤手空拳在圣彼得堡冬宫前面请愿的数千人开了枪。
流血星期日无可挽救地打碎了许多俄国人历来所珍爱的沙皇仁慈的“小父亲”形象。整个帝国的公民转而反对沙皇政权，使1905年的俄国大革命突然发生。第一个阶段在1905年1月至10月之间，是革命浪潮兴起的阶段。所有的阶级和势力都起来反对独裁政府：诸从属民族要求自治，农民抢劫庄园主住宅、夺取地产，城市工人组织地方议会即苏维埃进行革命活动，各地的大学生走出教室，黑海舰队的水兵发动兵变、夺取他们的舰船。沙皇除了屈服外别无选择，因此，他颁布了著名的《十月宣言》（10月30日）。它允诺给予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而且还准许俄国有一部宪法和一个民选的国民议会即杜马。
在1905年10月至1906年1月的革命的第二个阶段中，起义继续处于高潮，但是，革命者已不再团结。主要由中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温和派接受了《十月宣言》，而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激进派则要求由制宪议会而不是沙皇的大臣来制订新宪法。为了达到目的，激进派试图通过组织更多的罢工和骚动来延长革命。然而这时政府已强大起来，能够进行回击。1905年9月5日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使许多军队能够被派回国内去恢复秩序，而适时从巴黎和伦敦得到的4亿美元贷款也大大地加强了摇摇欲坠的沙皇政府。因而，它能够扑灭12月22日至1月1日在莫斯科猛烈进行的、危险的工人起义。
从1906年1月至7月21日的革命的第三个阶段，是沙皇政权得到巩固的阶段。政府军队追捕缉拿激进派成员和反抗的农民，在有些情况下，还烧毁整个村庄。5月6日，政府颁布了所谓的《基本法》。按照这一法律，沙皇被宣布为专制君主，对行政部门、军队和外交政策保持完全的控制。民选的杜马可以与上议院一起分享立法权，而它的预算权则受到严厉限制。杜马于5月10日开会，拒绝接受《基本法》，并激烈地批评政府。随即出现了一个僵局；7月21日，沙皇解散杜马。自由派杜马成员以牙还牙，号召国民拒绝纳税，然而，响应是微弱的。事实上，到这时，革命的潮流已经衰退，第一次俄罗斯革命已走完了它的历程。
1905年的种种事件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们对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传统做出了贡献。苏维埃已在一些城市中成立，并已证明它们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机关的价值。诚然，1906年以后，一种平静似乎降临，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短暂的平静。例如，举行罢工的工人人数从1905年的100万人下降到1910年的4000人。但是，到1912年，罢工人数又上升到100万人，并在以后的两年中保持在这一水平上。然后，所有的冲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突然停止。但是，由于在前线遭到灾难性的失败，新的暴风云又一次聚集起来，沙皇政权进入了它再也未能摆脱的一个新的动乱时期。因此，1905年的俄国革命作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
第二十九章 中东
西方对中东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它对俄国的影响，中东诸民族的反应也同样不同。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期间征服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诸民族、诸宗教以及种种相冲突的集团的一个聚集体。这一松散的帝国组织的意义在于西方的思想和压力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环境，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巴尔干诸民族在土耳其统治下生活了四个多世纪。人们通常认为，这段时期充斥着苛政，被压迫的基督教徒渴望自由，急切地等待反抗的机会。这一阐释并不符合实情。巴尔干各民族在人数上大大超过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少数土耳其人。他们是众多聚居的群体，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如果他们渴望反抗，他们会给土耳其人带来更大的麻烦。然而，在早期的世纪里，土耳其人统治巴尔干半岛基督教臣民时遇到的麻烦并不比统治亚洲穆斯林臣民时更多。
巴尔干诸民族较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任何种族集团更早、更深刻地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多半是基督教徒，所以比穆斯林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更易于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响。由于巴尔干各国在领土上与欧洲的其余地方邻近，人、商品和思想较易于从多瑙河、亚得里亚海、地中海和黑海的那一边集中到巴尔干半岛上。
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商人、俄国南部的保加利亚商人，以及广泛地散布在欧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腊商人，对其同胞智识上的觉醒做出了贡献。他们通过以下方式达到这个目的：以本土语言出版书籍和报纸，在自己的家乡和村庄创办学校和图书馆，并为本民族的年轻人去外国大学受教育提供资金。所有这一切不仅是一种教育，而且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它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当时西欧启蒙运动的影响。
土耳其人
西方对土耳其人的影响比对巴尔干基督教徒的影响小得多，也晚得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并缺乏一个本土的中产阶级。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着互相对抗和冲突的漫长历史。土耳其人还因为他们从未发展起自己的中产阶级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对商业不感兴趣，或者说不尊重商业，因此，奥斯曼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
然而，在19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同俄国人一样，被西方以直接和间接的许多方式所渗透、影响和控制。在渗透的几条途径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最有效的是军事途径。土耳其人同俄国人一样，发现要自我保存就必须采用欧洲的军事技术。19世纪后半叶中，西方诸强国为了阻挡俄国对中东的扩张，积极地鼓励土耳其人使自己的军事力量现代化。被派到海外去上外国军事学院的许多年轻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外，还吸收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出意料，1908年当旧制度在奥斯曼帝国被最后推翻时，实行这一政变的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个军队集团。
在宗教领域，西方也对穆斯林中东有影响。传教士在整个帝国传道和建立学校。到1875年，仅美国传教士就开办了240所学校，有学生8000人。学生中大多是亚美尼亚人，其余的是基督教徒，因为改宗在穆斯林当中是受禁止的。但是，在分散于整个帝国的外国大学里，可以发现相当数目的土耳其学生。
阿拉伯人
西方对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可以说从1798年拿破仑率领侵略军在埃及登陆那一天起就已开始。拿破仑的真正目标是打击英国在东方的地位，但是，海军将领纳尔逊在亚历山大附近歼灭拿破仑的舰队之后，拿破仑放弃他的目标回国了。不过他的远征对埃及有着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事件，也是西方对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区的一次文化入侵。拿破仑除了将解释古代象形文字的科学家和制订把地中海和红海连接起来这一计划的工程师带到埃及外，还给埃及带来了第一台印刷机。
拿破仑在他出征埃及的短暂时间里，还粉碎了埃及既有统治阶级的权力。这为天才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当政铺平了道路。穆罕默德·阿里的历史意义在于，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西方技术的意义并有效地利用它来为自己的目标服务的中东统治者。
第三十章 印度
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已一次又一次地为雅利安人、希腊人、西徐亚人、土耳其人和莫卧儿人所侵略。每一批侵入者都给这块巨大的次大陆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印度传统社会的发展。英国人的历史作用是分裂并改造了这一传统社会。其他侵入者主要是造成社会顶层的变化，但英国人的影响下至村庄一级都能感觉到。
印度的传统社会
在工业以前的时代，传统印度社会的基本单位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是村庄。在村庄内部，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联合家庭和种姓。这种组织的集体形式不仅是社会稳定的根源，也是民族衰弱的根源。对家庭、种姓和村庄的忠诚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而这阻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
民族精神之于国力强弱到底有多少影响呢?
