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冲浪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人说日本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 因为日本和中国有相似的经济发展条件和人口规模, 所以日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未来面临的问题. 有人更进一步强调说日本当年是以发达国家的状态进入人口老龄化, 而中国甚至没有到达发达国家的标准, 以后得生活会更艰难.

那么这种类比是否靠谱呢? 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够细致, 很多东西如果远看确实是相似的, 但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存在不同. 中国和日本在文化和政治体制上有明显的差异, 忽略掉这些因素也许在一个非常大的方向上可能会相似, 但在细节层面必定会由于这些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样子. 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所谓的”煮饭仙人”, 这是一种在某个领域要追求极致的表现. 对于日本人来说, “XX仙人”属于一个确实存在也可以接受的概念, 但对于中国人来说, 第一反应只有搞笑. 这既是日本和中国的文化差异, 也反应的日本和中国的国家特点的差异. 日本由于资源匮乏, 追求极致的效率是必然会出现的事情, 而中国通常没有这样的环境.

鉴于以上分析, 我认为需要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有比较充分的调查以后才能得出准确可靠的结论, 因此我开启了一个日本战后经济专题研究计划, 通过阅读相关的书籍和文献, 来试图论证这个困扰我的问题: 日本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吗?

日本战后经济史

这本书的作者是 野口悠纪雄, 出生于1940年. 他作为经济学专家和日本大藏省官员, 完整经历了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泡沫产生和破灭、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全过程. 这本书写于2015年, 当时作者已经75岁, 并且从1995年开始就思考为什么日本经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全书主要是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较为宏观的数据分析, 没有太多比较复杂的经济学理论. 这本书在写作结构上可以说是非常工整, 前面章节提到的一些东西在当时的上下文中可能觉得奇怪, 但在后续章节中就会进行回应和解释.

序章

作者小时候体验了东京烧烤, 差点就直接被烧死了, 这一经历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国家对于防空方面毫无作为, 甚至要求民众舍命救火. 因此作者认为国家不可信.

一上来就留下了一个伏笔, 后面会再次看到为什么日本政府不可信

在二战之前, 日本有一群以岸信介为中心的改革派官僚, 他们被派往伪满洲国担任经济相关的官员. 其理念是: 对产业实行国家统制, 企业需要对公共利益做风险, 不得追求私利.

岸信介原名佐藤信介, 日本右翼政治家, 侵华战争甲级战犯之一, 日本第56任、57任首相. 安倍晋三的外公.

这些官员后续推动了多项改革, 包括:

  1. 金融制度改革: 原本企业依靠发行股票或债券的方式进行直接的融资. 后来改革派要求以银行为中心的融资方式
  2. 税收制度改革: 增加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增收, 改变了过去间接税为主的模式
  3. 土地改革: 农户原本向地主缴纳租金, 修改为向国家上交粮食, 国家收购这些粮食后向农户付钱, 农户再按照比例交钱给地主.

虽然改革的方式多种多样, 但核心思路都是增强政府的控制能力. 原本依靠股票或债券的方式在民间进行直接交易, 政府无法形成有效管控, 而通过银行融资的方式, 政府可以对银行进行控制从而简介影响所有依赖于银行融资的企业.

对于土地改革的方式也是类似的效果, 政府可以绕过地主, 直接参与粮食定价, 从而避免地主操控物价或者放高利贷等行为进一步剥削农民. 政府还通过对农民使用高价收购粮食, 对地主使用低价收购粮食的方法间接削弱地主的地位. 此外国家强制规定地租的金额不变, 因此随着通货膨胀, 农民负担实质上降低了, 从1940年占总收成的50.5%变为1945年的18.3%.

不过五年时间, 就降低了如此高的比例, 可谓是非常的迅速了

以上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军事潜力. 因为农村是军队士兵供给的源泉, 没有强大的农村就没有强大的军队, 所以农村脱离贫困也大有必要. 日本的许多企业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战争的需求而产生的, 政府为了能够对外战争, 也会对这些企业提供许多政策支持. 这是一套以举国之力来支援战争的国家总动员体制.

作者认为这套体制可以成为”1940年体制”, 而这一体制在战后毫发无损地被继承下来, 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基础.

