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史前人类
第一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在史前时代的几百万年中，有两大转变为此后的全部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一是灵长类逐渐转变为人类，即具有思维能力的真正的人类；其二是人类的先祖从坐享大自然恩赐的食物采集者转变为日益摆脱大自然束缚、掌握自己命运的食物生产者。
对过去的研究和描述，是现代人所取得的一项杰出成就。古人对在他们之前发生的事了解甚少。
通过对现在仍然存在的90个食物采集部落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人类学家们发现，男人负责狩猎动物、提供肉食，而女人则负责采集营地周围所能发现的一切可供食用的东西：植物块根、浆果、坚果、水果、蔬菜、昆虫、蜥蜴、蛇类、啮齿类动物、贝类，等等。虽然男人弄来的肉类极受欢迎，但事实却是，女人采集来的食品仍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女人采集到的食品经常是男人带回的猎物的两倍。
食物采集者乐意吃的食物数量很大，这就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所需。食物采集者依靠大量不同种类的动植物作为其食物来源，这就使他们比农民过得更为充裕，因为农民只种植少数几种庄稼，所以一旦这些庄稼因为干旱、洪水、霜冻或虫灾而歉收，他们就要面临挨饿的危险。相比之下，食物采集者就不会碰到这种危险；他们一旦发现某种食物供应减少，就会用他们能够发现的数百种食物来弥补缺口。
但是基于食物采集的人口数量和基于农业的人口数量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这属于是强行比较了.
尽管早期人类对于自然有着大量的第一手知识，但是，他们对自然界的情况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怎样用自然主义的手段来对付大自然，结果只好求助于超自然的存在物。他们施展巫术，花费大量时间试图祈求或哄骗大自然提供更丰富的物产。
与旧石器时代的技术一样重要且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旧石器时代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义务和报酬。虽然谁也不能确定或预测自己的前景，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忧或彼此疏远。通过这种方式，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且，其完全的程度是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人所未曾接近过的。
有趣的话题, 那么怎样的生活才算是称为一个完全的人呢?
第二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新石器时代的人有两个方面与他们旧石器时代的前辈不同：他们不再是用打制法，而是用磨制法来制作石器；他们的食物来源大半甚至全部是靠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而不是靠狩猎或采集获得的。从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转变，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在正常情况下，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仅有充足的食物，而且还有极为丰富的食物品种。比起种养食物的农民，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但有着更好更可靠的食物来源，而且为获取食物所需劳作的时间也更短。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舒适地存在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迫使人们发生转变的是人口压力。上万年前，人类的数量增长缓慢，但还是造成了非洲、亚洲、大洋洲乃至美洲的人口迁移。最后，除南极洲外的各大洲都住满了人。
人口的增加导致了农业革命，而农业革命反过来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人口增长。这种压力将迫使所有的人类均变为食物生产者。
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为了照料新驯化的动植物，人类也不能不定居下来。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能拥有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过流浪生活的狩猎者，由于随身可携带的物品有限，其生活水平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却可以尽情地享用坚固的住房、舒适的家具、生活用具、工具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
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明显特征。每个家庭都拥有生产生活用品所必需的技能和工具；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每个家庭都有权利使用维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然资源。正是由于这种平等主义，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还是今天的部落社会，其生产力都有着内在的阻碍性因素。产品的产量只要能满足每个家庭有限的传统需要就可以了，没有要求生产剩余产品的动力。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500年以前)
第三章 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
文明的产生与扩散
最早的文明之光出现在烈日蒸晒下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条大河养育的一片荒原。苏美尔位于过去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的南部，南临波斯湾，由若干块荒芜多风的小平原组成。
人类学者指出了古代文明的一些特征，将其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区别开来。这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以国家为形式的建制化政治权威、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纪念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但是，这一组特征在确定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文明的普遍性质时，可以用作一般的指南。
人口的增长使某些村落得以发展成由新的宗教显贵及后来的军事首领和行政首脑统治的城市。农业生产率增长使食物有了剩余，能够供养新产生的祭司阶级、士兵和官吏。后起的阶级分化是文明的特征。
建立在血亲关系基础上的部落生活是多么闲适和随意。但是，由于不存在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生产量的压力，这种生产方式的生产率极其低下。部落成员只要生产出能满足自己家庭和患难亲属的生活必需品就行。当部落人口增加、对食物的需求也相应增大时，部落社会便无法与生产率高得多的文明社会相对抗。
诸文明社会之所以会生产率更高，是因为它们是建有国家机构的阶级社会，国家机构能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收和租金来供养国王、朝臣、官吏、军事首领、传教士和书吏。为了支付税收和租金，文明社会的农民不得不比部落社会的耕种者更努力地工作。
从这个角度看, 人确实不再是一个完全的人. 除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以外, 还需要努力工作以满足社会的要求.
文明的共性
在考虑各种古代文明的独特性之前，我们应该承认它们还具有某些共性，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共性或许是，社会关系的新的不平等和性别关系的新的不平等。社会不平等源于这一事实：所有文明都建立在纳贡关系而不是血亲关系的基础上。日常生活不是取决于亲属之间的互助关系，而是取决于税收、地租和劳役形式的纳贡关系。
除社会不平等之外，诸古代文明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两性间的不平等。我们已知道，在旧石器时代，妇女享有平等地位，因为她们作为食物采集者对食物供应所做的贡献甚至大于男性狩猎者。随着犁、灌溉技术和诸如冶金术之类的新工艺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起了变化。先进的新型农业为文明提供了经济基础，但同时又破坏了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因而也破坏了她们在社会上的独立地位。男人们逐渐控制了新的农业和新的行业，而妇女们则变得孤立起来，处于从属地位。
各种文明中的妇女们都地位低下的另一原因是，对可继承的私人财产有了新的强调。这使男人们竭尽全力地去确保自己实际上是其继承人的亲生父亲，因为他们的继承人将会得到他们的所有财产。
各文明的独特性
美索不达米亚: 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类型是城市类型。第一位伟大的帝国奠立者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闪米特人，即萨尔贡一世（约公元前2371——前2316年在位）；他以大河流域地区中部的阿卡德为基地，征服了南抵波斯湾、西达地中海的广大地区。另一位帝国创立者也是闪米特人，即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我们后面将谈到他因制定《汉谟拉比法典》而闻名于世。
尽管这些帝国颇可夸耀，但城市依然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基本单位。大多数平民是靠当农夫、工匠、商人、渔民和养牛人谋生。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手艺人阶层，包括石匠、铁匠、木匠、陶工和宝石匠。
经营地产时需要记账，如从佃耕的农人那里收到的地租、牧群的头数、牲畜所需的饲料的量、下次播种所需的种子的量，以及关于灌溉设施和灌溉计划的一切复杂的细节，都得上账或记录。管理事项和账目，是用削成三角尖头的芦苇秆当笔，刻写在泥板上；然后将泥板烘干，以便于保存。这种最早的文字形式被称为楔形文字，它显然是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为了智力游戏或文学活动才发明的。苏美尔人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的各种具体需要，不仅发展了文字，而且还发展了数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他们在最早的数学文献中记述了对牲群的计算、对谷物的计量和对土地的测量。
苏美尔人及其后继者的宗教信仰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受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河水泛滥的影响。北部地区的大雨加上扎格罗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上的积雪，常引起特大洪水，洪水不是充满灌溉沟渠，而是毁坏了农田。在苏美尔人眼里，他们的洪水之神尼诺塔并不慈善，而是恶毒。
人与人之间也充满了不安全感，所以，美索不达米亚人试图通过编制完备的法典来消除各种潜在的冲突。《汉谟拉比法典》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这部法典试图明确、永久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因而，它不仅阐明了古巴比伦的法律制度，也照亮了当时的社会。《汉谟拉比法典》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所有法典都以明确的法律术语规定了男人相对于女人的优越地位。婚姻关系首先是个实用的问题——是当时还不存在的医疗保险、残疾保险或养老保险的一种代用品。
埃及: 埃及文明的类型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类型形成对照，是一种帝国文明而非城市文明。这一文明之所以颇为稳固且延续很长时间，主要得益于其地理环境。埃及是一个长时间处于同一王朝统治下的统一的大河流域国家。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没有因不时的外族入侵而引起的万花筒似的帝国更换。而且，尼罗河就像一根天然的纽带，把整个流域地区连接成一个稳定、有效的整体。尼罗河平缓的水流使北上的航行极为容易，而盛行的北风、西北风又使返航毫不费力。
埃及文明是稳定而保守的。此外，它还是一个自信而乐观的文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与每年会爆发毁灭性的、不可预测的洪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不同，尼罗河是一条温和的、可预测的大河。虽然美索不达米亚人将他们的洪水之神视为冷酷无情的恶神，但埃及人却把他们的洪水之神看作“它的到来会给每个人带来欢乐”的喜神。
关心死亡，为来世——尤其是国王的来世——做好物质方面的准备，是埃及宗教信仰的一个主要特征。因为埃及人并不认为国王的死是最终的结局，所以他们在国王死后用香油等药料涂尸防腐，然后将尸体和食物及其他必需品一起放入巨大的陵墓即金字塔内。
克里特: 克里特岛上米诺斯文明的类型可以用希腊语中的“海洋文明”一词来总结。克里特的繁荣依靠的是它的贸易，其范围包括从地中海一端到另一端的不同国家。陆地环绕的地中海上的风暴不像辽阔的大西洋中的风暴那样凶猛，所以，克里特岛的商人们可以在几乎始终能看到陆地的情况下航行到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国家。
这种贸易影响了米诺斯文明的各个方面。由于米诺斯的海上力量非常强大，足以保护克里特岛不受侵犯，所以岛上所有的城市都不设防。克里特村社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上，似乎都比大陆上的村社更奉行平等主义。克里特岛远离战争，也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和国家机构，所以，原先的新石器时代的血亲体系在这里保存得比在中东大陆要好得多。
印度河: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类型是保守的，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高度的计划性。这一文明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达到成熟期，在以后的1000年中，实际上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且，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这些城市每遭到洪水毁灭性的破坏后，重建的新城市总是造得跟原来的城市一模一样。如此一贯而又连续的传统世上从来没有过，即使在埃及也没有，因而，产生了这样一种假说：控制这一纪律严明的社会的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
商朝: 位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商朝文明的类型是欧亚大陆所有文明中最为与众不同的。直到现在，中国文明依然是独特的、唯一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地理上的封闭性。中国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独特的。中国是第一个养蚕并将纤细的蚕丝织成精美丝织品的国家，也是唯一不用动物乳汁和乳制品供人们普遍食用的重要文明。
讲道理, 小时候确实不喜欢喝牛奶, 现在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和牛奶
游牧民族获得权力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无论是在中东、印度还是遥远的中国，所有的古代文明纷纷崩溃。首先是内部的虚弱。铜和青铜既昂贵又稀少，因而不能广泛地用来制造武器和工具。这就使武器实际上为君主及其政治、军事集团所垄断，从而加强了他们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总人口中只有小部分人得以武装起来；当古老的文明中心必须面临全体武装的游牧民的进攻时，这就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缺点。
游牧民利用马打仗时，最早的做法是将马套到轻便的双轮车上。这种车的轮子装有轮辐，比起美索不达米亚笨重的实心四轮车，大大改进了。高大的马和灵便的车相结合，使游牧民得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战车。到公元前2千纪末，游牧民用骑兵取代战车，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这时的马既高大又强壮，人可以直接骑驭。
游牧民凭借马和铁制武器，掀起了两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约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5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约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11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骑在马上，用铁制武器作战。
中东: 虽然中东由于其地理环境使外界易于进入，故遭到入侵的次数也最多，但那里的文明，连同其城市、宫殿、寺庙、书吏、商人和政府官员，还是幸存了下来。一个原因是，中东的文明由来已久，因而文明的根子扎得较深。另一个原因是，到公元前1700年，中东已有许多极为广阔的地区达到文明，因而不可能全被征服或摧毁。最后，入侵中东的通常不是刚从大草原或沙漠地带来的原始的野蛮人，而是早已居住在周围地区的半文明的野蛮人，他们在进行征服的过程中，已部分地为中东文明所同化。
如果首先考察中东，那么蛮族入侵是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即印欧语系的赫梯人进入小亚细亚时。他们与当地诸民族联合，建立起一个包括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大部分、但不包括美索不达米亚的庞大帝国。随赫梯人之后的是印欧语系的另外两批入侵者，即喀西特人和胡里安人。在这一时期内，即便是地理环境易守难攻的埃及，也遭到了种族成分复杂、然以闪米特人为主的一批入侵者即喜克索人的蹂躏。到公元前1500年，第一次入侵浪潮平息下来，中东为三大强国所控制：北方的赫梯帝国、南方的埃及帝国和东方的亚述帝国。
约公元前1200年前后，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掀起，上述三大帝国间的均势遭到破坏。先前赫梯帝国和埃及帝国彼此长年征战不休，结果俱皆衰竭。三个入侵的闪米特民族填入这一真空地带：腓尼基人占领了地中海沿海一带；阿拉米人占据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希伯来人占有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约公元前1100年前后，强大的第二亚述帝国凭借其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效的官僚机构和架置在车轮上的铁制的破城槌，开始进行扩张。到公元前7世纪，第二亚述帝国以尼尼微为首都，囊括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但是，帝国的过分扩张和被征服民族的无法平息的敌意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公元前612年，由诸敌对者结成的联盟摧毁了尼尼微，永远结束了亚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亚述人之后是波斯人，他们建立了到那时为止最大的帝国——波斯帝国。在国王居鲁士（公元前550——前529年在位）的率领下，波斯人利用亚述人的军事技术征服了从西面的尼罗河到东面的印度河的所有地区。整个中东第一次处于一个国家的统治之下，而诸蛮族入侵者则被强有力地排斥在国门之外。
希腊: 与中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希腊的文明没能幸免于蛮族入侵。因而，也正是在那些地区，随着新的宗教体系、社会体系和哲学体系的建立，出现了新的古典文明。最早侵入希腊的印欧语系的入侵者是亚该亚人，他们在公元前20世纪不时地侵入希腊。他们是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总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米诺斯文明的克里特岛人。但是，到公元前1600年，这些新来的人已吸收了大量的传入大陆的米诺斯文化，并在从色萨利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许多小王国。
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居留地距克里特岛最近，所以最先进。迈锡尼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心，那里新兴的文明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迈锡尼人与定居中东和印度河流域的印欧语系的其他入侵者不同，他们仿效古代克里特岛人，面向海洋，建立起一支令人畏惧的海上力量。他们视各种机会，进行劫掠或经商活动，并在罗得岛、塞浦路斯岛和小亚细亚西海岸建立海外殖民地。
到公元前15世纪，他们还劫掠了克里特岛本身。没有城墙的城市，包括都城克诺索斯，均被攻占、摧毁。这些灾难连同一连串毁灭性的地震，使伟大的米诺斯文明到公元前1150年时，实际上已灭绝。