按照从古以来的习俗，土地被认为是君主的财产；君主有权收取全部产品中的一部分或这部分等价物。这就构成田赋。田赋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也是耕种者的主要负担。交纳给国家的产品份额因时期而不同：从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或一半。通常，以村庄为单位的集体负责以产品或货币来交纳田赋，农民只要交纳他的一份赋税，就拥有使用土地的世袭权利。
除了交纳田赋和满足对强迫劳动的不定期需求外，村庄与外界没有什么交往。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使得每个村庄除少数必需品如盐和铁之外，基本上不依赖印度的其他地区。因而，印度原有的城市就性质而言是非工业的。一些印度作家往往把这一传统社会浪漫化，描绘出一幅乡村生活的田园诗情景，说这种生活以缓慢而令人满意的节奏平静地一代一代继续下去。
如果国家强盛, 那么还能维持稳定. 一旦国家衰弱, 这种独立的村庄模式就难以维系
英国的征服
16世纪时，印度的经济很少受到贸易的影响，因为贸易主要限于香料和纺织品。但是，17世纪时，除了硝石外，还有各种商业性作物如靛蓝、芥子籽和大麻被大量出口。孟加拉是这一贸易的中心。当时这里出现了富裕的本土商人，他们控制了当地经济，并在莫卧儿官员腐败、无能的统治下变得越来越不安分。这些商人中一个叫贾嘎特·塞特的人，收买了那些本该遵照孟加拉的“纳瓦布”——总督——的命令行事的将军的忠心。在普拉西战役中（1757年），这些将军避免与英国人作战；英国人在这场重大的遭遇战中仅死伤了75个人。正如一位印度历史学家所说的，普拉西是“一笔交易，而不是一场战斗”。
英国人这时是孟加拉的实际统治者，不过他们继续在形式上承认傀儡纳瓦布。1764年，东印度公司在击败莫卧儿军队之后，被授予“底瓦尼”，即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这些富裕的地方征税的权利。这为谋取利润和露骨地敲诈提供了许多机会，英国代理人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通过增加赋税、控制贸易和接受本土官员的许多“礼物”，他们为自己和在伦敦的上司积聚了财富。
由于在孟加拉的立足点，英国人得到了在印度进一步扩张所必需的基地和资源。他们开始向北推进，寻找天然边界。在东北面，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尼泊尔，他们击败了廓尔喀人，后者从此以后站在英国人的一边战斗。同样，在西北面，他们最后战胜了旁遮普的高傲的锡克人。因而，到19世纪中叶，英国人成为整个印度的主人。
英国的影响
英国对印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从英国人到达印度寻找市场和商品起，情况自然会这样。19世纪，人们对诸如黄麻、含油种子、小麦、棉花等原材料的需求极大。这些商品通过新建的铁路网被运送到海港；铁路网到1870年时全长4000英里，到1939年时全长4.1万英里。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使货船在伦敦和卡拉奇之间行驶的距离从1.08万英里缩短到6100英里，从而为印度原料的出口提供了便利。因而，印度成为世界重要的原料产地。由于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很高，整个19世纪印度的贸易都是顺差。
印度原本应将剩余资本用于发展现代工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直到今天，这仍使印度处于不发达国家的严峻状态。英国并不试图促进印度的制造业，而且在某些关键领域如纺织业还积极地加以阻挠。因此，印度没有机会建立关税以保护本国的新兴工业，抵抗从英国工厂源源流出的廉价机械制造品。
大英帝国真是一贯如此的缺德
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的医疗科学、卫生措施和饥荒救济安排，印度的人口从1872年的2.55亿上升到1921年的3.05亿。因为在印度没有出现这样的工业化，几百万新增人口只能重新返回农业。
印度的民族主义
英国教育在印度人中创造了一个熟悉外国语言和文化、接受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新阶级。这一接受西方教育的阶级，利用欧洲的意识形态来攻击英国的统治，并组织了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最终导致了印度的独立。英国的智识影响刺激了印度思想、文化方面的高涨和创造力，这种高涨和创造力通常被称为印度复兴。
以往，印度一向存在着文化统一和地区割据，但是，不存在全印度的爱国主义感情。民族主义能在英国的统治下发展起来，有着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在于英国人的“优越感”——英国人深信他们是种族的精华，由神注定要永久统治印度。英国人还由于他们强加于印度半岛的前所未有的统一而激发了民族主义。整个印度首次处于一个统治者之下。英国人还用他们的铁路、电报和邮政设施锻造了一种有形的统一。同样重要的还有，在采用英语作为受教育者的共同语言之后，出现了语言的统一。
英国的教育制度把西方的文学和政治思想整体引入印度，也促进了印度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个人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变得对外来的英国统治不利起来。印度的领袖们不仅运用西方的政治原则，而且运用西方的政治技术。报纸、讲台上演说、编写小册子、群众集会、规模庞大的请愿——所有这些都被用作民族主义磨坊制粉用的谷物。
第三十一章 中国和日本
日本的现代化
日本同中国一样，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与世隔绝。德川幕府逐一地断绝了日本同西方世界的联系。到17世纪中叶时，唯一保留的联系是与少数荷兰商人的接触；他们被限制在出岛上经商。德川幕府领导人的目的是要使日本与世隔绝、一成不变，以便使他们的统治永存。
1853年7月8日，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在江户港抛锚，转交了菲尔莫尔总统的一封信，要求经商特权、设立加煤站和为失事船上的美国人提供保护。佩里在日本待了不到一周就离开了，走之前，他警告说，翌年春天他会回来听答复。1854年2月，当他再次来到日本时明确表示，要么签订条约，要么交战，二者任择其一。日本人被迫让步，并于3月31日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条款规定，开放港口，用于美国船只的维修和补给；向美国失事船员提供适当的待遇并将他们护送回国；在日、美两国中的任何一方认为必要时允许选派领事，并答应给予美国以最惠国待遇。
依照这一条约的条款，美国将非常精干的汤森·哈里斯作为第一任领事派往日本。哈里斯凭借他那非凡的机智和耐心渐渐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并于1858年签订了《通商条约》。该条约规定：日本要再开放四个通商口岸；双方互派外交代表；美国人享有民事治外法权和刑事治外法权；禁止鸦片贸易；给予外国人以宗教信仰自由。同美国签订这两个条约后不久，日本又同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缔结了类似条约。这样，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国一样，这时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
西方入侵的首要影响就是促使德川幕府陷入了倒台的危机之中。由于签订了那些条约，幕府遭到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压力：一种来自要求履行条约各条款的外国列强；另一种来自竭力排外的日本人民。反德川幕府的氏族，即通常所称的萨长同盟，利用了人民的这一情绪。1858年至1865年间，他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向欧洲人及其雇员发动了进攻。1867年，孝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倒台，为所谓的“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