以上也是全书的核心观点, 日本的经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940年体制”就是这个萧何

扩展: 中国土改

中共的土改不是单一法令, 而是一个持续十余年的动态过程(1920年代-1950年代初), 主要阶段包括:

  1. 抗战时期(1937-1945): 实行”减租减息”, 不没收地主土地, 只降低地租率(如从50%降至37.5%), 以团结抗日.
  2.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 发布《五四指示》(1946)和《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 彻底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 没收地主土地, 按人口平均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3. 建国初期(1950-1952): 颁布《土地改革法》, 在全国新解放区完成土改, 将富农经济也纳入限制范围, 最终实现”耕者有其田”.

核心结果: 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私有, 非集体)；国家与农民之间不再有地租中介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 共产党做到了一件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扩展: 为什么岸信介还能当首相?

美国释放岸信介并允许他重返政坛, 主要是出于冷战背景下对日本政治格局的战略布局. 具体考虑包括:

  1. 反共优先的冷战逻辑: 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将日本视为亚洲反共的”防波堤”. 岸信介虽曾是甲级战犯嫌疑人, 但被认定未直接参与战争决策, 且他强烈的反共立场和保守主义倾向符合美国利益.
  2. 日本国内政治稳定性需求: 美国认为, 完全清算军国主义可能导致日本社会分裂或左翼势力抬头. 岸信介作为战前官僚体系中的技术官僚(曾主导”满铁”和”商工省”), 具备管理经验, 能协助稳定战后混乱的日本经济与社会秩序.
  3. 扶植亲美保守派势力: 岸信介在获释后迅速整合保守政治力量, 成为自民党前身的重要人物. 他推动《日美安保条约》修订, 强化美日军事同盟, 并积极配合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如提供冲绳基地). 这种”以日制苏”的代理人策略, 比直接占领更高效.
  4. 实用主义司法操作: 东京审判中, 岸信介虽被扣押但未被起诉, 麦克阿瑟总部内部有意见认为其”对经济计划有价值”. 美国通过释放部分战犯、保留天皇制等方式, 换取日本精英对占领政策的顺从, 而非彻底审判.

需要强调的是, 这一决策并非出于正义或对历史责任的尊重, 而是美国在冷战中优先巩固自身霸权的地缘政治计算. 岸信介从政后长期担任要职, 其政治遗产(如修改安保条约、强化行政权力)至今仍影响日本政治走向, 也埋下了东亚国家历史认知冲突的伏笔.

美国的政客可以说是格局太低了, 为了意识形态冲突, 倒也不介意使用一下甲级战犯. 日本以后如果不反咬美国一口, 简直对不起当年埋下的这个伏笔

第1章　战时体制延续到战后　1945年—1959年

战后的政府官僚需要尽可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 其中的经典操作就是改名, 例如将”军需省”的招牌换成”商工省”, 将”战败”改为”终战”, 将”占领军”改为”进驻军”.

实际上, 这个改名操作比想象的更加有效, 因为占领军对于日本的官僚机构无甚了解, 对于政府各部门在战争时期的所作所为更是一无所知. 占领军要么通过翻译, 要么只能与精通英语的日本人谈话. 翻译不一定精通经济, 而当时精通英语的日本人又几乎全是官僚. 官僚们当然不会向占领军汇报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所以对日本官僚来说, 控制占领军并非难事. 官僚们通过操纵信息来诱导占领军, 巧妙利用占领军的权力来实现自己制定的改革计划.

所以这确实是语言的艺术

在大藏省的努力下, 日本躲过了占领军的干涉, 保住了货币发行权. 日本的大部分组织进行了重组, 领导也被开除. 但是, 大藏省、商工省等政府经济部门却被几乎毫发无伤地保留下来.

开除公职的目的是为了追究战争责任, 可对于经济官僚来说, 他们受到的处罚都没有使其伤筋动骨. 支持战时体制的技术官僚们也被保留下来, 战后他们仍然继续掌控和操纵着日本的经济.

日本式管理

日本的企业管理上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鲜明特点:

  1. 日本大企业的”社长”其实就是在本公司人才选拔赛中获胜的劳动者. 而在美国, 公司的管理者往往被当作是一种专业人才, 从公司外部聘请有能者担任的情况并不罕见.
  2. 工会与公司是命运共同体. 如同军队一样, 从最高管理者到一线员工, 所有人都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通力合作.

由于国家金融改革, 限制了股票分红比例, 导致股票价格下降. 此外改革导致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股东对公司的影响力减弱. 最终导致公司最高管理层倾向于自行决定后继者

日本战时对工会进行了限制, 工会以公司为单位各自为站, 而不是以行业为单位. 占领军时期并未进行改革. 在这种模式下, 员工对公司具有高忠诚度.