与此同时，新入侵的多利安人又使迈锡尼人遭到与克里特岛人相似的命运。多利安人出现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他们用精良的铁制武器装备自己，一个接一个地攻占了迈锡尼的城堡和城市。于是，希腊的行政制度瓦解、农业人口消散、对外贸易萧条，希腊又回到以农业和畜牧为基础的经济中。黑暗时代降临了，笼罩了整个希腊，直到约公元前800年诸城邦崛起。
现在人们对希腊这一黑暗时代的了解，比对印度遭受蛮族入侵后那一时期的了解要详尽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希腊人留下了宝贵遗产——四大史诗，即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和《神谱》。荷马描写了战争、冒险以及贵族和国王的生活，而赫西俄德则描写了农夫的生活和知识以及众神的家谱。这些诗篇展现了那些世纪中原始的农牧业社会的生动画面。
印度: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经历了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相同的命运。约公元前1500年，它遭到了一些部落的蹂躏；这些部落凭借其拥有铁制武器和马拉战车这一军事上的优势，轻而易举地打垮了还在使用铜制武器和牛拉大车的当地人。这些入侵者自称为雅利安人，称他们安家定居的地方为雅利瓦尔塔，即雅利安人之国。
到公元前2千纪后半叶，印度河流域出现了一个原始的新社会。有关这一社会的资料非常缺乏。与留下大量实在的遗物但没留下任何可释读的文字记载的印度河文明不同，雅利安人几乎没留下任何遗物，因为他们的住房是用木头或泥土建造的，也没有大城市，不过，他们倒是留下了大量以吠陀形式出现的文献材料。
吠陀一词意为知识。古文献《吠陀》对印度教徒来说，正如《圣经》之于基督教徒、《古兰经》之于伊斯兰教徒，是其宗教信仰的主要来源。最早的《吠陀本集》共四部，其中最重要、最古老的一部是《梨俱吠陀》。
雅利安人身材较高、蓝眼睛、肤色白皙，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体态特征和他们所征服的土著大不相同。吠陀文献在提到后者时，说他们身材矮小、肤色黯黑，没有鼻子，称他们为“达萨”，即奴隶；而在描述前者时，则把他们说成是颇有男子气概的人，爱好战争、饮酒、赛车和赌博。
第四章 古典文明开启欧亚大陆整体化
古典文明时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欧亚大陆开始整体化。早期的各帝国几乎完全被限制在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内，看起来就像尚处于汪洋大海般未开化状态中的几座小岛。不过，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响。
技术进步是新的欧亚大陆整体化的基础。农业疆域的拓展使文明核心区的范围也获得相应的扩大。农业生产率的急剧增长，意味着这时可以取得足够的剩余粮食来发展经济和建立国家。贸易量也有了增长，尤其是在构成现成的交通干线的大河沿岸一带。
约公元前700年，西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开始在贵重金属块上加盖印戳以保证其质量和重量。不久，希腊各城邦又加以改进，铸造扁平的圆形硬币，在硬币的正反两面印上戳记。金币和银币为大规模的批发贸易或地区间的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新的铁制工具也使人们能制造更大、性能更好的船舶，从而使航海的距离更远、贸易的规模更大、开拓的殖民地更多。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化。军事贵族在公元前2千纪的入侵活动中获得的显赫地位，由于商人、工匠和海员阶层的兴起而正在瓦解；旧的部落社会由于铸币的出现而正在被改变；个人的效劳尽忠也正随着市场需要的产生而消失。
所有这些发展引起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谋生之道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如此根本而全面的大动乱是使人不安和不适的。它促使人们内省——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答案；促使思想家们重新考虑他们各自的传统，或者将其抛弃，或者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古典时代一些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这些体系的代言人——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
商业联结
地区间主要的物质联结是商业性的。在这一时期里，印度最先种养的棉花、甘蔗和鸡传播到了中国和西欧。中国在这些世纪里第一次获得了葡萄藤、苜蓿、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和胡桃树；作为报答，中国人将自己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杜鹃花、山茶和菊花传给了欧亚其他地区。
贸易的进行主要是通过穿越欧亚大陆中部的陆路和环绕欧亚大陆边缘的海路。这两条总的路线绝不相互排斥，也不相互独立。大部分货物的运输既靠陆路，也靠海路；通常是埃及和印度之间取道海路，印度和中国之间取道几条陆路中的某一条。
海上贸易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便已进行。埃及商人大胆地顺着红海航行到东非，沿着地中海东部海岸航行至黎巴嫩。同样，苏美尔商人顺着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航行，而印度河流域的商人则以至今尚不清楚的某些方法，努力向西行进，直到和前者建立联系，其地点可能是波斯湾的巴林群岛。
随着亚该亚人和多利安人的入侵，这一范围广泛的贸易活动逐渐停止，地中海东部的人们退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中。最早恢复克里特岛人的贸易活动的是腓尼基人。这个操闪语、沿地中海东部狭窄的海岸平原定居下来的民族，很快发展起繁盛的中介贸易。当希腊人在海上一帆风顺时，波斯人正在营建最后从尼罗河流域一直扩展到印度河流域的庞大帝国。虽然波斯人原居山区，对海上的事一窍不通，但为了促进其东部省区和西部省区之间的交往，对开辟航线的事仍很关心。
就陆上贸易而论，其盛衰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维护状况。当大部分陆路处于某种权力强有力的控制下时，贸易就繁荣；反之，当社会一片混乱时，贸易就衰萎。公元2世纪以后，随着罗马帝国和中国社会动乱迭起，这一繁盛的陆上贸易渐渐衰弱。7世纪时，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整个中东，随后，又扩张到中亚，给了陆上贸易以巨大打击。
在阿拉伯人于751年的怛罗斯战役击败了唐朝军队之后，整个中亚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巨大的伊斯兰帝国此时成了中国和西方之间，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障碍。最后，随着陆上道路的关闭，贸易转移到大陆周围正开始由阿拉伯水手和商人控制的海上。直到13世纪蒙古人征服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整个欧亚大陆，才有了重新打开陆路，从而为中世纪的马可·波罗及其同行商人扫清道路的可能。
文化联结
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既不是互不关联的，也不是彼此独立的。希腊文化传播整个东方，主要是靠追随亚历山大军队东进的希腊商人。同样，印度佛教传布到中国的过程也可以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了解到。
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各文明中显著的总体文化模式是，诸地方文化瓦解，被整合进拥有独特语言、宗教和社会制度的新型区域文明。对这些文明来说，交换有形的货物比交流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要容易得多。
“Hellenism”（希腊文化）一词是从希腊语单词“Hellas”（希腊）派生而来。希腊文化之所以能传播整个中东，主要是由于亚历山大大帝对中亚和印度河流域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东征。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希腊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从而为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和各种专业人员成群地涌往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许多城市铺平了道路。这些城市从最著名的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到最东面的亚历山大城即阿富汗的科贾特，都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
尽管希腊文化的传播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并没有在中东留下永久的印记。其根本原因在于，希腊文化的影响仅限于希腊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腊王朝的宫廷所在地。虽然有些本土民族也受到了影响，但真正受到影响的几乎仅囿于少数上等阶层。希腊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缓慢一些，因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文明程度很低。
比希腊文化的影响要持久得多的是基督教和大乘佛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的影响。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于古典时代后期从各自的发源地中东和印度向外扩张；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基督教争取到了整个欧洲，佛教赢得了大部分亚洲。
这两大宗教取得成功的原因可从它们共同具有的某些特点中找到。一个特点是，它们都着重于灵魂的拯救，允诺来世可获得永恒的幸福。另一特点是，都坚持平等主义；其团体的大门向所有请求加入的人敞开。最后，都强调很高的道德准则，强调要灵魂得救就必须遵守这些准则；这一要求加上有效的教会组织，使这两大宗教能对虔诚徒众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基督教并没有立刻对分布广泛的各色人群产生吸引力；在耶稣生前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不久，基督教只是一个犹太教派。是保罗使基督教广为传播。他大胆地否认耶稣仅仅是犹太教徒的救世主，认为仁爱的上帝差遣他的独子耶稣来人间是为了要他替全体人类赎罪。保罗的做法使基督教从此以后不仅能吸引少数犹太人，而且能吸引整个罗马帝国千百万非犹太人。
公元313年，基督教终于因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公布米兰敕令而得到宽恕，392年，被罗马帝国接受为国教。罗马帝国崩溃后，在600年至800年间，基督教由传教士传布到英格兰和日耳曼诸民族；在800年至1100年间，传布到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诸民族。以后，随着欧洲的扩张，又由传教士和移民传布到世界各地。
佛教的发展情况同基督教有点相似，它始于印度人对种姓等级制度和婆罗门祭司阶级的剥削的独特反抗。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3——前483年）是贵族出身，因对自己周围见到的种种不幸深感苦恼而舍弃优裕舒适的家庭，去过四处漂泊的苦行者生活。终于在似乎受到天启的刹那间，达到了彻悟的境界，从此被称为佛陀，意即“觉悟者”。
第五章 希腊——罗马文明
形成时期，公元前800——前500年
随着公元前12世纪多利安人的频频入侵，希腊堕入“黑暗时代”。这一时期的希腊以农业为主，实行部落制和贵族政治，活动范围仅限于爱琴海区域。到公元前6世纪末，这一切都起了变化。部落组织让位于城邦；其他社会阶层起来向贵族挑战；工商业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希腊殖民地逐渐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所有这些发展使希腊世界在其形成时期内大变样，并为古典时代扫清了道路。
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促成这些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希腊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把农村地区隔成了互不相连的小块。
到公元前5世纪时，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为与母邦一模一样的海外城邦。殖民地的建立引起一个最后改变整个希腊世界的连锁反应。殖民地用船把以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本土，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和陶器之类的制成品。这种贸易使希腊本国的经济急速发展。
在黑暗时代，各城邦开始时实行君主政体，后来渐渐地转向贵族寡头政治，到公元前7世纪，各城邦已由称为“僭主”的独裁者进行统治。这些雄心勃勃的领导者一般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支持民众的要求，因而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夺得个人权力。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斯巴达，是与其他希腊城邦发展趋向正相反的典型。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斯巴达人的祖先多利安人侵占了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变成了奴隶，称为希洛人。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斯巴达人征服了附近麦西尼亚的肥沃平原，从而排除了向海外扩张的需要。为了控制大批受管辖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的国家组织得像一个军营。奢侈品不受欢迎，个人生活几乎全被取消。早晨跳入欧罗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匮乏，用斧砍制成的木头房子十分粗糙，这一切在整个希腊都已出名。有组织的娱乐活动、集体进餐、公众事务、军事训练和执勤，这些几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
在此期间，雅典人发展起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同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一样，他们最初是实行君主政体，以后让位于由九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这九个执政官是主要执政官，全部属于贵族。不过，和斯巴达大不相同的是，雅典后来朝愈益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急速发展的贸易创造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同失去产业的农民联合，要求政治自由化。
公元前594年，所有派别一致同意任命梭伦为首席执政官，执掌政权，施行改革。他将债务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权归还债务人，让因负债而沦为奴隶的所有平民都重新获得自由，并永远禁止债务奴隶制。在政治领域，第一次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不过，公民大会拥有的权力仍旧很有限。另外，他让富裕商人有机会担任执政官，通过设立更偏向民众的新型陪审法庭，还削弱了贵族的战神山议事会（最高法院）的权力。总之，梭伦的贡献在于，在组织上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
约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图使自己成为雅典第一个僭主。在他统治的30年间，他将贵族的土地划成小块，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并让城市贫民参加大规模的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获得帮助。庇西特拉图的子孙继承了他的位置，但是，他们个个昏庸无能，所以斗争更为尖锐复杂，直到约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权为止。克利斯梯尼取消了原有的部落，建立了十个实际上是按地区划分而不是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新部落。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克利斯梯尼还建立五百人会议，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五百人会议除了为公民会议准备议案外，还握有最高的执政权和行政权。由于克利斯梯尼的这些改革，到公元前500年时，雅典已出现民主政治，而斯巴达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军事化社会。
古典时代，公元前500——前336年
公元前5世纪，雅典使斯巴达和其他所有的希腊城邦黯然失色。这是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黄金时代——古典希腊的黄金时代。雅典当时之所以能居于令人目眩的卓越地位，是因为它在打败庞大的波斯帝国这场重大战争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前不久幸运地发现了劳里昂银矿。他们得到这笔财富后决定建立海军，并建造了200余艘最新式的三层划桨战舰；这支舰队在随后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战争的根源在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人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波斯人暴虐地干涉这些城邦的内部事务，使它们于公元前499年发动了反对波斯的起义。它们向希腊本土的城邦求援，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接着，波斯皇帝大流士决定对希腊本土顽固抵抗的希腊人进行惩罚，他派出一支远征军，于公元前490年在雅典西北面的马拉松登陆。虽然雅典人由于诸城邦之间的敌对，几乎是独自作战，但他们的方阵还是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大大提高了希腊人的士气。
十年后，波斯人又卷土重来，集结的武力比十年前要强大得多，这一次是取道穿越色雷斯和色萨利的陆路。一支由斯巴达人统率的混合部队为阻击波斯人，在温泉关英勇地力战至最后一人。虽然波斯人攻入并洗劫了雅典，但雅典海军在附近的萨拉米斯湾击溃了他们；当波斯人从爱琴海撤退时，希腊联合舰队尾随其后，赢得又一次海战的胜利。不久，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陆续摆脱波斯人的统治，希腊人成为统治中东的庞大帝国的战胜者。
雅典在希波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导致其最终建立起雅典霸权，而斯巴达由于其固定不变的经济和经常受到希洛人起义的威胁，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雅典带头联合爱琴海各岛及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组成一个同盟；因同盟总部原先设在提洛岛上，故称提洛同盟。同盟的宗旨是防备波斯人有可能进一步发动的进攻，以确保盟邦的共同安全。
原则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开全盟例会时，每一加盟城邦各只有一票表决权，但实际上，从一开始起，便由雅典派出将军，掌握行政领导权；没有战舰或不愿提供战舰的盟邦须向雅典交纳贡金。雅典还逐渐加紧对入盟各邦的控制：同盟金库从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铸币成为共同的交换媒介物；入盟各邦不得退盟。因而，到公元前450年，同盟已变成了一个帝国，用欧里庇得斯的话来说，雅典的权力已从爱奥尼亚“向外扩大到大西洋”。
雅典这一海上强国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与斯巴达这一陆上强国发生冲突。战争绵延十年之久。斯巴达军队虽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一直未能突破用来连接雅典和大海、保护雅典物资供给的长城。而雅典人一方，由于公元前429年遭受到祸害严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连伯里克利也罹疾而死。公元前415年，雅典决定派舰队远征西西里，切断斯巴达的粮食供给，结果以惨败告终。雅典的舰队和帝国统统丧失，甚至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政治也因得胜的斯巴达强加其上的一个短命的贵族寡头政权而失去。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大败底比斯和雅典联军，他剥夺了希腊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权，但是，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实行东侵的计划，便于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他的继承人是他那举世闻名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
古典时代的文明