日本的新领导人仅仅对西方文明中那些能增强民族力量的成分感兴趣。例如，在宗教领域，明治时期的领导人赞成神道教成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与天皇是一致的，认为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换句话说，神道教促进了民族统一，激励了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日本想在现代世界中保持原有的地位，这些属性恰恰是必不可少的。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确规定，其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发展个人。它实施义务初等教育，因为国家需要有文化的公民。大批外国教育家来到日本创办学校和大学；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出国学习，回国后在新学校任教。但是，为了既确保行政管理的一致性，又确保思想的一致性，国家对整个教育体系实行了严密的监督。
在军事方面，日本人废除了旧时的封建征兵制，创造了以欧洲最新模式为基础的现代化军队。他们在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帮助下征募了一支陆军部队；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建立了一小支海军部队。日本人还仔细审查了他们的法律制度。与此同时，日本实行了各种政治改革，使自己至少具备了议会制政体的外观。首先成立了内阁和枢密院，然后，于1889年颁布了宪法。该宪法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但在每种情况下，政府只要愿意便有权制止这些权利。这一宪法只是为日本提供了议会制的门面，同时维护了寡头政治的统治和对天皇的崇拜。实际上，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三条还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随着宪法和司法改革的采用，日本人能够迫切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他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时的日本已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不再需要治外法权，不再允许其他国家对其主权的侵犯。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1894年，日本人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同年，日本人出人意料地赢得了侵略中国的胜利。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将日本看作一个劣势国家，其他列强也步英、美之后尘，很快放弃了它们的特权。到1899年时，日本已获得对其国土上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在这种情况下，它成为亚洲第一个打破西方操控的国家。
第三十二章 非洲
奴隶贸易
对欧洲人来说，几个世纪以来，非洲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奴隶，而这些奴隶在沿海港口便可获得，无须深入内地。若没有非洲酋长们的参与，整船整船的非洲人也不可能被运到美洲的奴隶种植园；这些酋长围捕自己的非洲同胞，把他们卖给等候在海边的欧洲船长，从而获得可观的利润。
奴隶贩子最典型的航线是三角形的。第一段航程是满载货物的船只从本国港口驶向非洲；这些货物有盐、布匹、火器、五金、念珠和朗姆酒等。然后将这些货物换成由非洲当地人从内地运到沿海地区的奴隶。再把这些不幸的受害者装进条件恶劣的船舱，沿着所谓的“中央航路”运过大西洋。在目的地美洲大陆，这些奴隶不是当即被全部售出，就是被圈起来零售。最后一段航程是船只满载种植园的产品如糖、糖浆、烟草、稻米等返回本国。
由于贸易风的盛行，“中央航路”的航行通常是速度快、时间短，平均是60天。然而，在这一航行中，奴隶的平均死亡率从10%至55%不等，它取决于旅程的长短、流行病的出现次数和奴隶待遇的好坏。虽然向美洲种植园提供的奴隶在1200万到2000万人之间，但非洲损失的人口据估计却是这一人数的4倍。
欧洲人对这些骇人听闻的做法全然不顾，继续买卖非洲人达4个多世纪。由于这样做能获得巨额利润，各大既得利益集团都坚决反对任何控制或废除奴隶贸易的建议。首先，所有的非洲酋长就反对，因为他们用一个强壮的奴隶可换得20到36英镑。非洲经纪人不仅从这种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而且也竭力反对所有废除这种贸易的建议。同样，美洲的种植园主，尤其是18世纪在英国议会中占有重要席位的巴巴多斯种植园主，也支持奴隶贸易。另外，欧洲诸既得利益集团，不论是贩奴者还是国内各酒商和产品制造商，都拥护这种奴隶贸易。
尽管存在着这些难以应付的障碍，一小群改革者仍大力从事废奴运动。1787年，他们在英国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1823年，为了结束奴隶贸易与奴隶制度，他们又成立了反对奴隶制度协会。不断进步的技术所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贸易已经失效，因而坚决认为在非洲能发展起一种更加有利可图的“合法”贸易。
为什么英国会推动废除奴隶制
工业革命导致英国经济结构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使得奴隶制不再符合新的经济需求。工业资本家开始反对奴隶制，因为它限制了自由劳动力的获取，而自由劳动力是工业革命的关键。随着美国棉花种植园的发展和美国内战的爆发，英国奴隶贸易的利润逐渐减少。同时，奴隶贸易的道德成本和政治风险增加，促使英国政府采取行动。
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制是一种不道德的制度，侵犯了人的基本权利。他们通过宣传、请愿和公众演讲等方式，提高了公众对奴隶制残酷性的认识。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反对奴隶制，认为它破坏了公平竞争和自由劳动力的市场。
英国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废奴压力。其他国家如美国和法国在废奴方面的行动，迫使英国采取行动以维护其国际形象和道德领导地位。
非洲的瓜分
1870年以前，欧洲列强在非洲只占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地区。它们主要是海港、设防的贸易站，以及少量毗邻的地区，后者是贸易的附属地，而非领土扩张的基地。1870年后，种种因素的结合使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态度完全改变。这时，殖民地被看作宗主国的财产，未被占领、毫无防御的非洲大陆变成了帝国主义者渴望争夺的焦点。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是帝国主义争夺非洲的领军人物。起初，他主要对东非感兴趣。但在斯坦利于1876年至1877年间考察刚果盆地之后，利奥波德立刻看到了这一巨大中央地区的潜力。
在西非其他地区，法国人最为活跃。他们设想出一个庞大的计划，企图从象牙海岸、达荷美和刚果河北岸的老贸易站出发，向内地推进，建立一个从阿尔及利亚到刚果、从塞内加尔到尼罗河乃至红海的法属西非帝国。
第三十三章 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种族欧化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殖民于印第安人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尽管对欧洲人入侵之前的美洲印第安人人数的各种估计大相径庭，但却一致认为印第安人集中于后来所称的拉丁美洲。这些土著民族提供了所需的全部劳动，欧洲移居者就无需承担此类任务。因此，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移民大多是士兵、牧师、政府官员和少数必需的工匠。北美洲需要所能得到的所有移居者，为此，英属北美殖民地向所有种族、各种语言、不同信仰的移民开放。到1835年时，中美洲和南美洲仅有480万欧洲移居者，而北美洲却有1380万。
数百万人移居美洲导致的结果是数百万美洲印第安土著居民被取代。这种取代的范围之广直到今天才被人们认识到；今天，人口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人们长期以来的假设即美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无人居住，有利于其他大陆的殖民是何等荒谬。有些人的死亡是因为暴力和过度劳动，但主要的原因是移民们无意中将欧亚大陆的疾病和非洲的疾病一起带入美洲大陆。
真的是无意的吗?