这就很日本文化了, 而在中国并不广泛存在这种对公司的高忠诚度. 当然这种高忠诚度并不仅仅是因为文化, 终生雇佣制度和年功序列制度这样的制度设置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经济复兴策略

为了使因战败而荒废的经济得到复兴, 日本政府首先着手救助金融机构. 1946年度一般财政预算的20%被划作产业经济费, 对因政府停止发放”战时补偿”等而蒙受损失的银行给予补偿, 以防银行破产. 接下来, 政府又采用”倾斜生产方式”重建国家基础产业. “倾斜生产方式”就是将紧缺资源重点划分给以煤炭和钢铁为中心的基础产业, 恢复生产设备, 使基础产业的生产能力得到恢复和发展. 这项政策于1946年年底通过, 1947年开始实施.

这也很合理, 先投入基础能力的生成, 确保基础物质足够了, 才能逐步恢复整个生产链条

倾斜生产方式的机制以价格差额补助和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为核心. 所谓价格差额补助就是政府人为地限制煤炭价格, 使钢铁制造企业能低价购买, 接下来又人为地限制钢铁价格, 使加工制造企业能低价购买. 对因此产生的企业赤字, 政府通过补助的方式给予补偿, 补助由政府一般财政预算支出.

通过政策的方式人为拉高供给, 降低经济生产环节中各项生产的成本, 从而加快经济恢复速度

此外, 由于原有的生产设备都被炸了, 因此企业不用纠结于沉默成本了, 可以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进行生成, 技术进步速度更快.

作者是喜欢讲地狱笑话的, 不够这个确实好笑

复兴金融金库

复兴金融金库是为国家基础产业的设备投资和企业运营提供资金的机构. 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发行复兴金融债券, 复兴金融债券的发行金额巨大, 约占当时全国银行贷款总额的四分之一, 其中的七成由日本银行购买.

复兴金融金库按照当时的中央银行利率向基础产业提供贷款, 远远低于物价上涨率. 所以名义上是贷款, 其实就是政府要求日本银行增发纸币, 为企业提供资金.

由于注入了大量的额外货币, 甚至大于制造业的速度, 导致产品的价格上涨, 于是必然的出现了通货膨胀. 前文多次提及的通货膨胀, 其根源就来自于此.

中流社会

在欧洲, 拥有广阔土地的贵族阶级和不劳而获地操纵经济的资本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得以留存下来. 但是在日本, 战争时期与战后推行的改革将战前的统治阶级一扫而光, 为形成被称为”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结构奠定了基础.

于是日本现在有了一个说法, 叫做”下流社会”. 从这个名字来说, 中国可从来没有进入过”中流社会”, 因此也谈不上什么”下滑”了.

道奇路线

通货膨胀降低了国债的实际价值, 在一段时期内对政府有利. 但长期通货膨胀也会拉高政府开支, 因此必须制定强有力的紧缩政策. 这一政策的制定者是美国的道奇, 因此关策略称为道奇路线.

作者认为是大藏省官员们决定利用占领军的权威推行相关政策, 道奇并不是主导者

道奇路线的目标是降低通货膨胀, 因此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经济复兴策略的反向操作, 具体包括: 严格削减政府支出, 同时增加税收, 使财政出现盈余. 停止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 切断企业通过政策性贷款获取超额资金的渠道, 抑制货币过度发行. 确立单一汇率: 将日元兑美元汇率固定在 1美元=360日元, 稳定出口和外汇交易. 严格控制信贷总量: 要求日本银行(央行)限制商业银行的放贷规模, 实行”道奇线”信贷额度.

由于之前贷款过于容易, 许多企业并没有良好的现金流, 需要依靠贷款进行周转. 实现道奇路线后, 无法贷款导致资金链断裂, 进而大规模裁员或者企业倒闭导致失业.

原本这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经济问题, 但日本正好赶上了朝鲜特需, 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使得美国将日本作为补给基地, 给日本带来了大量需求, 再次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发展.

神武景气

从1954年12月开始, 日本进入”神武景气”时期. 这一次是日本不再依赖战后复兴的需求或者朝鲜特需, 而是真正依靠投资和消费等内需的增加促进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景气. 在神武景气期间, 日本经济恢复并超越了战前的最高水平.