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希腊的奇迹”“希腊的光荣”——这是人们在提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明时通常所用的一些表示称赞的说法。首先，希腊人住的地方离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够从后者最早的成就中得到好处，但是，还没有近到不能保持自己的特点的地步。城邦的出现和持久存在，是促成希腊人取得成就的第二个因素，因为城邦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上的保证。
希腊人把神看作实际上是和他们自己很相似的，区别仅在于神更有力量、更长寿、更美丽。由于信奉这样的神，希腊人觉得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统治，感到安适自在。希腊人和诸神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平等交换。他们祈祷和献祭的目的，是指望诸神能对他们表示好意。
古典希腊的宗教是城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渗透到城邦生活的每一方面。它解释了物质世界、日常献祭活动和各种社会制度，也是激起诗人和艺术家创作灵感的一个主要源泉。有许多庙宇专精于发展特定的技艺。最先成为有技术的医生的那些奇迹创造者，就是在科斯岛上，在崇拜传说中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
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写的医学论文极度客观，他对每一病例的诊断都以客观观察为根据，避免将疾病的起因或治疗与巫术混为一谈。这一历史时期的另一位伟大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他开始是柏拉图的弟子，老师去世后，他创办了莱森学院。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知识分类者和理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位神秘主义者；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
论述古典希腊就不能不提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叙述了他们那个时代各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并在叙述过程中，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历史。希罗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沦于波斯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中间，以后来到使波斯人遭受破天荒的惨败的雅典。希罗多德把雅典人的这一重大胜利归因于他们的民主政体，所以，他的《历史》一书是最早讴歌民主政体的一篇伟大颂辞。
真古希腊掌管医学, 物理学, 历史学的神
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6——前31年
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古典希腊文化普及到整个中东，形成一个新文明，希腊化时代一词就来源于此。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继承其父亲腓力二世的王位后，首先严厉地镇压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腊城邦只好默认他的统治；接着，于公元前334年，他率领马其顿士兵向东方的波斯人发动进攻。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后，首先侵占小亚细亚，然后攻占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
公元前330年，占领大流士的国都波斯波利斯，征服整个波斯。第二年，征服者继续东进至兴都库什山和大夏，再从那里向印度进发，深入旁遮普。只是由于士兵们拒绝再前进，亚历山大才不得不从印度退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他在那里患恶性疟疾病逝，终年33岁。
亚历山大病逝后，他的部将为争夺对庞大帝国的控制权而长期彼此征战；到公元前3世纪初，形成三个王国。一是马其顿王国，它回复原状，成为一个疆域不大、希腊化的民族王国，虽未能直接统治其南面的希腊诸城邦，但基本上控制了这些地区。另外一个是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它自然资源丰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坚固的屏障，是三个王国中维持最久的一个。最后一个是塞琉西王朝统治下的王国，它由帝国的亚洲诸行省组成，是三个王国中疆域最广的一个。
正因为这些王国拥有大量土地物产，它们只得跟周围许多敌人进行连续不断、难以取胜的战争。它们先把在印度的行省割让给印度国王旃陀罗笈多，接着又将小亚细亚割与凯尔特族入侵者，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割与帕提亚人。最后，公元前1世纪，罗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旧帝国遗留下来的行省，征服了马其顿和埃及，从而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开始了罗马时代。
在数学方面，欧几里得是以《几何原本》而闻名的最杰出的人物。在天文学方面，希帕恰斯发明了一直使用到近代的大部分仪器，并编制了最早的星座图表。托勒密根据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知识编辑而成的书，一直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前最有名的著作和权威的教科书。最有独到见解的是阿利斯塔克，他第一个了解到宇宙的宏大规模，认为居于宇宙之中心的是太阳而不是地球。
主持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埃拉托斯特尼计算出地球周长为2.47万英里；这距实际数值仅相差202英里，直到18世纪才得到订正。他还画了一张标明纬度的世界人口居住图，根据大西洋和印度洋潮水的涨落推断出诸海相连，欧洲、亚洲和非洲组成一个巨大的岛屿。
早期共和国，至公元前264年
约公元前500年，罗马驱逐了它的最后一个伊特鲁斯坎国王，开始成为独立城邦。在短短几年里，它征服了周围诸民族，控制了从亚平宁山脉到海岸的整个拉丁平原。罗马城邦形成时期的制度与早期希腊城邦的制度相似。最初，国王拥有帝权，即最高权力，只有由贵族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和仅能对立法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民众大会对国王具有一定约束力。
后来，如同在希腊那样，君主政体被废除，贵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从前由国王掌握的帝权这时转到两名执政官手中；执政官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总是由贵族担任。元老院是主要立法机关，也是贵族团体，甚至在接纳若干平民后其性质仍然不变。
当罗马完成希腊城邦力所不及的事业，即征服和统一整个半岛时，罗马与希腊城邦的发展出现了很大不同。罗马能够征服意大利半岛，而诸希腊城邦却没有一个能统一希腊本土，更不用说整个巴尔干半岛了，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两者地形显著不同。巴尔干半岛山峦重叠，实际上，“巴尔干”这一名字就是从土耳其语的“山脉”一词派生而来的。希腊到处是交叉重叠的山脉，而意大利却只有一条南北走向、中间没有横断山脉、不难翻越的亚平宁山脉。因而，意大利半岛没有给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相应就更易于统一和保持统一。
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罗马人获得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对待意大利其他民族的做法很开明。早先，雅典向希腊同伴征收贡物，且从不给予他们公民权。而罗马，则准许半岛约四分之一的居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其余的人享有拉丁公民权，即一种大而不充分的特权。所有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由此造成的唯一不足仅在于不能控制对外关系，不能强征人们服兵役。这一政策挽救了罗马，因为在迦太基的汉尼拔在半岛上转战南北、所向披靡的关键几年里，罗马的意大利诸同盟者仍对罗马保持忠诚。
到公元前265年，意大利的霸主罗马正在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可以设想，这一民主化过程原本会使罗马最终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民族国家。不过，这种可能性即便实际上是存在的，也会由于此时把罗马卷入其中的一系列海外战争，而被有力地消除。战争将罗马改造成一个伟大的帝国，不过，战争也深刻地改变了罗马国内的制度，民主化趋向的夭折是许多灾难中的一个。
后期共和国，公元前265——前27年
罗马从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共和国转变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是突然而惊人的。罗马的劲敌迦太基，最初是建于公元前850年的腓尼基人的殖民地。由于几乎垄断了地中海西部的中转贸易，它逐渐变得富强起来。它倚仗活动范围广阔的舰队和雇佣军，控制了非洲西北部、西班牙南部、撒丁、科西嘉和西西里岛西部。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迫使罗马人第一次转向海上。他们建立起一支海军，通过变海战为甲板上的近身格斗，顽强地挫败迦太基人，夺取了西西里岛。这时，两大强国间的殊死斗争已不可避免。罗马花了20年时间征服波河流域的凯尔特族部落，从而增加了农民士兵的后备军。迦太基为了补偿西西里岛的丧失，就加强对西班牙的控制。以西班牙为基地，迦太基伟大的战略家汉尼拔于公元前218年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大胆入侵意大利，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尤其是在伟大的坎尼战役（公元前216年）中，击败罗马人。可是，罗马同盟军对罗马的忠诚使他未能获得最后胜利。当罗马军在迦太基附近登陆时，所向无敌的汉尼拔奉召从意大利返国驰援，在本国终遭失败。罗马又一次耗竭了它的对手。公元前201年，迦太基被迫缔结和约，结果，仅保留一小块本国领土、城墙和十艘舰只——仅够驱逐海盗。迦太基人尽管遭到这一灾难性的失败，可在经济上却获得非凡的复苏。但是，这只能使罗马惊恐，无情地发动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前146年）。结果，迦太基被攻占，城市遭到彻底的毁灭，残存人口悉数沦为奴隶。
随着这三次布匿战争，罗马坠入一个连锁反应：征服导致进一步的征服。一个原因是罗马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清除迦太基后，它成了地中海头号强国。此外，征服能带来明显的好处，从每个新行省可获得源源不断的战利品、奴隶和贡物。这样，罗马人迅速地接连蹂躏、并吞了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的帕加马、比希尼亚和西利西亚，然后是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最后，于公元前30年并吞埃及。罗马人还以这一方式接管了东方诸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过在亚洲，他们仅在地中海沿岸一带获得若干行省，整个内地则沦陷于帕提亚，因而帕提亚成为罗马在东方的主要对手。
当时，尤里乌斯·恺撒有很高的声威，他于（公元前58——前49年）征服了英吉利海峡与地中海之间的整个高卢。最后，公元1世纪时，罗马开始对不列颠的长期占领，并在克莱德湾和福斯湾之间修筑一道防御工事，巩固占领地。罗马人在北欧的统治范围大抵如此。罗马对待新获得的行省并不像早先对待意大利同盟者那样宽宏大量。元老院任命的诸行省总督只要向罗马本国送交大量的贡物、税款、谷物和奴隶，就可以为所欲为，结果导致了肆无忌惮的剥削和敲诈勒索。
罗马帝国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经济方面一样，也是苦涩的。早期的民主化趋向因元老院在海外指挥的战争节节胜利、其威望和权力大大增加而转向相反方向。新的城市下层民众也不再成为民主政府的基础，因为他们总是乐于出卖自己的选票或支持那些答应帮他们解除困境的煽动者。此外，军队的性质也起了变化，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
历史就是一个循环, 一人一票这种事情就是会逐渐崩坏
从公元前146年布匿战争结束至公元前27年罗马共和国结束这一时期，是一个充满危机——阶级斗争、奴隶起义和愈演愈烈的军人干政——的时期。开始时，提比留·格拉古和他的兄弟盖约·格拉古勇敢地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他们试图利用自己由竞选获得的保民官的地位来实施温和的土地分配方案。可是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坚决反对，并不惜使用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公元前133年，提比留连同他的支持者约300人一起被杀。12年后，盖约也被迫自杀，元老院恢复了它的统治。
格拉古兄弟的命运表明，温和有序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此时，帝国因上层将领的争权夺利和下层奴隶的起义而四分五裂。最重大的起义是公元前73年爆发的斯巴达克起义。整个帝国制度一时摇摇欲坠，但最终，斯巴达克还是被打败了，通向罗马的大道两旁满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起义追随者。
最后的胜利者是高卢的征服者尤里乌斯·恺撒，他建立了一支强大、忠实的军队。公元前49年，他渡过将高卢和意大利分隔开来的鲁比孔河，在一系列辉煌的战役中击败了由其对手庞培指挥的元老院的军队。此时，恺撒成了帝国无可争辩的主人。至于恺撒会运用到手的权力做些什么，我们无法知晓，因为公元前44年，他被旧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谋杀了。
凯撒遇刺简直是后续文学作品的经典剧情了, 这事我在刺客信条里面确实做过
恺撒死后，他的养子和继承人屋大维与政治冒险家马克·安东尼进行了一场长达13年的争权夺利的战争。屋大维在亚克兴角的海战（公元前31年）中打败了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从此他一人总揽政权。那时他才33岁，伟大的亚历山大在这一年纪时已与世长辞，而屋大维则又活了44年；在这期间，他为帝国的黄金时代、长达200年的和平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早期帝国，公元前27——公元284年
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和“大元帅”的尊号，象征罗马已由共和国转变为帝国。虽然屋大维声称他更喜欢共和国“第一公民”（元首）的称号，但实际上他像皇帝一样行事，在损害元老院和公民会议的情况下集大权于一身。
他创立了由他亲自监督的中央集权制度，直接控制诸行省总督，严厉惩罚总督中犯有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罪行的人。他规定收税标准，使收税成为国家的职责，而不再是贪得无厌的包税人私人的事。他严密控制军队，让士兵们得到很好的待遇，使他们直接对他宣誓效忠。他还创建了一支常备海军，镇压海盗，保护帝国各地间商品和军队的运送。
开始以奥古斯都闻名的屋大维通过这些措施，建立了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确保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能维持200年之久。确实，奥古斯都之后的四个皇帝——提比略（公元14—37年在位）、卡利古拉（公元37—41年在位）、克劳狄（公元41—54年在位）和尼禄（公元54—68年在位）——都是不称职的。但是，帝国经受住了他们的暴政，并在此后“五贤帝”——涅尔瓦（公元96—98年在位）、图拉真（公元98—117年在位）、哈德良（公元117—138年在位）、安东尼·庇护（公元138—161年在位）和马可·奥勒留（公元161—180年在位）——的统治下繁盛起来。在“五贤帝”统治期间，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最大范围，其文化处于极盛时期。
罗马豪华的公共浴室也为较好地度过闲暇时间提供了条件。这些公共浴室是精心建造的，戴克里先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32英亩，卡拉卡拉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27英亩。它们除提供热水浴、温水浴和冷水浴以外，还设有运动场所、休息室、花园和图书馆。总之，它们是规模宏大的“运动俱乐部”，它们绝妙地促进了“健全的头脑寓于健康的身体”这一理想的实现。罗马人虽在理论科学上没什么建树，可在开挖沟渠、铺设下水道网、建造桥梁和公路方面是很出色的。这些出色的公路连同途中的桥梁因建造得好，故一直使用到中世纪，有些甚至使用到现在。
也许罗马人在思想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罗马人最早的法律是于公元前450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铜表法》，这是一部简单、保守、代表农业民族的成文法。随着商业和帝国的发展，生活日益复杂，原先的法律不再能满足需要。多次审理的结果使他们认识到，外来民族中有许多法律制度，但是近乎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只有少数几条。因而他们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万国法》，即国际法。他们认为这部法律对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皆可适用。
后期帝国，284—476年
罗马的伟大时代随着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的去世而告结束。他的前任们有一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确有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上任。但是，马可·奥勒留却让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作继承人，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康茂德无视其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赛。
公元192年年底，康茂德遇刺身亡，他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不称职。那时，奥古斯都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训练有素、报酬优厚的禁卫军已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能掌权。从公元235年至284年这一段时期里，有过20多个皇帝，可只有一个是自然死亡。中央的分裂必然会削弱边境的防御。西方的边远行省遭到诸日耳曼部落的蹂躏，东方的边远行省受到萨萨尼亚人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国的侵犯。
公元3世纪，帝国的衰微由于坚强而有才干的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和君士坦丁（306—337年在位）先后即位而一度中止。他们为加强帝国统一采取了不少政策，对各方面实行严格管制就是其中的一项，是应种种急需而逐步实施的。由于某些农田无人耕种，帝国就要求村庄为这些被放弃的土地交纳集体税。由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帝国就颁布有名的物价敕令（公元301年），规定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价格根据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由于利息率不断猛涨，就将利息率限制在6%—12%之间，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所冒风险的大小。某些产品的短缺引起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种粮食和诸如铁、青铜、武器、军队装备和马之类的“战略物资”。
在这一困难时期采取的另一政策是实行分区治理。帝国经济状况的恶化证明这样做是必需的。戴克里先将国土划分成两部分，东半部归他自己管辖，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皇帝分掌。当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建立一个新都时，这一划分进一步强固了。
传说中的四帝共治, 这要在中国想都不敢想
新都选择这一地点是很鼓舞人心的，因为这座不久后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于海峡两端狭窄而易于防守，并为抵达地处边区的极其重要的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提供了便利的通路。因而，君士坦丁堡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座伟大城市，成为罗马和西部帝国灭亡后的数世纪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引以为自豪的首都。