19世纪发展起来的欧洲热带医学学派降低了欧洲人在热带地区的死亡率，促进了海外的种族欧化。这些学派的工作是基于罗伯特·科赫、路易·巴斯德和其他微生物学家的研究之上的，同时也基于对热带地区军人健康负责的军医的观察。经过反复试错，他们发现了为部队提供洁净水、符合卫生地丢弃污物，以及使用蚊帐防止热带昆虫的重要性。
经济和文化欧化
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为其海外领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本、技术和市场。1820年至1830年间，占美国总出口36％的商品运往英国，占美国总进口43%的商品来自英国。19世纪期间，尤其是在铺设铁路时，欧洲的资本——主要是英国、荷兰和德国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到1914年时，外国在美国的总投资额已达72亿美元。在较不发达的拉丁美洲各国，欧洲的投资对其民族经济的控制程度比在美国要大得多。
随着种族、政治和经济欧化而来的必然是文化欧化；仍留在英联邦内的地区是如此，许多赢得独立的地区也几乎同样如此。在拉丁美洲，除葡萄牙人的巴西外，主要的文化形式是西班牙式；这种形式的明显标志是绝大多数人说西班牙语，而且信奉罗马天主教。人们看到，它还表现在建筑式样方面，如房屋带有庭院或院子、窗户装有铁条，以及房屋的正面朝向人行道等。城镇规划以中心广场而不是以主要街道为基础同样说明了这一点。许多服装也是西班牙式的，其中包括男人用的宽沿毡帽或草帽、妇女用的棉布遮头物——薄头纱、头巾或装饰头巾等。在家庭结构方面也仿效了男子主导且年轻女性被严密管束这种典型的西班牙形式，同样，也存在认为体力劳动对有身份的人是不体面、不合适的倾向。
虽然拉丁美洲文化基本上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文化，但印第安人的影响仍然很大、很普遍，尤其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西北部地区，因为那些地区的印第安人在总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美国的文化较之拉丁美洲的文化更少受到土著印第安人的影响，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印第安人人数较少，也较落后。然而，印第安人的影响也不可全然忽视：25个州是以印第安语命名的；英语中现在至少有300个印第安语单词；印第安人的许多发明，例如鹿皮靴、独木舟、平底雪橇和雪鞋，都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第三十四章 波利尼西亚
岛屿和航海者
在欧洲人15世纪偶然发现的美洲大陆的那边，是浩瀚的太平洋王国，名为大洋洲，又名波利尼西亚，意为“众多的岛屿”。从美洲的西海岸到亚洲大陆，太平洋绵延几千英里。太平洋王国离欧洲大陆最远，因此，欧洲人在他们发现更容易到达的美洲和非洲大陆之后很久才知道这里。
太平洋诸岛尽管缺乏欧亚大陆的丰富资源，但确实也出产一些作物；这里主要出产的是两种乔木作物和两种根用作物。乔木作物是椰子和面包果。根用作物是薯蓣和芋头。
商贸与殖民地
与持续而系统地对非洲和美洲进行探险和殖民相反，欧洲最初与大洋洲的接触是短促的。太平洋海盆被看作一条通道，而不是目的地。18世纪后期，欧洲人开始重新评价太平洋海盆，认为它是一个具有内在价值的区域。他们被这里的海产品所吸引，因为后者颇受国际市场青睐。在大规模生产植物油和勘探、提炼石油之前的那些日子里，鲸油和海豹油是十分珍贵的。同样，鲸骨与鲸须重量轻、强度大、有韧性，可用来作紧身胸衣和裙环，以及现在被塑料取代的许多其他用途。
这些居留地并没有如大西洋沿岸西班牙化、英国化和法国化那样，使太平洋沿岸俄国化。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大批俄国移民移居太平洋北部地区；而与之相比，大批西欧移民则定居在从纽芬兰到火地岛的整个大西洋沿岸地区。在喷气时代以前，行船横渡海洋要比穿越将俄国中心地区与太平洋海岸隔开的数千英里西伯利亚荒野容易得多。
与俄国人毫无结果的努力不同，西欧人很快便控制了太平洋海盆，正如他们早已控制了大西洋一样。他们拥有远为优越的商业和航海资源，使他们能将其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最具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的岛屿上，然后再将它们逐个强行占为己有。
欧洲的影响
欧洲对波利尼西亚的影响比对非洲或欧亚大陆的影响大得多。显然是因为，太平洋诸岛面积小、人口少，以区区数千人之力，不可能召集起如那些拥有数亿人口和几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一样的抵抗。如在其他地区一样，大洋洲人口的扩散也包含疾病的传布和文化的分裂。随着欧洲工具和机械织布机的进口，当地的工艺被丢弃了。利用树皮织布的技术被遗忘了，建造大型双体船的技术也被遗忘了——他们的祖先曾用这种船往返于太平洋。甚至冲浪运动也变得难以负担而被摒弃。那些曾为早期探险者所羡慕的波利尼西亚人的完美牙齿也因食用欧洲食物而开始衰退了。
第三十五章 全球统一性的巩固
欧洲的政治优势
1500年至1763年间，欧洲已从默默无闻的地位中崛起，并控制了各大洋和西伯利亚及美洲人烟比较稀少的地区。但对亚洲和非洲来说，欧洲的影响在18世纪末时仍然很小。在非洲，仅在沿海地区有一些奴隶贸易站，在大陆南端有一个无足轻重的布尔人居留地。到1914年时，这种形势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欧洲的影响已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大大增强；世界的大片地区——美国、拉丁美洲、西伯利亚和英国自治领——都已欧化。欧洲人成群结队地向这些地区迁移，不同程度地取代了土著民族。
除这些殖民地和欧化的地区外，世界的其余部分则由那些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已半殖民地化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除了包括像伊朗、阿富汗和尼泊尔之类的较小国家外，还包括中国和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大帝国。所有这些国家都由欧洲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控制；它们之所以能保持名义上的政治独立，仅仅是因为欧洲列强对其瓜分事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欧洲的经济优势
1914年时的欧洲霸权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能从欧洲所实行的经济控制中察觉出来。欧洲已变成世界的银行家，为建造横穿大陆的铁路、开凿沟通海洋的运河、开发矿山、建立种植园提供所需的资金。欧洲不仅成了世界银行，而且已成为世界工厂。1870年，欧洲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4.7%，而唯一的对手美国仅占23.3%。到1913年时，虽然美国已向前发展，达到了35.8%，但这一年欧洲工厂的产量仍占世界总产量的47.7％。
欧洲资本和技术大量输出的结果是全球经济空前统一：到1914年时，除了在全球陆地上架设了庞大的电报和电话线路网外，还在海底铺设了51.6万多公里的电缆。到1914年时，已有总吨位为5000万吨的3万多艘船只装载货物往返于世界各地。几条运河的开凿便利了世界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苏伊士运河（1869年）和巴拿马运河（1914年）；前者将西欧到印度的航程缩短了4000英里，后者将纽约到旧金山的距离减少了近8000英里。几条横穿大陆的铁路建成，打开了诸大陆经济开发的大门：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于1869年和1885年铺设了第一条铁路；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于1905年建成；柏林到巴格达和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也于1914年基本铺设完工。
1860年至1913年间，世界工业总产量至少增加了6倍，1851年至1913年间，世界贸易额增加了12倍。不出所料，欧洲在这一经济腾飞中得益最多。虽然得不到有关全球状况的统计数字，但是据估计，1800年，欧洲宗主国的人均收入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区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约是3：1，而到1914年时则增加到约7：1。
欧洲的文化优势
欧洲的入侵不但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过，这时智识上起变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的少数上层阶级，而不是农民群众；正是上流社会的极少数人，懂得西方语言，阅读西方报纸和书籍，熟悉欧洲的历史和现行政治。对接触这种外来文化的最初反应常常是热情和不加鉴别地赞美西方的一切，但随之而来的反应则通常是敌视西方，并企图至少保持和扶植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
白人的负担
由于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居于优势地位，欧洲人自然会这样认为：他们的卓越地位起因于其文明的优越性，而这又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优越性。他们深信，上帝创造了不同的人，将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挥劳动，能指导宽背、低能的劣等种族的发展。因而也就有了“白人的负担”这一概念——这种说教用恪尽职守的理想主义罩衣遮盖当时的帝国主义。与今天的反省态度相反，在吉卜林的时代，欧洲人几乎被认为是神定的统治者。