正式跨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后, 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显著上升.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 被称为”三种神器”的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得到普及. 之前只能在电影里看到的这些电器真正进入了百姓生活, 它们的普及要归功于稳定的电力供应.

技术突破提供了可能性, 经济发展(收入增长)提供了购买力, 消费需求提供了市场动力. 三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相互激发, 共同推动了日本经济超越战前水平并进入高速增长期.

1940体制

1940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偏向于配给制度的体制. 在和平时期市场经济更加有效, 而在战时更多使用配给制度. 由于采用管制政策, 政府可以推动发展重工业. 否则如果基于自由市场的逻辑, 轻工业短期收益更高, 资本更倾向于投资轻工业.

但同时, 这种人为配给资源的方式也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因为负责资源配给的官僚权限过大, 很容易被腐败侵蚀. 但是有一点应该强调, 那就是将如此巨大的产业资金的分配权紧握于手的日本经济官僚制度可能不够廉洁, 但也没有腐败到激起民愤, 危及体制存续的地步.

如果经济在快速发展, 那么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 但如果经济陷入停滞, 那么原本不是问题的事情就都是问题了

通常观点认为日本通过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实现复兴, 但作者认为复兴是战时体制首战告捷.

扩展:高效课堂?

作者在书中提到: “二年级以后的分班都是学生自己决定, 授课的老师也由学生挑选. 授课方式主要是由学生们轮流讲解, 老师则在窗边打瞌睡. 隔壁班曾经以”无能”为由, 将语文老师赶走.”

我是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可以再次看到高效课堂的操作, 甚至还是在60年前. 这一教学理念可以称之为翻转课堂, 即: 上课听讲、回家写作业颠倒过来，变成在家学知识、到校练做题讨论讲课。

然而从我自己高中到硕士毕业的学习经历来说, 这东西属于理想很美好, 但现实很残酷. 大概只有自发组成一个学习小组的时候, 这种模式才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好用.

当然, 作者的表述有一定的夸张成分, 当时日本的教育系统并不普遍如此.

第2章　高速增长是如何实现的？　1960年—1970年

1960安保斗争

1951年, 日本与大部分同盟国成员签订了和平条约, 其中包括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 美军在盟军占领结束后仍然继续驻留在日本. 这是美国在冷战格局之下, 为了对抗苏联、中国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势力, 而必须采取的措施. 1960年1月, 这项条约的部分内容做了修订, 由当时访美的首相岸信介与美国总统埃森豪威尔签署. 但是岸信介归国以后, 日本社会党主张废弃安保条约并拒绝审议. 1960年5月, 自民党强行通过了批准新条约的决议案, 从而引发了国会外部针对安保条约的反对运动. 进入6月, 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简称全学联)等连日举行了反对安保条约的示威游行. 这就是安保斗争. “

岸信介政府(自由民主党, 即自民党)主张通过与美国签订新安保条约(正式名称《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 建立一个”对等”的日美同盟. 新条约明确了美国对日本的防卫义务, 删除了美军镇压内乱的条款, 并将驻军、基地使用等具体事务另行规定. 岸信介认为这是为了日本的长期安全与繁荣, 必须将国家牢牢绑在”自由世界”的战车上对抗共产主义.

日本社会党(最大在野党)主张坚决反对新条约, 要求废除安保条约, 实现”全面和平”与”无同盟”的中立外交. 他们认为, 日美同盟会让日本卷入美国可能的战争, 违背宪法第九条, 并且仍然是冷战对抗的前线. 社会党是国会内反对运动的政治核心.

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全学联)及其他市民团体认为政府强行通过违背民主程序.

从日本的国家利益来看, 岸信介这波操作还是有点水平的, 至少对于日本来说完全不亏, 甚至可以说是准确拿捏了美国. 不过日本的社会党还是更要点脸, 至少看起来是反对再次战争的. 而且程序上来说, 这个协议的推动确实也不够合法.

运动达到顶峰时, 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东京大学女学生在抗议中被警察推倒身亡. 这引发全国性愤怒. 岸信介最终引咎辞职(由支持安保的池田勇人接任).

收入倍增计划

1960年7月, 池田勇人内阁诞生. 池田内阁提出”收入倍增计划”作为招牌政策. 从此, 经济发展成为日本举国的目标. 收入倍增计划预计未来十年收入翻一倍, 从实际数据来看这一目标还是有些保守了. 从 1955年到1970年, 每隔5年收入就会翻倍, 名义GDP增速达到15.6%.