较后的数世纪里，对后世有深刻影响的另一政策与基督教和帝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关。君士坦丁做出了通过与基督教合作而不是镇压基督教来谋求稳定和统一的重大决定。这表示历时数世纪的对宗教的一贯态度和做法已告结束。对皇帝和官方多神教的崇拜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赞美神秘的东方诸神的各种宗教性团体为世界观、行为准则以及如何免除罪恶和死亡，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戴克里先与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称号的奥古斯都不同，替自己取名乔维安，意即朱庇特在尘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也摆出一副神圣的架势。自此以后，皇帝们的权力被认为是从神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公民们授予的。
君权神授这事居然这么晚才出现
3世纪和4世纪的皇帝们采用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挡帝国的衰落。如果光凭决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们原本可取得惊人的成功。实际上，他们的确也多少稳定了形势，但只是暂时的。他们付出巨大努力所得到的最后结果只是延缓而不是避免帝国的灭亡。
从406年起，西罗马的皇帝们已无力阻止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长期大规模入侵。他们也未能制止410年和455年蛮族人两度洗劫罗马这一最大侮辱。最后，也就是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在日耳曼即匈奴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塞的逼迫下退位。这一事件虽然现被普遍地当作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但在当时，只是说明帝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分崩瓦解的过程已告结束，并没引起多少注意。
罗马为什么会“陷落”？因为生产率低下。生产率低下是因为，在取得诸如冶金术、犁、轮子、帆和太阳历这些核心发明的新石器时代之后，未能大大地促进技术的发展。技术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似乎在于奴隶制度。它使奴隶失去改进其所从事行业的传统操作方法的积极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获取，它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占有奴隶的社会自然倾向于把体力劳动与奴隶相联系，从而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有损于自由民的尊严；这种倾向也同样是有害的。
帝国结构上这些根本的缺点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帝国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的战利品、贡物、粮食和奴隶而得到掩盖。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帝国的扩张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决定的。罗马同中国一样，前进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进了。那一限度一经达到，帝国疆界就固定下来，甚至开始缩小，从前隐藏的帝国结构上的缺点渐渐显露出来。
军队从前一直是获取奴隶和物质财富的有用的来源，而现在却成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同样，扩张时期肿胀起来的官僚机构，现在也到了收缩时期，它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过度的支出导致最终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经济上的分散必然伴随以政治上的分权。随着贸易的衰落和国家岁入的减少，帝国大厦不再能支持下去，并慢慢地开始崩溃。因此，西罗马帝国“陷落”而东罗马帝国却没有崩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西部的经济不及东部的先进发达。意大利农业从未像中东肥沃的大河流域的农业那样多产。
尽管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它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最显而易见的是有形的遗迹——圆形剧场、竞技场、庙宇、沟渠、公路和桥梁。还有就是语言方面的遗产——欧洲的罗曼诸语言。“罗马治下和平”曾带来长达两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和繁荣，从而留下一个代替希腊人的城邦独立原则的帝国统一的传统。在此以后的数世纪里，正是这一传统激起全欧洲蛮族王公们争当大元帅、东罗马帝国统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
第六章 印度文明
当我们的研究从希腊和罗马转向印度时，便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西方，根本不存在与印度的诸如种姓、杀戒（非暴力主义）、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关于道德行为所招致的结果的规律）之类的基本观念和制度有些微相似的东西。
为什么印度雅利安人能发展起一个与他们西面的亲族如此根本不同的文明。最简单而又似乎可能的解释是，印度雅利安人印度化了。虽然印度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已被征服，且受到鄙视，但他们人数众多，文化又很先进，所以不能被灭绝、赶走或同化，因而也不能使其原先的文化留存无几。相反，当雅利安畜牧者在那里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不得不与原先的居民靠得很近地生活。这样和平共处和互通婚姻达数世纪之后，其必然结果是文化融合。
雅利安人的影响
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河流域后，集中居住在旁遮普地区的多雨地带，因为那里有大片的草地可供放牧牲畜。渐渐地，他们开始扩散到森林茂密的恒河流域。公元前4世纪的难陀王朝是最早为建立国家而有条不紊地开发摩揭陀资源的王朝。他们开筑沟渠，组织灌溉工程，建立有效的征税管理制度。难陀王们现被说成是印度最早帝国的创建者。事实上，他们虽然为帝国奠定了基础，但并没有实际建成第一个帝国。
雅利安移民非常清楚自己与黑皮肤的土著居民在肤色上的差别，他们将土著居民称为达塞人，即奴隶。由于雅利安人具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极力阻止与受他们鄙视的臣民混合，因而，发展起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前三个种姓是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祭司（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留给达塞人。达塞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所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种族上的划分不再与现实相符合。雅利安部落常常与达塞部落结成联盟，进行对其他雅利安部落的战争。而且，雅利安移民还同采纳雅利安语言和习俗的土著混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达塞人的祭司也开始成为婆罗门，他们的首领成为刹帝利。
在这四大划分内，现已成长起令人困惑的各式各样的种姓。它们都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特征是具有独特的职业，所以银行家和商人常属于吠舍种姓。另一特征是有世袭的原则，这体现在对婚姻的复杂规定和限制中。此外，种姓对食物、水、接触和礼仪的纯洁还有更进一步的种种限制。最后，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准则，用以规定各种义务和责任，如赡养家庭，举行为结婚、出生和去世定下的仪式，等等。
在这一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是贱民，即不可接触的人，今天约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他们注定只能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不洁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或是玷污了某些仪式，或是要获取人或动物的生命。
改革与反改革
以法、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为基本原则的种姓制度是印度宗教制度最基本的部分。婆罗门由于他们的职责所具有的神圣性质而享有很多特权和豁免权。向婆罗门赠送礼物的人则得到保证，他们除了在来世外，还会在今生获得相应的报答。对“土地这种礼物”，评价最高，因为它“解除了赠送者的一切罪孽”。
婆罗门的种种要求和强征勒索，是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印度进行宗教改革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上文提到过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造成一个富裕的商人等级即吠舍种姓，吠舍种姓对在其之上的两个种姓享有种种特权极为怨恨。最后，婆罗门与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因为虽然非雅利安人可以被吸收为印度教信徒，但他们对祭司居支配地位很不满。
动乱的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苦行主义的趋向。在最有活动能力、富有才智的人中间，有一部分人开始与社会疏远，沉浸于纯粹的内心反省。他们发明了训练或者“修炼”（瑜伽修习）心不弛散、最后进入出神或入迷状态的一些修行方法。
孔雀帝国
对印度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在印度西北部废除当地的几个王国和共和国、造成政治真空地带方面所起的作用。旃陀罗笈多·孔雀迅速填补这一真空，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帝国。公元前320年，旃陀罗笈多还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将领，他夺取了摩揭陀国难陀王朝的王位，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在以后几年里，他稳步地朝西北方向扩大自己的统治，直到他的帝国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印度河流域，并包括这两条大河的三角洲地区。旃陀罗笈多的儿子征服了南部的德干地区，而他的孙子，著名的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则征服了羯陵伽，即印度东部。因而，阿育王统治下的孔雀帝国包括了除南端以外的整个印度半岛。
孔雀王朝统治下的印度十分富裕，且得到很好的治理，就像处于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一样。国王提取的收成实际上常提高到四分之一，留给农民的仅够维持生存。法律是严厉的，维持秩序的手段也是无情的。
阿育王的统治根本不同于这种传统型的帝国统治。他在通过特别残忍的战争征服羯陵伽王国之后，内心经历了一番变化。他自己描述道，看到十多万名俘虏被杀死，他感到“深深的悲伤和悔恨”。从此以后，阿育王设法实行佛陀的温和的教义。他以佛教信条为根据颁布敕令；这些佛教信条是：朴素、同情、相互宽容和尊重各类生命。他下令兴办了许多对他的人民而不是对他的政府有好处的公共事业——医院和国家公费医疗，驿道两旁的果园和休息场所，分配施舍物给各个教派，派佛教传教团去外国。
阿育王在民众的欢呼声中统治了长达41年的时间。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他的王朝被推翻，他的帝国被毁灭。这已成为到现代为止的印度历史的一个模式。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恰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这并不是说印度就没有统一。印度有统一，但这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印度文化强调的是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忠于国家，正如种姓等级制度的地位高于任何政治制度这一事实所证明的。因而，在一个范围里增进了统一的文化又在另一范围里破坏了统一。
侵略者、商人和传教士
公元前2世纪初，随孔雀帝国溃灭而起的是长达500年的混乱和黑暗。首先是涌来为数众多的入侵者。从亚历山大及其手下的希腊人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帕提亚人，其后是西徐亚人，最后到来的是贵霜人——这里仅仅提及那些最重要的入侵者。所有这些民族建立的帝国都以印度为根据地，同样也以中亚或中东为根据地。它们将印度与外国连接起来，促进了大陆贸易和海外贸易。
正如前文所说，孔雀帝国的建立源于亚历山大的权利真空，因此先是亚历山大的入侵，之后才是孔雀帝国的建立
在文化领域，印度佛教传教士也在这些世纪里将他们的教义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托钵僧可以安全地周游于彼此敌对或秩序混乱的各民族之间，因为他们太穷了，不值得抢劫，而且，他们周身又为一种超自然的献身气氛所环绕。抢劫或伤害这种人的动机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唯一的回报只是有可能遭到来自上天的惩罚。
笈多古典时代
公元4世纪时，伟大的笈多时代——一个前几个世纪中的入侵者被同化、各种文化潮流结下丰硕成果的时代——开始了。这是印度文明的古典时代，可与西方的早期帝国或奥古斯都时代相比。笈多帝国同孔雀帝国一样，以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为根据地。这一国家在孔雀帝国崩溃后设法维持了自己的独立，然后乘贵霜帝国溃灭之际，再一次将势力扩张到由贵霜帝国溃灭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地区。
笈多时代开始于约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登基之时，笈多帝国在他孙子旃陀罗笈多二世（375—415年在位）的统治下，臻于极盛。旃陀罗笈多二世极力扩张，直到将他的帝国从印度河扩展到孟加拉湾、从北部山区扩展到讷尔默达河为止。笈多帝国是一个北印度帝国，并未包括整个半岛。
实际上，当时的南印度在许多方面是与世隔绝的，因为温迪亚山脉仍是将半岛一隔为二的有效屏障。南方诸民族操的是德拉维语，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卡纳拉语，与北方人所操的印度雅利安语不同。另一方面，南方又已接受印度教、佛教以及社会习俗，并将梵语作为其经文和学习的用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文明，它不管诸民族根本不相同的种族和语言背景，也不管南方数国独立并存的局面，牢牢地将形形色色的民族结合在一起。
从中国佛教朝圣者的报告判断，笈多帝国的统治比孔雀帝国温和。东晋僧人法显曾在401年至410年间逗留印度，周游了一所所寺院；印度礼仪周到的服务和普遍的繁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虽然笈多王朝信奉印度教，但并不歧视佛教徒。乡村是一派安宁、繁荣的景象，不像在孔雀帝国统治时，受到警察和密探的骚扰。
印度历史补充靠中国系列, 毕竟中国的历史文献很多
在语言学和文学方面，这是梵语获得成功的时代。从前婆罗门学者使用的颇为陈旧的语言——梵语，现又卷土重来，传播到政府和世俗文学中。诗歌和散文由于王室的慷慨资助而欣欣向荣。其中最杰出的是“印度的莎士比亚”迦梨陀娑的著作，他把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改编成戏剧或抒情诗。18世纪末叶，他的七幕剧《沙恭达罗》被译成英语，从此以后，一直受到普遍的喝彩，并被搬上外国舞台。将《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伟大的民族史诗编成定本，可能是笈多时代最大的文化成就。
所以兰那罗果然是印度的
笈多时代最伟大的贡献是提出了“0”的理论和作为演算基点的十进制。这些简单的印度数字被阿拉伯商人和学者传到西方，并被称为“阿拉伯数字”。尽管这些数字具有明显的优点，却长期受到藐视，被认为是异教徒的东西，而且太易伪造了，因为短短的一划就可以把0变成6或者9。直到15世纪末叶，印度阿拉伯数字才在西方流行，打开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科学的大门。现在回顾起来，印度文化的这一贡献是很突出的，可与轮子、杠杆或字母表这些发明相媲美。
第七章 中国文明
与印度文明的松散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中国文明——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的独特的现世主义。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
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为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当然，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就会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
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割让给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其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
这样也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
这也是国内对于王朝循环的主流观点了
第八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古典时期，伟大的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文明，在欧亚核心区居统治地位。然而，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最终践踏了这些文明，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些帝国貌似坚固的外衣下，潜伏着必将导致衰微和最终崩溃的祸根。技术停滞不前，生产力受阻。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古典文明在3世纪至6世纪遭到蛮族的猛烈冲击。
历史清楚地表明，只有发展技术，为帝国大厦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但是，技术却停滞不前，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地统治集团只知道剥削现有的财富，不知道怎样去创造更多的新财富。奴隶制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技术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因此，那时的发明家制造某些新装置，通常不是为了节省劳力，而是为了娱乐，或为了进行宗教仪式。
3世纪至6世纪是欧亚大陆普遍遭受入侵的时期，这时的入侵不亚于公元前2千纪使用青铜和铁制武器的入侵。正如公元前2千纪的入侵完成了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过渡一样，3世纪至6世纪的入侵结束了古典文明，宣告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游牧民的迁移方向一般是自东向西，因为欧亚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大草原西部水源较充足、土地更肥沃，吸引着东方的游牧民。主要的入侵路线都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
第三编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公元500 - 1500年)
第九章 中世纪文明使欧亚大陆实现整体化
正如一个正在形成的欧亚大陆整体化把古典时期与古代时期区分开来一样，如今，一个成熟的欧亚大陆统一体又把中世纪与古典时期区分开来。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庞大的帝国。它们不仅像古代时期那样，占据着某些大河流域，或像古典时期那样拥有整块的地区，而且还横亘好几个地区，地括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陆地。
古典时期，欧亚大陆商路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存在，促进了贸易的全面发展。相反，这些帝国的崩溃，则破坏并削弱了这种贸易。不过，中世纪时期，伊斯兰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又使这一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穆斯林的征服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而中东是所有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的枢纽；这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又有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水路。