对欧洲优势的最初挑战
欧洲的全球主导在1914年时似乎是牢固、永恒的。但只要人们清醒地回顾一下，便可轻易发觉，殖民地世界中潜伏着的威胁正在慢慢觉醒，正在对西方统治权发起最早的攻击。
在整个历史上，每逢较弱的社会受到较强且好战的社会威胁时，就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反应：第一种是割断同入侵势力的一切联系，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中，在传统的信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第二种却是力图采纳外来者社会的许多特质，从而得以平等地对待后者，进而组织有效的抵抗。第一种反应表现为退却和逃避；第二种反应则是调整和适应。前者的口号是“回到美好的旧日时光”，后者的口号是“向西方学习，以与西方作战”。
19世纪期间，对西方入侵的这两种反应的例子有很多。逃避现实这种反应的典型例子是1857年至1858年的印度兵变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印度兵变和义和团运动都是悲惨的流血事件，而两者都未能给欧洲霸权以有力的挑战，因为它们实质上都是消极的造反，只图用武力赶走令人憎恶的欧洲人，以恢复美好的旧日时光。
日本人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地通过适应来实施抵抗政策的民族。1894年至1895年，他们打败了衰弱的中华帝国，1904年至1905年，又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一个亚洲小王国对一个欧洲强国的这一胜利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事件给整个殖民地世界以巨大希望和极大刺激。与日俄战争的结果同样很有影响的是俄国大革命，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日俄战争激起的。沙皇独裁政府即将垮台的消息同来自满洲战场的报道一样，使各地被压迫民族激动不已。
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卡尔·马克思认为，革命将先在各工业化国家中爆发，随后才是诸殖民地。他指出，西方资本家正将其剩余资金投向殖民地，因为在那里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与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克思认为，这种投资将持续下去，且这些殖民地将成为像其西欧宗主国一样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马克思也曾预期，随着诸殖民地实现工业化和变得繁荣昌盛，原西方的制造中心将会因此衰落，并造成工人失业。这反过来最终会迫使受苦的西方工人起来反抗，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看到，所发生的情况与马克思所担心的情况完全相反。革命的爆发不是在西方，而是在前殖民地，即现在所称的第三世界。这样，历史就把马克思的结论颠倒了过来。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原因是，西方的工人赢得了选举权和组织工会权。他们用这些权利增加了他们的工资，并且组建起福利国家，它在遇到事故、疾病或失业时可以提供救助。因此，西方的工人比较满足，他们变成了改良者，而不是革命者。另一个原因是，诸殖民地即第三世界并没有实现工业化。西方的制造商并不需要来自海外的竞争，因此，他们积极阻挠殖民地建立工业。结果，殖民地仍然是西方工厂的原材料生产者和西方工厂所生产的制成品的进口者。
第八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与成功的世界
1914年以来的几十年中，西方一面在衰落一面又在获得成功。实际上，这两种表面矛盾的趋势是互相加强的。全球的一体化前所未有，导致了西方的技术、观念和制度正以加速度扩散。但是反过来，也正是这种扩散逐渐削弱了1914年之前似乎不可侵犯的西方全球霸权。
第三十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影响
战争的根源
经济上的竞争: 当时欧洲大多数强国都卷入了关税战和对外国市场的竞争。例如，1888年至1889年意大利和法国之间、1879年至1894年俄国和德国之间、1906年至1910年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均爆发了关税战。1897年，由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着手进行德国新的造舰计划，这在没有根本改变势力平衡的情况下，加剧了英德两国的紧张关系。德皇建造强大海军和最强陆军的决心大大地促成了战争的最终爆发。
殖民地的争夺: 经济上的竞争和国内的困难还激起了对殖民地的争夺，因为对新殖民地的追逐可以确保剩余资本和产品有受保护的海外市场。由于德国人直到1871年国家统一之后才参与殖民地争夺，所以，他们特别积极，要求建立一个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相称的帝国。但是，德国人发现，他们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都受到了辽阔的英国殖民地的阻挡，他们痛骂英国人是“狗占马厩”的自私鬼。
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 这些殖民地的竞争转而又促成了互相冲突的联盟体系的形成，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战争。联盟体系始于1879年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与奥匈帝国缔结两国同盟条约之时。这是一个防御性的盟约，旨在保护德国免受法国人的攻击，因为后者想收复1871年失去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这个条约还旨在保护奥匈帝国免受俄国人的攻击，因为后者在巴尔干半岛同奥匈帝国接连不断地发生冲突。
1882年，两国同盟因意大利的加入而变成三国同盟。它的目的还是防御：保护意大利免受法国的攻击，因为意、法两国在突尼斯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当时，三国同盟无论宗旨盟约条款，都绝不是侵略性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都是志得意满的强国，它们主要感兴趣的是维护欧洲大陆的现状。
但是，从另一方的立场来看，三国同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法国和俄国看来，它是一个控制欧洲，使法、俄孤立并易受攻击的强势集团。另外，法国和俄国在好几个地区的殖民地问题上都与英国有较大分歧。结果，1894年法俄同盟缔约成立，它的两个目的是反对三国同盟和抵制英国对殖民地的争夺。法俄同盟因1904年英法协约和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而成为三国协约。实质上，这两个协约是事实上的殖民地协约。例如，英、法同意承认各自在尼罗河流域和摩洛哥的利益；英、俄也商定在波斯划分势力范围。
这样，欧洲所有强国这时都已加入两大敌对的联盟体系，这给国际关系带来了种种灾难性的结果。每当发生重大争端时，两大集团的成员即使对争端持怀疑态度，也不得不支持直接参与争端的盟国；否则，它们就会担心己方的同盟会瓦解，使自己陷于孤立而遭受危险。因而，每次争端往往都会扩大为重大的危机，而两大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则不论愿意与否都将被卷入其中。
无法调和的民族主义热望: 另一个背景原因是欧洲被统治的少数民族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望。在中欧和东欧，由于对民族自决的要求日益增长，那里的多民族帝国正处于差不多被撕成碎片的危险之中。
不可逆转的军事时间表: 19世纪后期是欧洲军事技术通过科学和军事的结合获得大飞跃的时期。旧式武器正得到改进，新式武器包括潜水艇和飞机被引进。私人军火公司煽动了全球范围的武器竞赛：他们通过卖武器给一个国家，引起恐慌，导致邻国也竞相购买。大国的军事领导人通过大量定购最新式武器来寻求安稳。
一旦激活动员计划——不管它具体是什么——的按钮被按下，人员和物资就会按计划自动、大规模地运输；任何反向的命令都不可被接受，因为那样会使人员和物资的流动被堵塞，国家在由此导致的混乱之中处于无防御状态。结果，任何当局，不论是皇帝还是首相，都无法扭转大的动员令。
萨拉热窝
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新近吞并的波斯尼亚省首府萨拉热窝遇刺。刺客是波斯尼亚的一个塞尔维亚族青年学生，名叫加夫里洛·普林西普。7月23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包含若干苛刻的条件。塞尔维亚7月25日的答复几乎接受所有条件，但拒绝奥匈帝国官员在塞尔维亚领土上参与调查该案的要求。奥匈帝国立刻断绝同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并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俄国为了报复，于7月30日命令全国总动员。第二天，德国向俄国发出为期12个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总动员。德国没有得到答复，于8月1日向俄国宣战，并于8月3日向俄国的同盟国法国宣战。
战争的欧洲阶段：1914—1917年