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和林业占比逐渐下降, 而制造业占比组件增加, 最高时占比达到25%以上. 钢铁是制造业的基础, 日本的钢铁产量在这个时间段逐年增长, 甚至达到美国的水平.

不过看照片, 当时的小区可是只有四层楼高, 后续想要拆迁也更容易一点. 如果是现在这种30+层, 再想拆迁可就困难多了.

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 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 在这一过程中, 势必会出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已经得到开发, 发达国家也已经示范了其使用方法, 所以只需模仿就好. 将来的发展前景也比较容易预测, 所以转换产业结构的速度自然很快. 实际上, 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90年代之后的中国也同样实现了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同样的高速增长.

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可以分为外因和内因. 所谓外因, 是指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相当有利. 第一, 技术方面的环境适合1940年体制. 当时的前沿领域主要以钢铁、机电、造船、石油化学等重化工业为中心. 这些领域都利于大型企业利用垂直一体化管理方法提高生产效率. 因此, 经济活动不以通过市场的合作为主, 而是主要以大企业内部的职能分担与合作为核心. 在这些领域, 强调个人对集体的奉献更胜于追求个人利益的1940年体制恰恰能发挥它的最大效用. 第二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对日本有利. 当时日本在世界经济中属于中等发达的国家. 因为工资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更低廉, 日本以低廉的劳动成本为武器, 通过大量生产工业产品, 占领了发达国家市场.

从这个层面上看, 日本和中国确实有相似之处, 以上的几个原因基本上也可以直接平移过来. 新华社的文章浸润的汗水，历史的回甘——透视中国40年打工潮的变迁算是对那个时期的一个概括性描述.

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日本, 个人消费与公共投资的增加导致国内市场迅速扩大,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设备投资增加, 而设备投资增加则诱发新一轮设备投资增加. 这种良性循环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出口贸易增加, 不过是由于国内市场扩大实现了规模经济, 日本产品竞争力提高的结果而已.

作者认为并非是出口拉动了经济发展, 而是内部市场的循环推动了技术发展进而促进了出口. 正好与通常的解释的因果关系是反过来的. 如此论证的证据是当时的出口在GDP中的占比远远低于现在出口型国家的占比, 只有15%, 因此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然而中国一直以来都视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 这也和日本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区别.

高速增长的阴影

  1. 煤炭产业: 工业制作开始主要依赖石油和进口煤炭, 对于本土煤矿产生冲击, 本地煤矿倒闭导致工人失业, 但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条件较好, 失业工人可以重新工作, 因此产业改革能顺利进行
  2. 农业: 双重价格制度(收购大米的价格高于出售价格, 从而补贴农户). 通过正常引导农民减产大米, 禁止进口外国大米, 多种政策抑制了贫富差距
  3. 中小企业: 日本既有引进高技术的大企业, 也有坚持传统生成模式的小企业. 两者在资本集中程度, 生产率, 技术, 工资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但大企业会将订单转给小企业, 利用小企业较低的人工费来降低生成成本. 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使得劳动力紧缺, 中小企业也会提供工资

虽然修了一些公路和铁路, 但基础交通条件还是无法满足需求. 作者认为通往郊区的线路不足是导致80年代土地问题的重要原因.

扩展:日本的大米政策

在这一章中作者提到日本在政策上会引导减产大米并且禁止进口大米, 从而拉高国内的米价, 日本甚至因此出现过大米供应不足的问题. 这让我马上想到在不久前的2024年和2025年就出现过日本大米大幅涨价的事情, 当时大米价格几乎翻倍, 5公斤大米需要接近200人民币. 这种情况再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的米价非常稳定, 最近十年也几乎没有任何波动. 而在日本这种事情居然还能发生两次, 确实是令人震惊.

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的大米政策核心目标是让一小部分农民(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能继续生存下去, 而不是要保证全国人都能吃上米饭.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JA)不仅是农民合作社, 更是巨大的金融、保险和商业帝国. 大米价格高, 农协的利润就高(它控制着收购和销售). 农协通过组织农民集体投票, 是自民党长期执政的重要票仓. 实际上从后文也可以看到, JA非常强大, 极具政治势力, 日本的任何政客都无法忽视他们的力量

这里产生了一个民主制度的BUG, 农协只有少量人口, 但是他们在统一指挥下精确聚焦对自己有利的议题, 就可以发挥出非常大的政治能量. 而作为绝大多数的消费者, 因为不会专门聚焦于大米的问题上, 反而会被这少部分人牵制, 使得政策向他们倾斜. 这一问题在公共物品和集团理论中有更进一步的细致讨论.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几乎在任何能通过抱团产生影响力的场景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就是单纯打个游戏都不知道见到多少次了, 如果国家的核心政策制定也会受到这个影响, 那后果会非常恐怖.