671年，首批穆斯林来到广州后，很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样，在此定居下来。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自治，于是，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到758年，穆斯林人数众多，足以进攻广州，结果，中国人关闭了对外通商的港口。792年，港口重新开放，广州继续成为穆斯林商人经商的中心，直到878年他们被中国的造反民众所杀。从此以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便在马来亚的卡拉巴尔通商。
到了北宋（960—1127年），中国的港口再次对外开放。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1271—1368年）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1291年，马可·波罗护送一位蒙古公主绕经东南亚去伊朗时，目睹并描写了中国航海业的盛况；50年以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乘中国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国时，也目睹并描写了这一盛况。
马可·波罗是元朝人, 有点惊讶但仔细想想又非常合理
明朝（1368—1644年）期间，中国的航海活动达到极盛，以15世纪初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显著但却短暂的海上优势为顶峰。例如，1405到1433年间，一位名叫郑和的朝廷宦官率船队七次下西洋。这七次远洋航行规模盛大，功绩卓著，是史无前例的。首次远航约2.8万人，乘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兰及卡利卡特。
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旅行家是著名的马可·波罗。当他父亲和叔叔第二次旅行去中国时，他也一同前往，于1275年到达忽必烈的朝廷。他给忽必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并以各种身份为忽必烈服务了17年，游历了全国各地。马可·波罗就和两个世纪后的哥伦布一样，为同时代人开辟了崭新的天地。的确，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伊斯兰帝国封锁陆上道路之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继续前进。
第十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600年至1000年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的出现，是欧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穆斯林武士的惊人征服，和大约100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一样，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比这些军事扩张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伊斯兰教文化上的成就。尽管被征服地区曾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但到11世纪时，阿拉伯人已对这些地区的语言和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阿拉伯语成为从波斯到大西洋范围内的日常用语。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生于约570年。6岁时母亲去世，先由祖父，后由伯父抚养长大。传说他12岁时曾随伯父跟商队去过叙利亚，在这次旅行中，可能获得一些有关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知识。穆罕默德25岁时同一位富孀结婚，她为他生了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儿子都夭折了。穆罕默德40来岁时，经历了一段精神极度紧张的时期；在此过程中，他开始相信上帝选他为先知，选他当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的继承人。
有人要他描述默示经过，他回答说，《古兰经》的全部经文在天国里，每次他所得到的只是一部分，通常由天使加百列传授给他，并让他一字一句地重复。穆罕默德的教诲，在他死后不久被记录成书，成为伊斯兰教这一新教的圣典。“伊斯兰”意为“顺服上帝的旨意”。穆罕默德没有建立教士组织，也没有确定专为拯救灵魂的具体圣事。但是，他的确要求信徒们履行某些仪式，即伊斯兰教的“五功”。《古兰经》还对虔诚徒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风俗和卫生、结婚和离婚、商业和政治、犯罪及惩罚、和平与战争予以指导。因此，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社会法规和政治制度。它不仅为信徒们提供宗教戒律，而且为个人和公众生活提供明确的指导。
由于反对势力的增长，穆罕默德应邀前往麦地那。这里杂居着阿拉伯部落和犹太部落的居民，因此，穆罕默德被当作仲裁者受到欢迎。622年，穆罕默德移居麦地那，阿拉伯人称这一事件为“希吉拉”，伊斯兰教历则以这一年为纪元元年。
到630年，穆斯林已十分强大，完全有能力占领麦加，因而，穆罕默德将收藏在麦加天房中的黑石定为伊斯兰教的主要圣物。就这样，他实现了和麦加商人的和解，从而维护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并使其扎根于传统的阿拉伯习俗之中。到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时，大多数阿拉伯部落——虽不是全部——已承认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向他进贡。
征服时期
正因为穆斯林社会是穆罕默德天才的结果，所以他死后，这一社会似乎很可能彻底分裂。部落酋长们认为，他们对穆罕默德的服从，已随着他的去世而结束。
领导这些袭击的首领为哈里发，即代理人，他被选来代表起世俗作用的先知。作为先知的穆罕默德不可能有继承人，但是社会的世俗首领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穆罕默德的岳父艾卜伯克尔当选为哈里发，只意味着他是信仰的守卫者，而非宗教领袖。634年，欧麦尔继艾卜伯克尔之后当选为哈里发，在他的领导下，早期的对外侵略发展成正式的征服战争。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貌似强大的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不久便暴露出其外强中干的实质。这两个帝国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削弱了它们各自的实力，而它们的国民对繁重的捐税和宗教迫害也极为不满。
帝国亡国的标准剧情了
阿拉伯人一旦开始侵略，便充分利用他们沙漠作战的经验。他们不像拜占庭人和波斯人那样骑马作战，而是骑骆驼作战。这样可以随意发动进攻，且一旦需要，又可撤回到沙漠的安全地带。636年，阿拉伯人在约旦河支流耶尔穆克河的河谷中，赢得了对拜占庭人的决定性胜利。他们乘迷眼的沙暴发动进攻，几乎全歼由希腊、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基督徒组成的混合部队。皇帝希拉克略逃进君士坦丁堡，将整个叙利亚丢给了胜利者。637年夏天阿拉伯人在卡迪西亚取得的伟大胜利。波斯皇帝仓皇撤离位于卡迪西亚附近的首都泰西封，向东逃窜。
在耶尔穆克和卡迪西亚所取得的惊人胜利，给穆斯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欧麦尔的哈里发继承者们，在宗教热情和游牧民贪婪之心的驱使下，继续举起伊斯兰教的旗帜，乘胜对外征战。在北非，阿拉伯军队得到当地柏柏尔皈依者的增援，迅速进入摩洛哥，然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入西班牙。711年，他们战胜西班牙的最后一个西哥特国王罗德里戈，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不过，732年，在法国的图尔，他们却被查理·马特打败。
与此同时，其他穆斯林势力正在向东扩张，进入印度西北部的信德省。然后，他们又北上，一直到达中亚的怛罗斯。因此，先前开始于沙漠中的一个简单宗教，已迅速发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到750年，伊斯兰教统治了从比利牛斯山到信德、从摩洛哥到中亚的广大地区。
从阿拉伯王国到伊斯兰教帝国
第一阶段的扩张完成之后，阿拉伯人便安顿下来，享受胜利果实。由于哈里发欧麦尔一开始就规定他的追随者不应在被占领的行省里享有封地，所以，他们这时享受政府津贴。支付这些津贴的资金来自伊斯兰教国家没收的土地和征收的捐税，向非穆斯林征收的捐税比向穆斯林征收的高。
非穆斯林其实并未受到干扰，也没有被迫改变信仰。皈依伊斯兰教极不受统治者欢迎，因为这意味着降低税收。因此，信奉伊斯兰教，实际上是阿拉伯武士贵族的特权，他们统治了人数远为众多的诸被征服民族。不久，日益增长的“马瓦里”，即非阿拉伯穆斯林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状况。这些新教徒成群结队地涌入城市，充当雇员、工匠、店主和商人，为阿拉伯贵族的需要服务。作为穆斯林，他们要求与阿拉伯人平等，但未得到承认。
随着帝国的扩张，随着财富从属国行省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马瓦里”的人数和财富也不断增长，但他们仍被排除在统治集团之外。于是，他们决心取得与他们的经济实力相称的社会地位。为争夺王位而突然爆发的十年内乱，以750年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建立宣告结束；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其意义远远超过单纯的改朝换代。“马瓦里”，尤其是波斯人，这时代替了旧贵族。阿拉伯军人不再是享有薪俸的特权阶层，而是被皇家常备军所取代；皇家常备军开始时主要由波斯人组成。从前的军事重镇，如今在“马瓦里”的控制下，变成了巨大的商业中心。
帝国的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762年随着首都从大马士革东迁到巴格达。这实际上意味着，阿拔斯哈里发政权开始放弃地中海，接受波斯的传统，寻求波斯的支持。哈里发不再是阿拉伯部落的酋长，而是一位由神决定的专制君主，即“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在随后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不再仅仅是上层骑士贵族的宗教信条，而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文明。
伊斯兰教文明
哈里发曼苏尔选择巴格达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首都所在地，他预见到了这一选择的辉煌前景。一个世纪内，巴格达的人口约达100万。城市的中心是一座直径约两英里的城堡，里边有哈里发的宫廷、官员们的官邸和禁卫军的营房。城堡外围建立了巨大的商业中心，由富饶的两河流域地区提供充裕的产品。
如此繁荣的经济，遍布辽阔的阿拔斯帝国，大大促进了地区间的贸易。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便在其奢侈豪华的宫殿里纵情享受。《一千零一夜》描写了最著名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786—809年在位）。他是一个有文化素养的统治者，身边簇拥着一批诗人、乐师、歌手、舞女、学者和才子。室内常见的游戏是象棋、骰子和十五子棋；室外的运动有打猎、鹰猎、放鹰、马球、射箭、击剑、掷标枪和骑马比赛等。
所以《一千零一夜》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阿拔斯王朝还以科学领域的成就享有盛名，不过，这方面的趋势是保存和发展原有的东西，而不是创造新的东西。那里的学者们除了翻译和研究波斯和印度的科学论文外，还翻译和研究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除自身原先的成就外，穆斯林还在翻译和传播古代著作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巴格达拥有一大批翻译家，其中著名的翻译家侯赛因·伊本·易司哈格（809—873年）就是一位基督教徒。他曾出访希腊语国家，收集手稿，同助手一起翻译了许多著作，其中包括希波克拉底、盖伦、欧几里得、托勒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
巴格达也被称为智慧之城, 属于是草之国了.
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联结在一起。阿拉伯语的传播，比阿拉伯人的征服效果更为显著。到11世纪时，阿拉伯语已代替古希腊语、拉丁语、科普特语和阿拉米语，在从摩洛哥到波斯的广大地区流行，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伊斯兰教也是一条强有力的纽带，一条比基督教更有力得多的纽带，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一种社会和政治体系与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如同语言为阿拉伯世界打下基础一样，宗教信仰也为伊斯兰教文明提供了基础。
哈里发统治的衰落
哈伦·赖世德统治时期，阿拔斯王朝达到鼎盛，然后便衰落下去，其情景颇类似于罗马帝国的崩溃。首先存在着帝国疆域过于广阔这样一个问题。其次，阿拉伯帝国也存在着开支问题；就当时的经济和技术而言，帝国的开支显然过大，难以承受。像往常一样，帝国的衰弱招致了蛮族的入侵。哈里发统治这时也遭到了来自北部、南部和东部的进攻。十字军由北入侵，占领了西班牙、西西里和叙利亚，而这三个地区穆斯林的不和也为十字军的入侵提供了便利。
除北面遭到十字军的猛攻外，哈里发统治还遭到了来自摩洛哥南部、塞内加尔和尼日尔地区的柏柏尔人，以及上埃及地区的希拉勒和苏莱姆这两个阿拉伯贝都因部落的进攻。这些部落席卷利比亚和突尼斯，到处劫掠破坏。正是这一入侵，而不是更早的7世纪阿拉伯人的入侵，摧毁了北非文明。
最后，第三股侵略军是来自东方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他们的入侵持续了好几个世纪，所侵略的地区实际上包括整个欧亚大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范围及其影响，完全可以和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征服相匹敌。实际上，这两者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突厥人和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又将他们的信仰扩展到遥远的新地区。
第十一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中，最为惊人的发展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从辽阔的原居住地中亚向四处扩张。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历史成就是，他们共同改变了游牧民与文明之间的传统关系。几千年来，游牧民们一直居住在文明地区的外围地带，贪婪地艳羡着文明民族的繁华。但是，随着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征服，这种传统的平衡状态发生了急剧变化，游牧民成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统一者和主人，而不仅仅是草原上的动物饲养者。
突厥人的入侵
突厥人是一个语言群体，而不是一个种族群体。他们都因说突厥语系的某种语言而共同联结在一起。虽然他们是一个种族上混杂的民族，但一般说来，他们看上去更像高加索种人，而不像蒙古种人。突厥人对奥克苏斯河对岸杰出的阿拔斯王朝的反应，同日耳曼人对莱茵河对岸的罗马帝国的反应极为相似。首先是文化上的影响：野蛮的突厥异教徒屈服于高级文明的诱惑，皈依了伊斯兰教。与此同时，如同以前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的军事机构一样，突厥人开始进入哈里发王朝的军事机构。作为具有高度灵活性的骑兵射手，他们很快就表现出过人的军事素质，在哈里发军队中，日益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随着哈里发王朝的日渐衰弱，突厥雇佣军同日耳曼雇佣军一样，变成了主人而不是仆人。他们在巴格达废立统治者，并将哈里发们相继监护起来。
成吉思汗的征服
在突厥人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的同时，遥远的蒙古，有位不引人注目的首领正在开始他的征服生涯；这一征服最终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的形成。成吉思汗（也可拼成Chinggis、Chingis、Jenghiz等），原名铁木真，生于1162年，是一个较小部落首领的儿子。铁木真9岁时父亲中毒身亡，结果，这位未来大汗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
铁木真精通部落政治这门复杂的艺术，除了自身的勇猛外，还兼具忠诚、狡猾和无情的背叛这些不同的品性；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能克服早年的低下地位，在转而反对自己的首领并消灭所有对手之后，最后能将操蒙古语的不同部落统一在一起。1206年，在蒙古各部落酋长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得尊号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
到底做了什么, 可以称之为无情的背叛, 感觉这个评价有点幽默
即使拥有军事天才和最佳的战争机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现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汉朝或唐朝，统一强大的中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止他；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但是，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全不同了。
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党项人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中国的西面，是建立在绿洲城市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基础上的喀拉汗国；喀拉汗国西边，奥克苏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国花剌子模，再往西就是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但是，花剌子模和阿拔斯王朝这时均处于衰落时期。
1205年至1209年，成吉思汗首先征服了西夏，迫使它成为附庸国。1211年他进攻中国的北方，占领了长城以北地区，然后于1213年，突破长城防线，进入黄河流域。到1215年，他已劫掠占领了北京，而且得到了那些知道如何围攻城市的中国人和知道怎样开发和管理农业社会的外国人的帮助。按照自己的总体战略，成吉思汗此时转而进攻周围游牧部落的领土。1218年，成吉思汗灭西辽，至此他已接近了花剌子模边境，并于1219年至1221年占领了这个国家。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因西夏反对他的统治而返回蒙古，再次指挥对西夏王朝的战役，并获得胜利。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战功，不久以后，即1227年，他去世了。遵照遗嘱，他被埋葬在他生前选择的家乡的一棵大树下。为了确保坟墓的位置不被发现，护送尸体到现场的人全被杀害。
蒙古帝国
汗位空缺两年后，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继位为大汗。在位期间（1229—1241年），他继续对欧亚大陆两端约相距5000英里的中国和欧洲征战。在中国，1234年蒙古人歼灭了北方金朝的残兵，随即进攻南宋。宋兵顽强抵抗，战争持续了45年，最终南宋亡国。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奉命率兵15万人向西进攻欧洲。1237年秋，他越过伏尔加河中游，进攻俄罗斯中部各公国，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其中包括当时不太重要的城市莫斯科。两年以后，1240年夏，蒙古人从高加索基地再次进攻俄罗斯南部，到12月，占领了俄罗斯古都基辅。蒙古人对当地居民极为残暴，当时一位僧侣记载说，幸存者寥寥无几，他们“非常羡慕死者”。
第二年，蒙古人继续西侵，进入波兰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兹，大败德意志军3万人；然后，穿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最后到达亚得里亚海岸。至此，蒙古军队控制了从亚得里亚海到日本海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1242年春，蒙古传来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于是，拔都穿过巴尔干地区，撤回伏尔加河下游，在此建立汗国；因其帐殿金色，故名为金帐汗国。
窝阔台的继承者们决定完成对中国南部的征服和取代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在中国，蒙古人同中国人的大规模战斗打打停停地持续了数十年，最后，1277年，蒙古人占领了南方大港广州。新大汗忽必烈将帝国首都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到华北的北京。
蒙古帝国的衰落
蒙古人衰败的基本原因在于，相对于被征服民族，他们人数太少，过于原始。正如普希金所说的那样，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因此，他们一旦下马，定居下来享用掠取物，就很容易被同化。忽必烈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的决定，恰好表明了这一同化过程。他在中国人设计的宫殿里进行统治，举行复杂的儒教仪式，建立新的孔庙，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式的皇帝。