1914年：西线的消耗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双方诸民族都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一场短暂而又胜利的战争。但是，他们不久便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持久而残酷的折磨之中，在这场战争中损失的财富和伤亡的人数是前所未有的。造成这一血腥僵局的原因是：防御性武器从战争一开始就优于进攻性武器。因而，前四个月中西线的伤亡人数为：德国70万人、法国85万人、英国9万人。与各总参谋部的计划相反，西线的战斗这时变成了阵地战和消耗战。
不过在俄国战线和巴尔干战线，情况则并非如此，在那里，路程遥远，又缺乏运输工具，必须采取灵活多变的运动战。为了减轻西线上法国人的压力，俄国人一开始就以惊人的速度和强有力的攻势攻入东普鲁士。
1915年：东线上俄国的退却: 1914年11月2日，土耳其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了著名的达达尼尔战役。当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后，达达尼尔海峡便对协约国自动关闭，致使大量急需物资难以用船运到俄国。因此1915年3月18日，一支由14艘英国战舰和4艘法国战舰组成的分舰队炮声隆隆地驶进了达达尼尔海峡。协约国的船只因遭到来自水雷和海岸炮火的重创而被迫撤退。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和俄国战线上的惨败一起，促使保加利亚于1915年10月14日加入同盟国。这一介入意味着塞尔维亚人的末路。
意大利决定加入协约国的阵营，使协约国的力量得到加强，从而弥补了巴尔干半岛上的这些失败。尽管意大利人表面上曾是同盟国的盟友，但战争一开始他们就决定保持中立。
1916年：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到1916年时，同盟国在军事上的好运已达到顶点。它们虽然控制了从汉堡到波斯湾的这块欧洲大陆，但仍不能把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强加于协约国。为了获得这样一个协议，1916年2月，德国人发动了对法国要塞凡尔登的全面进攻。英国人则以对索姆河西北地区的攻势进行反击。但是，防守再次被证明比进攻更有优势。1916年的这两次战役使德国死伤约85万人，英法死伤约95万人。然而，任何一方向前的推进都未超过7英里。
1917年：流血和失败主义: 与此同时，西线可怕的流血战仍在继续，并且丝毫没有减弱。1916年，德国人曾在凡尔登采取攻势，而现在，1917年，协约国却处于领先地位。到这时，欧洲各民族已经进入了历史上最具毁灭性、最残酷的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人们尽管付出了种种牺牲，遭受了种种灾难，但还是看不到战争的尽头。厌战和失败主义情绪不仅出现在战壕中，而且也出现在两大阵营的平民百姓当中。
战争的全球阶段：1917年的俄国革命
1917年因两个重大的事态进展——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而被证明是决定性的一年。这些事件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最初主要为欧洲问题而开战，实质上是欧洲的事务，这时转变成全球范围的战争。
1917年，俄国爆发了两次革命：第一次在3月（俄历2月），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第二次在11月（俄历10月），推翻了临时政府，确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一次革命是一个使每个人大吃一惊的意外事件。3月8日，彼得格勒爆发了罢工和暴动，原因是运输工具不充足，从而导致食品和燃料极度缺乏。当局命令军队前去维持秩序，但士兵们却发生哗变，同示威者亲近起来。
始终对杜马疑虑重重的沙皇怀疑它与此事有牵连，于3月11日下令将其解散。杜马领导人拒不服从这一命令，因而，沙皇发现他不再能够强迫杜马服从自己。实际上，这种无权化本身就是革命。俄国不再拥有一个起作用的政府。当沙皇尼古拉二世于3月15日让位给他的兄弟米哈伊尔，而米哈伊尔又于第二天放弃了皇位时，这种形势就既是事实上的，也是法律上的。
为了避免为街上的激进分子取而代之，必须立刻建立某种新的机构。3月12日，临时政府成立，管理国家，直到能通过选举产生立宪会议。1917年3月至11月是临时政府和人民党的革命团体即苏维埃之间为权力而斗争的时期。在这场斗争中，临时政府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拒绝考虑绝大多数俄国人所需要的两样东西——和平和土地。
苏维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革命，当时工人们选举产生了工人代表会议即苏维埃，以协调他们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起初，选入苏维埃的代表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其领导人从瑞士返回之前仍处于较次要的地位。4月16日，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并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了立即实现和平、将土地分给农民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
时间证明列宁是正确的，因为战争持续得越久，公众的不满情绪就越大，他的要求也就越得人心。那些在4月份还显得怪诞的口号，半年之后听起来就完全合理了。到1917年年底时，许多人都在准备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战斗，以摆脱临时政府，因为临时政府阻碍了人们获得极为向往的和平和土地。
随着舆论越来越转向左派，布尔什维克这时在苏维埃中也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到10月时，他们已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中占据多数。列宁这时断定，推翻克伦斯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起义日期被定在11月7日。然而实际的革命却是高潮突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彼得格勒的重要地点——火车站、桥梁、银行和政府大厦。这里没有战斗，因为11月时的克伦斯基如同3月时的尼古拉二世一样，几乎没有什么虔诚的支持者。
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采取的首批措施中的一个就是履行和平的诺言。1918年3月3日，它同德国签署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该和约严厉的条款要求俄国交出波兰、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芬兰、乌克兰和高加索部分地区。这样，俄国便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着手创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战争的全球阶段：美国的介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威尔逊总统立刻号召他的同胞严守中立。这一呼吁得到了普遍的赞成，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希望卷入这场战争。然而，到了1917年时，威尔逊本人却正在将这个国家引向战争。从中立到参战这一转变的一个原因是政府的备战运动，并以1916年6月3日通过的《国防法》而达到高潮。运动期间的军事宣传有助于在心理上为全民族参战作准备。
另一个因素是由于潘乔·维拉袭击新墨西哥州而引起的美国对墨西哥的武装干预（1916年3月至1917年2月）。这次干涉虽然没有带来什么结果，但它带来了军事行动的兴奋刺激感，同时却没有过多的痛楚和牺牲。赞成介入战争的还有美国的金融家和工业家，他们一直在用赊销的方式向英国和法国提供军用物资，如果他们的顾客战败了，他们也将破产。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导致美国人员和船只的损失也加速了美国的参战。最后，1917年3月沙皇政权的垮台使美国有可能加入民主国家的联盟，反对中欧的独裁政权。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促使威尔逊总统于1917年4月对德国宣战。在《十四点和平纲领》中，他具体、详细地陈述了战争的目的，其中包括反对秘密外交、订立“公开和约”、海上航行自由、消除国际贸易壁垒、削减军备、根据必须同等重视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和诸殖民势力的要求的原则公正裁决殖民地的全部要求、运用民族自决的原则处理中欧和东欧各从属少数民族的问题。
和平解决
和同盟国各国签订的和约有：1919年6月28日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1919年9月10日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1920年6月4日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1919年11月27日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和1920年8月10日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对世界历史来说，这一全面和平解决有三个特点是十分重要的，分别是：建立了国际联盟，将民族自决的原则应用于欧洲，以及未能将这一原则应用到欧洲以外地区。