此外, 日本日本水稻农民平均年龄超过70岁. 政府发放补贴让他们休耕或改种饲料, 相当于直接给老年农民发钱. 如果完全取消减反、放开自由竞争, 米价会暴跌, 这些老人将立刻失去所有收入, 引发严重社会问题. 虽然2018年名义上废除减反, 但相关政策实际上依然保留.

因此表面上看中国和日本都是以大米作为主食, 但底层的制度设计完全不一样. 在中国保证米价稳定是第一优先级, 而在日本保证农民收入是第一优先级. 在了解了这个背景后, 再看2024年和2025年JA的哪些谜之操作就会觉得不奇怪了. 日本的”执着”是一种政治经济陷阱——政府明知”减反”会导致供应脆弱、价格暴涨, 但只要农协和老年农民还在投票, 就没有政治家敢取消那笔”休耕补贴”.

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

日本与国外的资本交易仍然受到《外资法》的限制, 国内的金融市场与海外的金融市场被切割开来. 对民间企业基本上不允许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政策上限制只允许长期信用银行在市场上发行债券进行融资, 长期信用银行便利用此项特权筹集资金为企业提供贷款. 在这个金融体系中, 长期信用银行位于民间银行的顶点, 接下来依次为都市银行和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 虽然地方银行和信用金库等金融机构也接受个人存款, 但由于没有大企业向它们申请贷款, 因此只能将资金借给都市银行或者购买长期信用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

因此大藏省只需要控制顶部的银行, 就可以间接控制所有银行. 这也是日本一直在使用的策略.

“护送船队方式”管理: 既不让任何金融机构破产, 也不允许新的金融机构参入. 银行的利润来源于贷款与存款之间的利息差额. 按照护送船队方式, 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利率都由政府决定. 两种利率之间的差额标准, 是按照即使是弱小的地方金融机构也能运营下去的水平决定的.

银行利率不因金融机构的规模大小而不同, 这就使得大规模、经营体制完善的银行能够获得超额利润. 另一方面, 邮政储蓄和财投由政府管理, 无须为超额利润而奔忙. 所以其所获得的相当于超额利润部分的盈利就可以用来填补降低利率所造成的损失. 这也就是无须补贴, 就能提供政策性低利率资金的机制所在. 这种机制只有在统制式金融体制下才能实现, 是非常巧妙的体系.

山一证券公司

山一证券在1963和1964年出现巨额亏损, 陷入经营危机. 当时证券公司在销售方式上的不透明性是其经营危机背后的原因之一. 证券公司首先选择成长有望的企业, 作为”成长股”推荐给个别的优质投资者. 由于得到推荐, 购买需求增加, 这些股票的价格就会上涨. 当推荐企业的股票上涨到一定程度, 证券公司又会让投资者将其卖掉, 来确保收益. 卖掉的股票由该证券公司的分公司经营的投资信托接手, 以防止股票价格下跌. 这个机制利用投资信托为大额投资者谋取利益, 实质上是欺骗了普通的投资信托购买者. 但是, 只要股票价格不断上涨, 投资信托也能从接手的股票中获得利润, 所以投资信托”被利用”的事实, 并不一定会被察觉和识破.

大家一致认为, “如果山一证券现在倒闭, 将引发股价全面暴跌, 会演变成真正的金融危机. 为了阻止这种状况的发生, 必须依靠日本银行特别融资来稳定人心. “ 最终田中角荣大藏大臣做出决断, 决定”实施无担保、无上限贷款”. 就这样, 不仅是针对山一证券, 而是以全体证券行业为对象, 实施无上限日本银行特别贷款的决定在瞬间做出, 挤兑风波就此平息.

山一证券公司在濒临破产的危急关头获救, 其后又借助证券市场的恢复, 于4年之后的1969年偿还了来自日银特融的所有贷款. 这件事成为展现田中角荣迅速而强势的领导才能的轶事, 广为流传.

原来金融危机的操作, 日本也早已演示过了. 搞金融操作赚到钱是自己的, 要是亏了钱大不了绑架国家一起死. 没有任何惩罚措施那就是在鼓励投机. 要不怎么说搞金融赚钱呢.