在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的同时，旭烈兀也变成了波斯的统治者。他以大不里士为都，建立了所谓的伊儿汗国（伊儿汗一词意为“附属汗”，即指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从属于大汗）。1295年，旭烈兀的继承者尊伊斯兰教为国教，这反映并促进了伊朗——伊斯兰教环境对蒙古人的同化。
突厥人的复兴
由于蒙古人人数极少，他们不断地招募大批突厥人入伍。然后，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这些穆斯林突厥人迅速地崭露头角，就如同蒙古人入侵前他们在哈里发王朝中那样。一批批军事冒险家，这时在为控制欧亚大陆中部平原而进行的斗争中得势或垮台。其中最著名的是帖木儿，欧洲人称为泰摩兰。他于1370年占领撒马尔罕，由此向各处出击：首先消灭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然后打败了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还侵入印度，洗劫了德里。
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意义
1000年至1500年间，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的一个结果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在这一力量对比中，伊斯兰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阿拉伯和印度商人还将伊斯兰教带入东南亚。在这里，同在非洲和其他地区一样，皈依伊斯兰教比较容易，因为这一新的宗教仪式简单，适应性强。一个人若想成为穆斯林，只需反复念诵这样一句话：“我证明，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通常，当地的习俗和传统仅仅加了伊斯兰教仪式，便被接受，并变得神圣。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远的意义，还因为他们促进了欧亚大陆内那种相互得益的交流。众所周知，在技术领域里，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导致了一连串中国发明的传播，其中包括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等。
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早年曾大力支持古代经典作品的翻译，信奉唯理论者的学说，认为《古兰经》是人创造的，并不是永恒的。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却与他完全不同，他们支持保守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将所有科学的、哲学的推断都当作异端邪说和无神论来加以排斥。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欧洲诸大学蓬勃发展的同时，伊斯兰教学校却满足于死记硬背权威性的教科书。800年至1200年，伊斯兰世界远远超过西方，但到16世纪时，这种差距已经消失。此后，西方迅速发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伊斯兰教世界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这也能看到关于永恒的讨论, 妙啊
第十二章 传统的拜占庭文明
拜占庭是欧亚大陆的历经蛮族侵略而幸存下来、从古典时代不间断地持续到近代的几个传统文明之一。但是，这段完整的、持续了1000年的历史，最终意味着废弃和灭绝，尤其是从政治的意义上说。拜占庭在地理位置上最易遭受攻击，所以其文明最先遭到这种命运。
它不仅遭到来自多瑙河北岸的蛮族的一系列侵略，而且遭受了好扩张的西方的进攻；与此同时，拜占庭还遭到了来自复兴的东方的袭击，首先是来自波斯萨珊王朝的入侵，然后是来自穆斯林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侵略。拜占庭先于1204年崩溃，后又于1261年部分地得以恢复，苟延残喘地生存下来，直到1453年最终灭亡。
拜占庭的出现
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在帝国统治的连续性和范围方面，能与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辉煌历史相媲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此城重建为新罗马时，这里已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当时，它是希腊城邦迈加拉的移民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取名拜占蒂翁，拜占庭是它的拉丁名字。
原来这里就是新罗马
君士坦丁堡扮演拜占庭帝国首都这一新角色历时1000年，直到1453年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此后，君士坦丁堡又成为一个新帝国的首都，其疆域随着奥斯曼军队的征服而扩展，即从摩洛哥到波斯，从威尼斯到印度洋。君士坦丁堡统辖着这一广大地区直到近代；而在土耳其共和国取代奥斯曼帝国之后，基马尔·阿塔图尔克便将首都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迁移到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安全地带即安卡拉。
君士坦丁堡这段显赫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地处欧亚两洲之间的险要位置。它南临马尔马拉海，北濒博斯普鲁斯海湾，从而形成了重要的港口，即所谓的金角湾。
公元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皇帝在罗马被废黜之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仍认为自己是恺撒的继承人。查士丁尼一心想将恢复帝国的梦想变为现实，因此，他从蛮族那里夺回了北非、意大利及西班牙部分地区。但是，这个刚刚恢复的帝国的寿命却十分短暂。查士丁尼死后不久，一个新的蛮族部落伦巴第人，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同样，在多瑙河边境，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向南涌入巴尔干地区；而在东部，波斯人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并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安营扎寨。
在伟大的赫拉克利乌斯皇帝（610—641年在位）的领导下，拜占庭对周围的敌人进行了反击。627年希拉克略大败波斯人，迫使他们将所占领的拜占庭领土全部退回。希拉克略又转向多瑙河边境，发现斯拉夫人在此期间已占领并定居于巴尔干半岛北部大部分地区。他只得接受既成事实，为入侵的斯拉夫人指定了一些定居地；作为回报，他们承认他的宗主权，并同意每年纳贡。
于是，新来的斯拉夫人渐渐从侵略者变成了移居者。几个世纪之后，这些散居在巴尔干半岛广大地区的斯拉夫人，循着不同的方式发展，形成了四大种族：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岬角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居住在德拉瓦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的巴尔干半岛中部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居住在黑海沿岸其他地区，不久便自称保加利亚征服者的斯拉夫人。
拜占庭的黄金时代
9世纪初至11世纪初，拜占庭帝国臻于极盛。当时帝国的行政区划分完全以省为基础；各省均由一位将军统治。将军既主管行政，又主管军务。希拉克略皇帝已将行政管理军事化，作为外来危险迫近时的一项应急措施。帝国将各省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作为他们服兵役的报酬。在强有力的皇帝们的统治下，由于农民承受了大部分捐税负担，这种分省统治确保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军需储备，填满了国库。
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使拜占庭的皇帝们能够发动再征服战争；这些战争虽不像查士丁尼所发动的征服战争那样野心勃勃，却更为实际可行。他们重新收复了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从而制止了阿拉伯海军对爱琴海域的侵袭。帝国的疆土也扩大到叙利亚北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保加利亚人一直是帝国的威胁，1014年，巴西尔二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被称为“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
在文化上这是一个稳定、和谐的时期。拜占庭人仍称自己为罗马人，但希腊语无论作为书面语还是口语，都是帝国通用的语言。随着被再次征服的克里特岛上的穆斯林和巴尔干北部地区的斯拉夫人的皈依，宗教的和谐一致也得到进一步的促进。865年，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接受了东正教，来换取帝国对他的征服地的承认。
拜占庭皇帝和东正教主教之间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也使帝国更加稳固。拥有一个恭顺的国教是传统、公认的原则。皇帝不仅自称为“奥特克拉特”，即君主，而且自称是“艾沙波斯特罗”，即相当于传道者的人。
拜占庭的衰落
1025年，“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巴西尔去世时，拜占庭帝国的显赫地位似乎是稳固的、未受到挑战的。北部边境以多瑙河为固定界线。这时，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已经分裂，不再构成威胁。凡是西方出现的东西，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都显得十分原始，无足轻重。不过，在巴西尔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便陷入困境，大约不到两个世纪后，即1204年，首都就落入受人鄙视的西方蛮族手中。
形势陡然逆转的一个原因是，主管各省的军事将领的反抗不断增长，破坏了帝国的军事体制。虽然巴西尔二世十分强悍，能够控制军队，但他的继承者却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军队，尤其是在军事将领同各省大地主联合起来以后。严重的经济失调也削弱了帝国。私人和寺院的大地产使帝国的岁入减少，尤其是在巴西尔的继承者们减免了大地主的大部分捐税之后。与此同时，朝廷的奢侈和外国雇佣军的开支，使帝国的支出不断上升。
帝国覆灭的经典剧情了
同其他许多帝国一样，拜占庭的内部衰弱招致了外来侵略。来自西方的诺曼人冒险者，最初是拜占庭的雇佣军，这时转而反对衰弱的帝国，占领了自查士丁尼征服时期以来一直属于拜占庭的意大利南部领地。同样，东方的塞尔柱突厥人从家乡中亚进入伊斯兰教帝国后，被巴格达哈里发雇为雇佣军。这些雇佣军逐渐变为主人，于1055年占领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帝国。
1204年春，法兰克、威尼斯、佛兰德和日耳曼联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它接连三日遭到冷酷无情的掠夺和屠杀。尽管1261年拜占庭帝国得以恢复，但再也没能从拉丁人征服的创伤中复原过来，而是一直处于无依无靠的虚弱状态，直到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为止。
拜占庭的灭亡
得胜的拉丁人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他们的封建国家。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在塞萨洛尼基建立了一个拉丁王国，在希腊建立了几个拉丁国家。热衷于商业的威尼斯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四分之一的领土，兼并了许多位于通往地中海东部的道路上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港口。
不过，这些新的国家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当地的希腊东正教居民至死都对他们满怀敌意。而且，拉丁征服者仅在巴尔干半岛的边缘地区占有几块孤立、不稳的小地盘，四周都被敌人包围着。他们不仅面临巴尔干半岛内地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王国，而且面临相继建立的三个希腊国家：一个位于伊庇鲁斯的阿尔塔，一个位于黑海南岸的特拉布宗，还有一个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尼西亚。其中，第一个国家非常贫穷，难以提供有效的领导；第二个国家又十分孤立。因此，只有尼西亚能凭借它的战略位置、丰富的资源以及有力的领导，组织希腊人抵抗拉丁人的统治。
拜占庭帝国最后一个阶段的历史，是从1261年米海尔·巴列奥略收复君士坦丁堡开始，到1453年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巴列奥略同突厥人作战、在首都城门被杀结束。在这近两个世纪中，恢复后的帝国仅由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两座城市及其周围小块不稳定地区和两个属地组成。这两个属地是伯罗奔尼撒的米斯特拉和小亚细亚北部的特拉布宗。
拜占庭的遗产
回顾历史，拜占庭显然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个贡献是，它起到了保护盾的作用，使保护盾后面的西方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明。拜占庭对东斯拉夫人来说，就如同罗马对日耳曼人而言一样，是伟大的教育者，是宗教和文明的源泉。沿河道连成一串的诸早期俄罗斯公国，与拜占庭进行繁荣的商业交往。随希腊有形的商品而来的是希腊的文化制度。对东斯拉夫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弗拉基米尔大公于988年前后采纳的东正教。这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改变。一个以拜占庭模式为基础的教会统治集团这时已组成。
拜占庭艺术这时也以石头建造的教堂、镶嵌画、湿壁画、绘画，尤其是肖像画的形式被引入俄罗斯；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人极为出色，发展起自己独特的俄罗斯——拜占庭风格。在政治领域中，新教会起了加强大公权力的作用。正如早先在西欧，罗马教皇将法兰克国王从部落酋长改变成神权帝王一样，如今，俄罗斯东正教将诸公国大公从一帮个人追随者的首领改变成“上帝的奴仆”和神权统治者。
第十三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隋、唐继承了汉文化，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因此，中国文明的过程与罗马崩溃后西方正在形成的独特变化形成了鲜明对照。随后100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地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而到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中国文明在日本
由于中国的文明和帝国不间断地延续到近代，它们以诸西方国家皆不能用以控制西方的一种方式控制了东亚。因而，在东亚没有发展起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已成为西方特点的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相似。不过，日本群岛比不列颠群岛更与世隔绝：它们离朝鲜半岛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最窄处只有21英里宽。日本人在“二战”中被美国人打败之前，仅于13世纪受到蒙古人的外来侵略的严重威胁。因此，可以说，日本人离大陆非常近，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得到益处；但又可以说非常远，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
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氏族征服其他氏族，建立了一个松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权；其首领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为全民族的神。6世纪起，中国文明大规模传入日本，这一氏族组织遭到破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它在日本所起的作用与基督教在欧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学者、教师、工匠和僧侣从大陆渡海而来，随身除了带来新的宗教信仰外，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
大化改新于645年开始，它试图以中国唐朝为模式，将日本改变成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区，由从天皇和国家议会那里取得权力的总督和地方行政官统治。此外，以天皇名义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分给农户耕种。新的拥有土地的耕种者须向中央政府纳土地税和劳务税，前者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后者有时包括服兵役。
在文化领域，日本以同样的方式修改了中国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展了他们自己的书写体系；借鉴了儒家学说，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标准，调整了它的政治学说，以适应他们的社会结构。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时，日本人还接受了佛教，但对之作了修改，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精神需要。以唐都长安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然后在京都建立了帝国新都。
645年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体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有效地起作用。不过，到12世纪时，这种体制已被日本的种种封建制度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各省统治者太喜欢京都的各种娱乐活动，往往将他们的权力和职责授予地方部属。另一个原因是，有势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对土地总是垂涎欲滴，经常用武力强占土地。只要免税制度继续存在，他们就想开垦荒地。这些倾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意味着拥有耕地的农民的捐税负担增加；于是这些农民或是逃亡到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赶走居住在那里的阿伊努人，或是将自己连同土地一起交托给拥有采邑的贵族。这样，他们可以免税，并得到保护，却因此变成农奴。
结果，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只占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权力被新的农村贵族所接管。日本已由互相竞争的各封建领主集团控制，这些封建领主为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而你争我夺。结果，大地主即“大名”兴起。16世纪初，这样的大名有几百个，他们都企图获得统治全日本的霸权。大名控制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手工业之外，农业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国家某些地区农作物的亩产量明显地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生产率的提高使贸易更加繁荣，使物物交换转变成货币经济。15、16世纪，在各战略要道、沿海港口或主要寺庙所在地，城镇逐渐形成。
17世纪初，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日本退缩到几乎完全与世隔离的境地之中。锁国政策规定，所有传教士必须离开日本，其信徒必须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结果，所有外国人不得不离开日本，只有少数中国人和荷兰人例外，他们获准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在长崎港的出岛上经商。另外，锁国政策禁止日本国民出国，违者处以死刑。这样，日本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
幕府锁国亦无尽头是吧
第十四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为了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人们将自己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祈祷上帝的人；第二类是经商、种田的人；第三类是为了保护前两类人、使之免受不公和伤害而产生的骑士。”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所作的这一分析，简单而又准确地描绘了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基本划分：教士、劳动者和骑士。