国际联盟的组成有两个基本目标。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平。它的成员国应互相承担对侵略的共同防御、将争端提交仲裁或调查争端，以及在仲裁之后三个月内避免战争。国联的第二个目的是关心国际范围的卫生、社会、经济和人道等问题。总的说来，国联在履行其第二个职责方面取得了成功。它在改善国际劳动条件、促进世界卫生、同毒品交易和奴隶贸易作斗争、克服经济危机等方面被证明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国联并未能维持和平，而正是由于维持和平是它存在的理由，这一失败也就意味着整个组织的终结。
欧洲地图被大幅度修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毫无疑问归还给了法国。俄国由于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独立国家的建立而失去了它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独立的波兰在前俄国、德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割让的诸省领土上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在前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上。南斯拉夫也形成了，它由战前的塞尔维亚、黑山和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各色前哈布斯堡帝国疆域组成。罗马尼亚因从奥匈帝国、俄国和保加利亚获得领土而使其面积增加了一倍多。最后，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剩余的地区则出现了奥地利和匈牙利这两个小国家。
第三十七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所有反对欧洲人统治的殖民地起义中，土耳其人的起义最为恢宏、最为成功。大战几年中，英国是大部分中东外交活动的主要幕后推手，它应对三组时常相冲突的协约——与其盟国的协约、与阿拉伯代表的协约以及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协约——负责。
协约国之间的条约共有四个：1915年3月至4月的《君士坦丁堡协定》、1915年4月26日的《伦敦条约》、1916年4月26日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和1917年4月的《圣让-德莫里耶讷协定》。这些条约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海峡及小亚细亚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分给俄国；小亚细亚西南地区分给意大利；美索不达米亚和海法及阿卡港口周围的飞地分给英国；叙利亚沿海和俄国势力范围以东的内地分给法国。这些密约是对奥斯曼帝国的死刑执行令，它们留给土耳其人的仅是其故国北部的2万平方英里土地。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密约与英国当时正同阿拉伯和犹太代表缔结的某些协议直接抵触。
1914年11月，当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后，英国人便同阿拉伯领导人麦加王子埃米尔·侯赛因协商军事联盟。作为对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回报，英国人同意承认战后各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但这一承诺与英国人对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罗斯柴尔德勋爵所作的许诺相冲突。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于1897年成立于巴塞尔，曾多次请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允许他们在巴勒斯坦即犹太教《圣经》中的祖国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定居点。由于土耳其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和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趁机要求协约国允许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灭亡之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英国的传统艺能
最终的结果是签订了《色佛尔条约》（1920年8月10日）；根据该条约，法国得到了叙利亚托管地，而英国除保护国埃及外，还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这些条款与过去给予阿拉伯人的许诺完全相反，与协约国公开声称的民族自决的原则也完全相反，以致在整个中东引起了武装抵抗的浪潮。诸因素的结合使得土耳其人能够彻底废除《色佛尔条约》，而阿拉伯人则也在经过十年的顽强斗争之后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让步。
土耳其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后来被称为“土耳其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人格。他因在反对协约国的战争中成功地保卫了达达尼尔海峡而成名。停战后，他带头反对《色佛尔条约》。他愿意放弃旧帝国的阿拉伯诸省，但拒绝接受割让小亚细亚及放弃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的条款。
阿拉伯中东
就在土耳其人成功地撕毁《色佛尔条约》之际，阿拉伯人正在顽强地抵抗指派给他们的受托管理国。与《侯赛因协定》相反，叙利亚——黎巴嫩已作为托管地分给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已成为英国的托管地，而埃及则已完全由英国人控制。对阿拉伯国家这种横暴的瓜分行径必然导致骚动，因为战争本身已在阿拉伯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感情。
阿拉伯人坚持认为，有关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违背了先前给予阿拉伯人的许诺。然而，在巴勒斯坦本土，随着犹太移民的不断涌入及忧虑重重的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和英国人的回击，这种三方间的冲突变得日趋激烈。只要犹太人的涌入始终适度，阿拉伯人也不会提出强烈的反对。其实，他们确曾欢迎过有钱、有干劲、有技艺的犹太人。他们自己也已从犹太人在恢复土地肥力、建立工业和控制疾病方面所创造的种种成功中大大得益。但是，当移居的小溪变成一股洪流时，阿拉伯人便进行了猛烈的反击。阿拉伯人指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因西方的反闪族主义而失去自己的国家。
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攻击变得愈益频繁和猛烈。英国的反应是在这些大暴动之后派出了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几个委员会已对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企图满足三方不同且相互冲突的利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巴勒斯坦的矛盾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在原地踏步。
印度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在当时可预见的将来内似乎都十分牢固。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过了29年，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便告结束。这一意外结果的一个原因在于战争本身的影响——不光有关民族自决的种种口号产生了影响，还有海外服役的经历也扰动了数十万的士兵，他们带着新思想和新观念回到故土。
甘地无疑是战后这场反英运动中最杰出的人物。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在1914年以前并没有对英国人构成严重威胁。它实质上仍是极少得到乡村民众支持的中产阶级运动。甘地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设法来到村民中间，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使他们参加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他的讲话朴素、富有感染力。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教育和训练人民实行不合作主义即非暴力的消极抵抗。甘地还号召人民联合罢工或抵制英货。甘地劝诫人们用家里纺的布代替进口的机制织物。这会削弱英国统治的经济基础，还会复兴乡村工业。
另一位民族主义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这时也正在同甘地一起起到重要作用。他是一位富有律师之子，曾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读书，1912年取得律师资格。回国后，他投身于为自由而进行的民族主义斗争，成为甘地的追随者和敬慕者。然而，尼赫鲁完全不同于他这位神秘、苦行的领袖。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坚信科学技术是将人类从存在已久的苦难和愚昧中解放出来的工具。