封建制度是一种政体，在这一政体中，那些拥有地产的人也拥有政权。因此，封建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取代了国家权力。正如封建制度随着大规模的政治组织的崩溃而出现一样，采邑制度随着大规模的经济组织的崩溃而出现。作为对这种经济崩溃的反应，采邑成为靠农奴经营的自给自足的农庄；农奴不能随便离开农庄，靠劳动养活教俗封建主集团。
地理因素是促使欧洲在中世纪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所处的有利位置。欧洲因地处欧亚大陆西端，免遭了公元1000年后的多次大规模侵略。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比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还要多。一个原因是，西欧没有奴隶制，而奴隶制往往抑制新的技术。另一原因是，很多地区都存在的边疆环境需要节省劳力的装置。中世纪西方的采邑制度也有助于技术的发展。修道院里的修士们坚持认为，体力劳动是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
与技术进步相一致的是相应的经济发展。900年至1300年间，经济稳步发展，然后出现了14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它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首先是一连串的粮食歉收和饥荒，尤其是在1315年至1316年间；然后是黑死病，黑死病首次流行于1349年，夺去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的生命，以后又在数代人的时间里周期性地爆发；
第四编 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第十五章 非洲
随便看一眼世界地图即可明白，非洲位置居中。它北与欧洲隔地中海相望；地中海是一片狭窄且容易渡过的水域，在历史上起了交通干线的作用。东面的西奈半岛是通向亚洲的桥梁，而红海比地中海更狭窄、更易通过。虽然印度洋浩瀚无垠，但季风可以使东非和南亚之间的来回交往非常便利。
人们时常认为非洲的技术和农业是从欧亚大陆引进的。最近的考古研究正在改变我们对非洲的这些发展的看法，因为考古研究表明，非洲许多地区早在公元前就开始开采铁矿，掌握了冶铁知识。在7000年前撒哈拉干涸成沙漠以前，这片地区曾支持了一个畜牧社会，这里放牧着成群的绵羊、山羊和牛。这里的人们用镰刀状物和叶片状物来打鱼和放牧；这些镰刀状物和叶片状物如今已在古代遗迹中被发现。
非洲曾受到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影响，后者在公元7世纪侵占整个北非，然后以商人和殖民者的身份沿非洲东海岸扩张。从这些沿海的基地开始，伊斯兰教对非洲诸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斯兰教影响最明显的是体现于生活的外表——姓名、服饰、家庭摆设、建筑风格、节日，等等。伊斯兰教还将非洲经济同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欧亚大陆广泛的商路网关联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贸易。
贸易与苏丹诸帝国
伊斯兰教的征服给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以新的推动力，并使这一贸易与伊斯兰世界连在一起；伊斯兰世界的货币制度依赖黄金。最早与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是加纳帝国（约公元400—1200年）。这一帝国由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草原上的非洲人建立。早在公元5世纪时它便已存在。加纳帝国的名声远远超出撒哈拉地区，并远播到巴格达。
在位于该城的阿巴斯哈里发宫廷中居住的阿拉伯作家阿尔法扎里，将加纳描述成“黄金之国”。
11世纪中叶加纳帝国达到鼎盛阶段，接着便开始衰落。宗教冲突和毁灭性的战争中断了帝国的贸易活动。快到12世纪末时，加纳又失去了对金矿开采区的控制。此外，这一地区诸如沙漠化和过度放牧之类的环境因素，也迫使农民和商人分散开来，向更为适宜的地区迁移。
随着加纳帝国的衰落，它让位于马里帝国（约1235—1670年）。马里在这一时期的扩张和声望靠的是两位能干的统治者：曼萨·穆萨（Mansa Musa，1312—1337年在位）和曼萨·苏莱曼（Mansa Sulayaman，1341—1360年在位）。在曼萨·穆萨的宫廷，伊斯兰教的地位已很稳固。马里的名声在1324年曼萨·穆萨到麦加去朝圣之后传播开来。朝圣归来时，曼萨·穆萨随身带回了虔诚的学者和传教士。一些重要的商业区就这样成为重要的教育中心。曼萨·穆萨归来后通过更诚笃地信奉穆斯林的宗教，来纯化伊斯兰教。
尽管马里取得了商业和政治上的成就，但由于内部政治问题和外来攻击，它还是开始衰落。苏丹西部诸大帝国中的最后一个是桑海帝国（1350—1591年）。该帝国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除了它地处肥沃的苏丹草原这一地理位置外，还有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都促成了这一王国的兴起。此外，王国坐落在尼日尔河两岸，也为渔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当桑海发展成为帝国时，它的人民被划分成三个专门职业阶级：索库人（通常是渔民）、杜尔人（通常是农民）和戈人或加比比人（通常是猎人）。
桑海的扩张和这一帝国的巩固可归因于两位皇帝：桑尼·阿里（1464—1492年在位）和阿斯基亚·穆罕默德（1493—1528年在位）。后者利用廷巴克图的战略位置，复兴了对帝国至关重要的贸易。阿斯基亚明白伊斯兰教的重要性，所以努力争取穆斯林社会的支持。他与一些著名的穆斯林学者交往，鼓励教育。
这些帝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特点。它们都主要以贸易为基础，因此，每个帝国都扩展自己的权力，向北控制食盐进口，向南控制黄金买卖。每个帝国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来自对这些商品和其他一些商品的买卖的征税。征税所得的收入使帝国的行政管理逐步变得更为先进。因此，桑海帝国比起原先的两个帝国要更为复杂。它划分为界限明确的几个省，每个省都设有一名长期任职的总督。桑海帝国还可以炫耀的是，它开始拥有职业军队，甚至还拥有几个部——除了分管帝国撒哈拉边境地区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外，还分管财政、司法、民政、农业和林业。
王国与诸侯国
上面提到的三个帝国，是非洲中世纪最著名的政治产物。不过，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还存在着其他各种不同的政治结构。例如，在东南非，存在着某些同苏丹相类似的情况。正如苏丹以出口黄金闻名于世一样，东南非也以同样原因闻名于印度洋盆地。正如一种贸易模式养育了苏丹诸帝国和北非诸国一样，到15世纪时，另一种贸易模式也供养了内地的莫诺莫塔帕帝国和沿海的基卢瓦城邦。
莫诺莫塔帕”一词，由葡萄牙人用国王的称号“姆瓦纳莫塔帕”改变而成。这个帝国包括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许多地区，因而，同苏丹诸帝国一样，控制着产金区和通往沿海地区的道路。在沿海地区，基卢瓦港的商人统治者控制着从莫诺莫塔帕到穆斯林商船的货物流动；这些穆斯林商船往返于印度洋，甚至远航到中国海。
正如苏丹诸王国被北方的柏柏尔侵略者劫掠一样，莫诺莫塔帕和基卢瓦也遭到了海外葡萄牙入侵者的掠夺。在瓦斯科·达·伽马于1497年绕好望角航行后的10年内，葡萄牙人洗劫了东南非许多沿海城市，并继续留在印度洋，好像它是葡萄牙的一个湖似的。达·伽马首次航行时并未发现基卢瓦岛，但1500年一支葡萄牙舰队曾在此避过难。5年后，另一支舰队用无情的掠夺报答了当地人的好客。
后来，葡萄牙人沿赞比西河进入上游地区，以相似的方式破坏了莫诺莫塔帕帝国。他们先占领了沿河各战略要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其影响，直到1628年发起不可避免的最后进攻为止。葡萄牙人凭借自己的火器，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莫诺莫塔帕的两支军队，但是，有几个顽强的小王国仍在前帝国的废墟上幸存下来。
第十六章 美洲和澳大利亚
11世纪，维京人偶然发现了北美洲，在长达约100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试图在那里保持居留地，但没有成功。15世纪，哥伦布同样发现了美洲大陆，但这次结果完全不同。随发现而来的不是失败和撤退，而是对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大规模的、势不可挡的入侵。这一对比反映了这500年间欧洲势力和活力的增长程度。欧洲人对美洲的迅速入侵和开发，与迟至几个世纪后才得以侵入和开发非洲，构成了同样引人注目的对比。一个原因是地理环境，美洲大陆在地理上更易接近、更吸引人；另一原因是印第安文化的总的发展状况，其使当地人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
欧洲人在美洲见到的印第安人，是从西伯利亚渡过白令海到达阿拉斯加的移民的后裔。现在普遍同意，人类在大约3万年以前就已生活在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最后一次大迁移大约发生在3000年以前。接着来的是因纽特人，他们不停地往返于海峡两端，直到现代政治环境迫使他们留在海峡的这一边或另一边为止。迁居美洲大陆的移民几乎没带来什么文化，因为他们来自欧亚大陆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西伯利亚东北部。在以后几千年中，美洲印第安人的确发展了丰富多彩的种种文化；他们不仅使这些文化适应他们所遇到的范围广阔的自然环境，而且还使这些文化互相适应。有些印第安人仍停留在狩猎团体的阶段，而另一些印第安人则发展起王国和帝国。
考虑到各类制度和习俗，人类学者将美洲大陆分成大平原地区、东部森林地区、西北沿海地区等22个文化区。一种更简单的分类法是以获得食物的方式为基础，将美洲文化分成三类：渔猎采集文化、中级农业文化和高级农业文化。这种分类不仅更加简单，而且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也更富有意义，因为它有助于解释印第安人对欧洲入侵者的不同反应。高级农业文化存在于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和安第斯高原地区（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中级农业文化一般位于高级农业文化的邻近地区；而食物采集文化则位于更遥远的地区——南美洲南部及北美洲西部和北部。
文明
美洲印第安人的三大文明是：位于今尤卡坦、危地马拉和伯利兹的玛雅文明，位于今墨西哥地区的阿兹特克文明和从厄瓜多尔中部到智利中部、延伸2500英里的印加文明。玛雅人创造了美洲最古老的文明，并以其艺术和科学的惊人发展而闻名于世。他们独自发展了表意文字，用字母或记号作为表达思想的传统符号。为了计算时间、预言未来和为献祭及主要的丧葬事宜推算吉日，他们还研究了天体的运动。由经过专门训练的祭司搜集的天文学知识非常广泛，据认为，至少与当时欧洲的天文学知识不相上下。
玛雅人从事的是刀耕火种的农业；这种农业在两三年内便耗尽了土壤的肥力，因此，他们需要不断地迁移村庄驻地。4世纪至10世纪期间，玛雅文明非常繁荣，但随后便衰落下去，其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由于土壤的肥力耗尽，或疫病流行，也可能是由于反对供养宗教中心及其祭司集团这一负担的农民革命。总之，这些巨大的石头建筑物被废弃，被周围的森林所吞没，近几十年才被考古人员发掘出来。
同爱好艺术、富有知识的玛雅人相比，阿兹特克人显得粗野好战；阿兹特克人的力量建立在持久备战的基础上。所有男人都要携带武器；国家军火库始终备有武器，供需要时使用。凭借有效的军事机器，阿兹特克人从其臣民那里榨取到数量惊人的贡物。
首都的壮丽和源源涌入首都的大量贡物，自然使西班牙人断定，阿兹特克人的首领蒙提祖马是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其实并非如此。诸附庸国仍相当独立，实行完全的自治。它们同特诺奇蒂特兰的唯一联系就是纳贡；它们之所以纳贡，是因为害怕阿兹特克人的远征。除秘鲁印加人的国家外，没有一个美洲印第安人的国家组织得比城邦更大。阿兹特克人与印加人不同，并不试图使其臣民适应阿兹特克人的生活方式，以免所有人都享有公民权。
阿兹特克人认为，捕捉俘虏甚至比获取贡品更重要，因为祭司告诫他们，世界经常处在被洪水淹没，尤其是太阳熄灭的危险之中——因此，需要用人来献祭，以抚慰天上诸神。但是，这一做法使阿兹特克人陷入一个真正的恶性循环之中：为防止普遍的灾难，需用人来献祭，而献祭用的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只有用人献祭才能进行成功的战争，但反过来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献祭用的人。
虽然习惯上称印加人为印加印第安人，但严格地说，这样称呼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他们是属于克丘亚种族的许多部落中的一个，操克丘亚语，擅长于饲养美洲驼和种植马铃薯。印加人从坐落在秘鲁高原上的帝国首都库斯科城向外派出军队和使节，向西到沿海地区，向南和向北沿大山谷前进。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他们已将其版图从厄瓜多尔扩大到智利中部，南北长约2500英里。这样，他们统治的领土比阿兹特克人的领土大得多，而且，他们将这片领土当作一个真正的帝国来统治。
历史上的美洲印第安人
虽然美洲印第安人的这些成就给人以深刻印象，但事实仍然是，仅一小撮西班牙冒险者便能轻易推翻和彻底根除美洲大陆的这三大文明。印第安人发现自己在经济和技术上远远落后于侵略者的文明。印第安人高度发展的艺术、科学和宗教，不应用来掩饰他们在更多的物质领域里都极为落后这样一个事实。还有一个因素是，印第安各民族之间缺乏团结。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人能利用对库斯科和特诺奇蒂特兰的暴虐统治不满的被征服的部落。
过于严格的控制和过分的依赖也削弱了印第安人。他们的头脑里被灌输了绝对执行命令的思想，并对此习以为常，因此，当其首领被推翻时，他们不能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抵抗。一旦国王蒙提祖马和阿塔瓦尔帕落入西班牙人手中，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就群龙无首，丧失抵抗力。
这种被动性因宗教的抑制而进一步加剧。当地人认为，墨西哥的科尔特斯和秘鲁的皮萨罗都是回来应验古老预言的神。库斯科的阿塔瓦尔帕和特诺奇蒂特兰的蒙提祖马之所以会发生动摇以致自取灭亡，原因就在于此。对阿塔瓦尔帕来说，西班牙人就是造物神维拉科查及其追随者。为此，这位统治者温顺地等待着皮萨罗的到来；皮萨罗和其手下的180人迅速控制了这个庞大的帝国。同样，对蒙提祖马来说，科尔特斯就是魁扎尔科亚特尔神，他正回来要求他的合法王位。因此，这位统治者也就无精打采地恭候着西班牙人在其首都安营扎寨。
阿兹特克人的战争观念同样使他们遭受灾难；他们认为，战争是短期的，是为宗教仪式尽力。他们在战争中主要关心的是捕捉俘虏，用俘虏的心脏祭神。因此，他们发动的战役常常就是礼仪上的争夺；争夺期间，他们尽可能以最小的混乱和破坏来捕捉俘虏。这种军事传统显然是一大障碍。西班牙人杀人是为了获胜，而阿兹特克人只想捕捉俘虏。
惊了, 还真就是战争之国啊
如果说美洲印第安人缺乏击退欧洲人的技术和内聚力，那么更严重的是，他们缺乏抵御欧洲人所带来的种种疾病的免疫力。印第安人在数万年前渡过白令海峡之后没再与其他大陆诸民族有任何联系，所以他们在生理上变得很易受欧洲人及其非洲奴隶所带来的天花、麻疹、斑疹伤寒、黄热病和其他疾病的伤害。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大陆。这种与世隔绝使古代的生物类型得以幸存到现代，其中包括诸如桉树属之类的植物及诸如单孔目动物和有袋目动物之类的哺乳动物。在澳大利亚，古代人文类型也幸存下来；18世纪末叶，当首批英国移民来到这里时，当地的人文类型仍处于旧石器阶段。
澳大利亚的政治组织几乎与技术一样落后。像大多数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民族一样，土著居民通常以群体和家族集团的形式生活、居住在一起，并转徙于一定的地区。他们没有真正的部落，只有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为标志的区域划分。
大批不幸的土著居民惨遭英国移民的屠杀；在这些移民中，有许多人是从拥挤的监狱用船运往此地的目无法纪的囚犯。疾病、酒精中毒、肆意屠杀和大批没收土地，使土著的人口下降，减少到今天的4.5万人，外加同异族通婚所生育的8万混血儿。
第十七章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公元500到1500年的中世纪1000年中，世界均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始时，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一个骚乱的前哨基地，因帝国的崩溃和一再发生的侵略而遭到毁坏。但是，到12世纪时，历史潮流已开始转变。西方正在开发内部资源，发挥内在活力；这首先在长期、成功地反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中表现出来，后来又在对世界各地的海外扩张中表现出来。对比之下，明朝的中国正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则在从印度洋驱逐葡萄牙人未获成效之后，伤心地断定：“上帝赐给我们的是陆地，海洋则是赐给基督徒的。”
前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都是以游牧民的陆上侵略为开端的；这些游牧民利用其优越的机动性，趁帝国衰弱之际，闯进诸文明中心。相形之下，近代是以西方人的海上侵略拉开序幕的；西方人以同样的机动性在世界各大洋上活动，因而可以自由地开始全球规模的活动。
人类各种族到底是天生就平等，还是有些种族生来是优等民族，有些种族生来是劣等民族呢？绝大多数科学家——虽然不是全部——都一致认为，各种族通常是平等的。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群体，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群体的经验。一个社会群体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人对全球的统治，并不意味着西方人的基因优势。它仅仅意味着，在那段历史时期内，西欧人占尽了天时地利。在其他历史时期中，情况完全不同。例如，在古典文明时期，是地中海沿岸的民族处于文明世界的中心，因而成为最易接近、最发达的民族。相形之下，北欧人那时处于边缘地区，因而与世隔绝，很落后。
第五编 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第十八章 西方扩张时的伊斯兰世界
现代伊斯兰帝国的崛起
如果1500年一位观察者在月球上观看地球，他对伊斯兰世界的印象一定会比对基督教世界的印象深刻得多。这位神话中的观察者首先会对伊斯兰世界的辽阔版图，然后会对它不断进行的扩张印象深刻。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阿拉伯人冲出了阿拉伯半岛，并迅速扩张到中东的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然后他们向东扩张到中亚，向西方穿过北非，进入西班牙。到750年穆斯林扩张第一阶段结束时，世界上已出现了一个从比利牛斯山脉到印度西部、从摩洛哥到中亚庞大的伊斯兰帝国。
750年至1500年间，穆斯林又进行了第二阶段的扩张。在这一时期，他们向西进入中欧，向北穿入中亚，向东突入印度东部和东南亚，向南深入非洲腹地；因此，伊斯兰世界扩大了一倍，其面积远远超过欧亚大陆西端的基督教世界和东端的儒家世界。
伊斯兰教的不断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有力地改变了非穆斯林的信仰，不过，穆斯林并不像基督教徒那样惯于使用强制的手段——与这些措施相比，穆斯林商人和传道士温和的传教说教要有效得多；他们在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中尤为成功。通常是，商人先露面，他把劝人改宗和推销商品结合起来。商人的职业使他与所要劝服的人们建立起经常而密切的联系。此外，这里没有种族歧视，因为即使商人与村民们不属于同一种族，他多半还是会娶土著女子为妻。这种通婚常常导致该女子的家庭成员接受伊斯兰教。很快，孩子们也需要有宗教教育，于是学校建立起来，不仅穆斯林的孩子常去上学，异教徒的孩子也一样。
奥斯曼帝国: 建立这一以他们自己名字命名的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是原先来自中亚（而闪米特阿拉伯人则来自阿拉伯半岛）、广为分散的突厥人的一支。在早先数世纪里，突厥部落民一批一批、不断地徙入中东富饶地带。他们早在8世纪时就来到中东，渗入伊斯兰教帝国，最初是充当雇佣兵。10世纪时，蒙古西征的压力迫使更多的突厥部落徙入中东，其中包括一支塞尔柱突厥人。这些新移民在1071年具有决定意义的曼齐克尔特战役中大败拜占庭军队，突破了小亚细亚沿托罗斯山脉的传统边界——该边界已保护罗马和拜占庭帝国达 1400 年之久。这一胜利使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成为塞尔柱帝国的一部分，只将西北角留给了拜占庭人。
早已过了全盛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塞尔维亚帝国和保加利亚帝国相互间的竞争而被无可挽回地分裂了；而且，与小亚细亚一样，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农民也对其统治者极度不满，以致他们对土耳其人的猛烈进攻很少抵抗或者不加抵抗。1384年，他们攻占索非亚，其后不久，控制了整个保加利亚。5年后，他们在历史上著名的科索沃战役中大败南斯拉夫人的军队，致使塞尔维亚帝国灭亡。这些胜利使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的领地团团包围。1453年，这座受围困的首都被攻占，从而结束了长达千年的拜占庭帝国的历史。
萨非帝国: 这一时期的第二大伊斯兰帝国是波斯的萨非帝国。萨非王朝的统治者中最杰出的是国王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他建立火炮部队，使波斯军队现代化。在他的统治下，波斯成为一个国际公认的强国。
莫卧儿帝国: 穆斯林入侵印度的浪潮共有三次，每次都相隔很长时间。第一次入侵浪潮由阿拉伯穆斯林掀起，他们于712年侵入印度河河口附近的信德地区。这些阿拉伯人未能深入内地，所以，他们对印度的影响很有限。第二次入侵浪潮发生于公元1000年左右，即突厥穆斯林开始从阿富汗境内的根据地不断地侵略印度之时。这些侵略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四个世纪，使生命和财产遭到巨大损失。最后的结果是：在北印度，建立了许多伊斯兰王国，而在南印度，则继续存在着一批印度教国家。
第十九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中国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久远，一个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中国的人口庞大无比，也有助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从一开始起，就能供养很可观的人口，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结合得都很好。
如此巨大无比的人力资源，使得中国人能够不管事态的发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他们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统治过，也遭受过西方的一再打击和破坏，但最终，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从未像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像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中国与西方之间，直到欧洲继哥伦布和葡萄牙航海者远航探险之后、进行海外扩张时，才持续不断交往起来。1514年，葡萄牙商人与广州通商，1557年，他们又在澳门设立了永久的商业根据地；这时，中国开始直接感受到生气勃勃的新兴欧洲的影响。这些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织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黄金；同时，作为回报，他们又推销东印度群岛的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干皮，帝汶岛的檀香，爪哇岛的药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姜。欧洲的货物一样也没卷入；原因很简单，它们在中国没有市场。这些葡萄牙人纯粹充当着亚洲内部贸易的运货人和中间人的角色。
第二十章 西方文明的扩张: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中世纪后期，欧亚世界有了一个不寻常的重大发展。一方面，伊斯兰帝国和儒教帝国闭关自守，愈来愈僵化；另一方面，欧亚大陆西端正经历着一场空前、彻底的变革。西欧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在发生深远的变化。结果，出现了一种充满活力、扩张主义的新型文明——现代文明，它与欧亚大陆其余地区——其实与全球其余地区——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文明有着本质差别，从而开始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一直以一种加速度持续到今天，并决定着现代世界历史的进程。
现代化
经济学家把现代化定义为这样一个过程：人类通过这一过程将增强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作为提高人均产量的手段。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指出，现代化的其他特征包括：对民众的唤醒和激发、对现在和未来比对过去的更大的兴趣，一种把人类事务看成可以理解的而不是受超自然力量控制的趋势，以及直至晚近才建立起的对科学和技术的益处的信赖。
现代化为欧洲人不仅提供了优越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提供了优越的社会政治的内聚力和推动力。例如，少数英国商人和士兵之所以能征服和统治广大的印度次大陆，更多的是因为这个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脆弱，而不是因为英国的军事技术。尽管克莱夫和黑斯廷斯能挑起伊斯兰教徒反对印度教教徒、王公反对王公、地方势力反对封建官僚，同时广大农民仍然毫无生气地待在自己的村庄里；但是，印度任何克莱夫和黑斯廷斯式的人物无疑都将遇到由清教徒和天主教徒、政府和公民（包括特权阶层、城镇居民和农民）组成的统一战线。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这个术语是有争议的，它的意思是新生或再生，它由15世纪的知识分子创造，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时代代表了继“黑暗时期”即他们所称的中世纪之后古典文化的再生。这一解释直到19世纪才为人们所接受，但是，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不再认为这是中世纪的漆黑一团和文艺复兴的炫目明亮相对立的一个时期。事实上，中世纪人们对古典的兴趣并没有完全消失，相反，中世纪的某些特征在文艺复兴时期还表现得非常明显。因此，现代历史学家虽然没有丢弃“文艺复兴”这个熟悉的术语，但是现在，却把它定为从中世纪转向现代文明——即大约从1350年到1600年——的一个过渡时期，而不是一个明显的断代时期或转折点。
文艺复兴最初起源于意大利，因此，它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社会的情况和价值观。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文学关注的中心都是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人，他或她是自身命运的塑造者，而不是超自然力量的玩物。人们不需要专心于超自然的力量，相反，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身所固有的潜能。文艺复兴的精神十分鲜明地表现在它的艺术中。因为教会不再是唯一的资助人，艺术家们受到鼓励，把注意力转向不同于传统的圣经主题的事物。
大约到1550年，在经历了辉煌成就的两个世纪之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衰落。衰落的一个原因是1494年法国的入侵，它引发了其后数十年欧洲各列强卷入的战争，并使意大利半岛遭受了严重破坏。按照现在的说法，曾经是中世纪欧洲发达地区的意大利此时变成了欠发达地区。因此，意大利只能以向北欧国家出口原料（石油、酒、小麦、羊毛和生丝）来换取工业产品。这就意味着城市和贵族在意大利不再占主导地位，他们的重要性正为具有封建特征的土地拥有者所替代。于是，文艺复兴的经济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文艺复兴的遗产
文艺复兴并不是仅发生在意大利的个别现象，它的新事物在16世纪传到了北欧。这些传播者是意大利的外交官、受北欧国家君主雇佣的意籍将军和加快书籍和思想传播的印刷制品。在北向传播的过程中，文艺复兴的特征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主要体现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在北欧则更多地反映在宗教和道德领域。
北欧识字的人比东南欧地区的人更普遍，因此印刷品在该地区的影响特别大。大量的印刷品自然引起了大众对政治和宗教问题的焦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宗教改革和随后爆发的宗教和王朝战争。印刷制品还刺激了早期现代历史上全国性文学流派的发展。
德国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一词像“文艺复兴”一词一样容易使人产生误解。马丁·路德开始是一个改革家，但最终却成为一个革命家，被迫用他的基本信念的道理反对和抵抗罗马教会的基本理论。表面上看，宗教改革可以解释为对教会某些弊病做出的反应，其中包括：许多传教士的文盲状况、有些牧师包括教皇的放荡生活、对宗教场所的出售、（不受教会法律约束的）特许和（免除罪恶的）豁免。这些弊病很容易激怒人们，但它们只是新教徒进行宗教改革的借口，而不是根源。
其中一个因素是，14世纪的“巴比伦监禁”事件削弱了教皇的威信，当时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士兵逮捕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继这一逮捕之后，是教廷迁至阿维尼翁，在那里教皇不得已从属于法国势力。对教皇的威信损害更大的是14世纪末的“教会大分裂”事件。两个教皇，一个在罗马，一个在阿维尼翁，各自宣布是圣彼得的合法继承人，并把对方逐出教会。宗教改革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早些时候的异教徒如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和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的异端学说。后者于1415年在康斯坦茨会议的火刑柱上被烧死，但是一个世纪后，当路德宣传与他相近的教义时，他的追随者们仍然存在。
历史力量的这一结合最初在德国达到了爆发点。因为当时这里聚集了一百多个公国——采邑、基督教城邦、自由城市、县城和公爵领地——它们的统治者太软弱，无法抵抗强大教会的过度勒索。其中一个例子是，1517年，教皇决定在整个欧洲兜售大量的赎罪券，以获得维修罗马圣彼得教堂的费用。正是在反对这种“不受约束地宣扬赦罪”的过程中，当时还是维滕贝格大学牧师的路德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到了教堂门口。他的大多数主张并不具有革命性，但他的确表明，“上帝之语”并不在教会的说教里，而在《圣经》里，这就大大地削弱了教会的权威。
教皇利奥十世把此事当作“修士们间的争吵”来处理，但那些论文很快就被翻译成了德语并被印出来，广为传播。1520年12月，路德和教会彻底决裂，宣扬早些时候的威克里夫和胡斯的异端学说是“最信基督教”的教义，并将教皇的驱逐训令烧毁；次年，他被召唤出席在沃尔姆斯召开的皇家议会。路德拒绝改变其主张，他说：“除非你们能用《圣经》或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服我。”皇帝强行通过了谴责这个顽固修士为异教徒的法令，但富有同情心的萨克森的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在他的城堡为路德提供了避难所，使他免遭胡斯的命运。
选帝侯, 意指拥有选举罗马人民的国王的权利的德意志诸侯，选帝侯在不同时期数量时有变化，但在大多数时候为七人
双方的斗争毫无结果地拖延着，直到签署《奥格斯堡和约》（1555年）才告结束，该和约赋予德国国王选择天主教派或路德教派信仰并将其强加于他们的臣民的权力。这样，德国宗教改革的最终结果就是在这个国家大致形成了天主教派和路德教派几乎平分天下的局面。
德国以外的宗教改革
《奥格斯堡和约》为各种异端学说的涌入敞开了大门。奥格斯堡教区承认路德教是天主教信仰以外唯一可以选择的信仰。但是，新教教会完全有理由使自己的新教派在欧洲大陆扩散。路德的个人解读《圣经》的基本学说必然导致对《圣经》的不同解释，从而产生各种新教派。
在瑞士，约翰·加尔文同路德一样反对通过“善行”获得拯救的教义，但也反对路德的通过“信仰”获得拯救的说法。加尔文宣扬宿命论——每个人的命运在他出生前就由上帝决定了。“因此，根据《圣经》的明确教义，我们断言，通过永恒、不变的意图，上帝始终决定着谁可以被拯救，谁将被毁灭。”加尔文与路德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主张教会应积极干预社会事务，以保证消灭各种异端学说、亵渎神明的言行和邪恶行为。
决定一国宗教最重要的因素几乎总是它的国王的决定。假如他支持与罗马分裂，宗教改革就会取得胜利；如果他反对分裂，宗教改革就会失败。有非常大的利益等着国王选择支持新教教会。如果他成为全国教会的首脑，而不是接受教皇封赐的权力，他的政治权力就会增加。他的经济地位也会提高，因为他可以没收教会的土地和动产，还可以制止流向罗马的税收。
尽管反对教皇有这些好处，但保持忠诚的国王和与教皇分裂的一样多。一个原因是担心遭受由教皇支持的查理五世的帝国军队的攻击。另外，很多国王发现，如果他们保持天主教身份，可以从教皇那里得到与成为新教徒国王可能得到的差不多的政治和经济特许权。因此，在路德死后，欧洲的宗教地图是各种教派大混合的局面。
与此同时，加尔文派正在法国传播，在这里它的拥护者被称为胡格诺派教徒。这里的王朝不准备加入新教，因为弗朗索瓦一世通过《布罗格纳条约》（1516年）几乎完全控制了他所统治的地区的教会组织及其收入。他的继任者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残酷地迫害胡格诺派教徒。只要拥有一本《圣经》就足以被指控为异教徒。
天主教改革
天主教改革是与新教改革相似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初期，各国的天主教领袖开始整治教会中的弊病，重新提出一些精神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立了新的宗教秩序，如嘉布遣修会（Capuchins），以此恢复对天主教的虔诚和促进社会服务。但是，这些早期的改革家趋于冥想和贵族化，未能唤起民众或赢得罗马高层教会的支持。直到路德的挑战在德国变得非常严峻时，天主教的改革才成为一个有活力和有效力的运动。教会中的改革者对发动一场针对新教徒的反抗运动犹豫不决，担心会造成西方基督教世界不可挽回的分裂。
保罗三世采取的两项措施，在决定天主教改革的进程和特点方面是最重要的：一是他召开了“特伦托会议”，该会议在1545年至1563年间断断续续地举行；二是1540年他批准建立了耶稣会。“特伦托会议”的主要成就是以坚定的反新教派的措辞重申了传统的天主教教义，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消除教会中的弊病和恢复教会纪律。这些措施包括：禁止出售赎罪券，禁止任何主教占有一份以上的薪俸，规定每个教区必须修建一座神学院培训牧师，出版天主教教徒禁止阅读的书籍的目录。
耶稣会会士还将他们的做法扩大到全世界，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异教徒中传播上帝的福音。耶稣会会士——如在日本的圣方济各·沙勿略、在中国的利玛窦、在印度的罗伯特·德·洛比利和在美国的教父雅克·马凯特——的职业生涯体现了他们活动的性质和内容。
宗教改革的遗产
宗教改革的遗产是多方面的。它引起了教义上的争执和互不相容，从而导致了一系列血腥的宗教战争。由此造成的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分裂，迫使争论不休的各宗教派别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教会想要获得全世界的垄断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从此，各教派逐渐接受和履行宗教的宽容；
就宗教改革的直接遗产而言，它把中世纪统一的教会拆散成大量当地的地方性教会——有些是国家级的，有些是王侯级的，有些是省级的，有些则局限在一个城市。所有这些地方教会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由世俗统治者控制。不管教会是仍坚持天主教教义，还是拥护新教信仰的一个派别，都是世俗当局控制着神职人员的任命和教会的财务。
第二十一章 西方文明的扩张: 经济增长和国家建设
扩展中的经济
中世纪时期，欧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连续不断的。从900年至1300年，经济稳步增长，但到14世纪时却出现了衰退，这是多种因素结合所致：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1315年和1316年时，粮食歉收和饥荒的程度尤为严重；黑死病——它首次发生于1348年至1349年，夺去了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城市居民的生命，此后它又周期性地发生，持续了好几个世代；英法两国间的百年战争和德、意等国国内的其他冲突。
西欧经济除了在14世纪曾衰退过，在中世纪早期几个世纪以后，一直保持相当稳定的增长。其原因之一是，1000年以后，外来入侵随着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终止进攻而告停止。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西欧免遭东欧那种因接二连三的外来猛攻所致的破坏；这种外来猛攻在东欧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土耳其人惨遭失败时才告终止。这一点也部分地说明了10世纪至14世纪间中欧和西欧人口显著增长的原因。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发展细耕农业，即改进耕作方法。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从8世纪起，逐渐采用三轮制的耕作方法。这种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占耕地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减至三分之一，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率。更有效地使用马力也帮助了农业的发展。到10世纪时，欧洲发明了架在马肩上、不会扼住马脖子的马颈圈。另外，还发明了马蹄铁和串联式马具；后者可用来使一对以上的马共同拉一车货物。最后的结果是，速度较牛快、能力较牛强的马从此以后成为农业经营中必不可少的动力之源。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另一条途径是发展大面积耕种；开发以前未耕种过的土地。12世纪时，法、德、英三国得到耕种的土地仅分别占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当时，其余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片已得到耕种的地区的周围是大片尚未开垦、有待拓居的区域。欧洲的农民络绎不绝地进入这些空无人迹的区域，清除森林，烧掉灌丛，排干沼泽，为犁和锄头开路。
不仅欧洲内部的贸易在发展，欧洲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在发展。这时的国际贸易的发展也是随着维京人终止劫掠活动而开始；维京人多次侵袭欧洲的恐怖气氛曾在9世纪和10世纪笼罩从北极区到西西里岛的欧洲沿海地带。国际贸易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从11世纪起的十字军东侵。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参加了这一次次的远征；他们回国后仍垂涎于自己在东方所见到和享受到的种种奇妙的奢侈品。
技术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扩展，欧洲的技术也发展了，并提供了扩张所必需的物质和技术，因为欧洲人如果没有适当的海船和航海设备，原本是不可能抵达印度和美洲的。就欧洲的海外扩张来说，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与这些进步紧密相连的是航海术的进步。
与海洋技术方面的进步同样重要的是，欧洲人发现了世界海风气流系统。哥伦布从葡萄牙航海者那里得知，他可以随信风向西航行，并确信再向北可以找到西风带他回家。同样，达·伽马也从当地航海者那里了解了印度洋上季风的基本规律。
资本主义的出现
正是欧洲经历了从美洲大量涌入的金银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刺激。这些金银的流入量巨大，以致16世纪欧洲银的储量增加了两倍，金的储量增长了20%。除了这笔从美洲大陆飞来的横财之外，欧洲也因众多海外事业而变得更加富有。利润从奴隶贸易、香料贸易、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乃至海上掠夺中源源而来。这种外在的经济繁荣与前面提到的内部商业竞争和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欧洲经济中货币使用的极大增长。
货币化削弱了罗马帝国崩溃后发展起来的封建秩序。一旦农奴们知道可以通过逃到发展中的城市或东部边疆开垦的土地上而获得自由，农奴制的束缚就再也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地主们不得不修改他们的要求，否则就有失去劳动力的风险。西欧农奴越来越多地用货币而不是劳动支付地租，这样一来，封建领主就变成了地主，农奴则变成了自由农民。农奴制的衰落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它创造了一个流动性更强的社会；这个社会能够积累资本，提供组织，解放探险、征服和移民事业所需的劳动力。欧洲各国海外事业的成功程度与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程度成正比，这不是偶然的。
同样，货币的使用也削弱了城市里的手工艺和商业封建行会。行会对工艺、定价和交易等做法都有严格规定，它并非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生活方式。行会会员接受“公平价格”的观念，认为以牺牲同行来获取利润是不道德的，是绝对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但是，这些观念和做法随着企业家的出现被破坏了。这些企业家绕过行会，自己购买原材料，提供给乡下闲着的、靠计件工资从事劳动的手艺人。这种“外包”制度的基本原理是利润，而不是“公平价格”。企业家们在支付原材料和人力费用上尽力压低价格，而在出售产品时则尽可能抬高价格，以确保其投资回报的最大化。
于是，在欧洲所发生的，是历史性地转向一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制度，即今天我们所称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被定义为“……一种以牟利为动机，以各种精心设计的、往往是间接的方法、通过利用大量的资本积累来赚取利润的制度”
单纯的掠夺贵金属并不能直接的导致经济繁荣. 大航海产生了新的需求促进了各行各业的生产, 使得相应行业必须精细分工以提高生产力. 同时制度的转变也提升了生产效率. 最终使得类似于货币的贵金属增加的同时, 经济水平也在同步增加
最后更新： 2025年05月05日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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