第三十八章 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
直到1921年，内战和外国的侵略一直都还在一起蹂躏俄国。但令人意外的是，最后红军却出于各种原因取得了胜利。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在争取农民群众的支持方面通常做得更成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已经说服俄国农民赞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大多数农民对红军和白军都极其不满，他们宁愿独自待着。但在不得不作出选择时，他们常常决定支持红军，他们认为，红军站在他们这一边，允许他们保留从地主那里夺得的土地。
共产主义在中欧的失败
与俄国苏维埃相类似的工人士兵委员会出现在包括柏林在内的欧洲城市。革命运动非常强大，共产主义似乎很有可能吞没欧洲大陆，至少可以抵达莱茵河。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并未产生一个苏维埃德国，而是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的魏玛共和国。
有几个当时未被注意到的因素解释了这一重大结果：一个因素是战前德国的繁荣，它使工人阶级比较心满意足、无心革命。同样重要的是德国农民的富庶，因此，布尔什维克的“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口号虽然在俄国非常有效，但对德国的影响却很小。
意大利成为法西斯国家
一个全新的“主义”——法西斯主义——正在意大利出现，它是欧洲战后数年中最突出的政治创新。法西斯主义是1922年10月随墨索里尼向罗马的进军才突然地、戏剧性地出现的。意大利的战后状况为暴烈、夸张、反理性的运动如法西斯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议会政府是个腐烂的泥潭，党魁们在里面巧妙地操纵着各种短命的联合集团。这个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在战后数年中因严重的经济混乱而被进一步削弱。数百万复员军人中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对外贸易和旅游业在战后岁月里走向衰落。对外移民在过去几十年里起着保险阀和海外汇款来源的作用，这时却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限制性法规而逐渐停止。
第三十九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五年计划
1928年，斯大林开始实行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的一系列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成员由政府任命，他们根据莫斯科提出的总方针和全国各地送来的统计资料草拟每个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与后来由计算机制订的计划相比简单原始，但也有三大卷，达1600页之多。
在农业方面，五年计划要求土地集体化。很多农民——特别是富农——反对集体农庄，因为他们必须以与几乎一无所有的贫农相同的条件加入农庄。苏联政府对此进行了报复：将成千上万户富农赶出村庄，把他们关进监狱和西伯利亚劳动营。最后，尽管有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政府仍能独行其是。到1938年时，几乎所有农民的田产都被合并到24.24万个集体农庄和4000个国营农场中去了。
虽然苏联政府成功地消灭了几乎所有的私人农场，但集体化农业的产量却被证明是非常令人失望的。苏联农场用比美国农场多出50%的土地耕种，用10倍的人力劳作，但其产量却只有后者的四分之三。造成这一悬殊的一个原因在于，与美国的气候相比，苏联的气候对农业要不利得多。另一个原因是苏联政府对发展工业更感兴趣，因而使农业处于严重匮乏的状态。
与农场不同，斯大林计划经济下的大多数工厂都不是作为合作社经营的，而主要是归政府所有和经营的。除了为工业提供必需的资本外，政府还为促进最高产量而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工人和经理都必须完成某种定额，违者将被罚款或开除。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超额完成定额，就会得到奖金。
对苏联人民来说，五年计划是一件祸福兼有的事情。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它们使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强大起来，从而大大有助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希特勒。五年计划还把国家从一个落后的社会变成一个现代社会。但是，俄国人民也忍受了五年计划所带来的负面经历。其中最具破坏性的是布尔什维克与农民联盟的终结，而正是这一联盟才使1917年的革命成为可能。土地集体化期间的野蛮压制是无法让人很快忘掉的。此后，农民们不再与政府合作，他们将强加给他们的集体农庄视为外来的东西——从而形成了他们在自己小块土地上的高生产率与在集体农庄土地上的低生产率的鲜明对照。
大萧条
大萧条是20世纪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其成因是复杂且多方面的，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领域。
股市崩盘: 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市发生了“黑色星期四”，随后在10月29日发生了更为严重的“黑色星期二”，股市大幅下跌，导致大量投资者破产，金融市场陷入恐慌。股市崩盘不仅是大萧条的起点，也是其重要诱因。股市的急剧下跌导致了财富的迅速蒸发，投资者信心受挫，进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经济活动急剧减缓。在大萧条前的几年，股市投机行为盛行，许多投资者利用杠杆交易放大收益，导致股市泡沫。1929年，杠杆交易规模达到了60亿美元，比1928年增加了50%。杠杆交易和投机狂潮加剧了股市的不稳定性，使得市场更容易出现剧烈波动。当泡沫破裂时，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恐慌和下跌。
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 20世纪20年代，尽管生产力大幅提高，但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无法与生产增长相匹配。1920年至1929年，工人生产效率增长了55%，而工资仅增长了2%。工资增长滞后导致消费能力不足，无法支撑生产过剩的商品。这种供需失衡是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弥补消费不足，银行和推广了超前消费和分期付款，导致消费信贷大幅增加。然而，这种消费模式缺乏可持续性，最终导致了金融泡沫的破裂。超前消费和金融泡沫掩盖了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泡沫破裂后，消费迅速下降，企业库存积压，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
银行倒闭与金融恐慌: 股市崩盘后，投资者纷纷挤兑银行，导致许多银行倒闭。1930年12月，纽约美国银行倒闭，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银行挤兑。银行倒闭和挤兑形成了恶性循环，削弱了信贷市场，企业无法获得贷款，生产和投资活动受到严重影响，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美联储在危机初期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提高了利率，以防止资本外流和维护金本位制度。然而，这反而加剧了经济衰退，导致更多银行倒闭。紧缩货币政策在危机时期是错误的决策。在经济衰退时期，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应才是更有效的刺激经济的手段。
国际贸易减少: 1930年，胡佛总统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大幅提高了对进口商品的关税。这一法案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战，国际贸易量大幅减少。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国际贸易减少导致各国经济进一步萎缩，特别是那些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
货币政策失误: 美联储在危机初期没有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反而提高了利率，以防止资本外流和维护金本位制度。这导致了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减缓。紧缩货币政策在危机时期是错误的决策。在经济衰退时期，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应才是更有效的刺激经济的手段。
二战以及以后的历史可以算是现代了
最后更新： 2025年05月05日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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