作者认为: 由于特融的救助, 经营不善的证券公司没有在市场竞争中遭到淘汰. 证券行业特有的销售方式虽然可能使顾客蒙受损失, 却还是没有被废除. 山一证券公司虽然获救, 但终究还是在1997年因经营不善而倒闭. 虽然日银特融将证券行业从迫在眉睫的危机中拯救了出来, 但也使证券行业失去了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的机会.

读书仙人

作者自述两年完成博士学业并顺利毕业. 不得不说作者能活这么大岁数, 说明他就是身体好. 有些人就是比普通人精力更强, 所以能做更多事情, 这就是天生的, 属实是羡慕了.

此外作者留下了一个他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到底由什么决定？为什么当时美国人的生活更富足, 而日本人努力工作也赶不上? 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 而且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第3章　企业大家庭战胜了石油危机　1971年—1979年

扩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战结束前, 各国吸取了一战后货币战、竞争性贬值和大萧条的教训, 希望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国际货币秩序. 1944年7月, 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最终会议采纳了以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怀特方案为基础的体系. 这一体系可以概括为: 以美元为核心, 各国货币按照固定汇率与美元进行兑换. 美元与黄金挂钩, 法定兑换率为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 各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变动幅度不得超过1%.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各国央行有义务在汇率波动时采取措施稳定汇率. 为了维持汇率稳定, 还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向各国提供干预汇率时所需要的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一个致命缺陷, 被称为“特里芬难题”. 这个难题最终导致了体系的崩溃. 一方面: 全球贸易增长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元. 美国必须通过长期贸易逆差, 才能向世界源源不断地输出美元. 另一方面: 美元要维持“等同黄金”的信誉, 美国就必须保持长期贸易顺差或收支平衡, 以确保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应付兑换.

因为这个内在的矛盾, 注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必会崩溃

爆发尼克松冲击

由于越南战争, 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等多种原因, 大量美元支出, 美元的增发量远远大于了黄金储备, 因此美国无法继续保证美元和黄金的兑换关系. 在此期间, 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经济都高速发展. 美国购买这些国家的商品和服务, 向这些国家支付美元, 它们收到后再兑换成本国货币. 这导致在外汇市场上, 对这些国家的货币有大量的购买需求, 而对美元有大量的卖出需求. 正常情况下会导致汇率的变化, 为了稳定汇率, 中央银行需要进行反向操作来稳定, 但这也是有限的.

1971年8月15日, 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 这项决定极为突然, 事前甚至连美国议会也不知情, 因此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虽然在公布之前, 美元和黄金的兑换已经处于停止状态, 因此对经济没有直接冲击, 但这一消息对汇率有很大影响.

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换360日元. 在发生尼克松冲击之后, 各国开始由固定汇率制转为实行浮动汇率制, 日元对美元升值到1美元兑换220～250日元

年幼的时候看过知乎老哥声称1美元等于100日元, 实际上日元直到90年代后期才逐渐接近这个比例, 而且大部分时候也是在100~150之间浮动

扩展: 三元悖论

一个经济体在 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 这三个目标中, 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 不可能三个都同时做到.

  1. 货币政策独立性: 央行能够自主决定本国利率和货币供应量, 以应对国内的经济问题(比如衰退时降息刺激经济, 通胀时加息抑制物价). 也叫“货币自主权”.
  2. 资本自由流动: 国际间的资金可以自由进出, 没有外汇管制, 投资、投机、贸易结算都没有障碍.
  3. 汇率稳定: 本国货币与某一关键货币(如美元)或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保持基本固定, 减少汇率风险.
选择的组合 放弃的目标 现实世界的例子
货币政策独立性 + 资本自由流动 汇率稳定(允许汇率浮动) 美国、欧元区、大多数发达国家. 他们可以自主调节利率, 资金自由进出, 但汇率由市场决定.
货币政策独立性 + 汇率稳定 资本自由流动(进行资本管制) 中国. 央行可以自主调控利率, 人民币汇率在管理下保持基本稳定, 但对跨境资本流动有一定限制.
资本自由流动 + 汇率稳定 货币政策独立性(被动跟随他国) 中国香港、阿根廷(早期货币局制度). 汇率与美元严格挂钩, 资金自由进出, 但利率必须跟随美国变动, 无法为本地经济单独调整.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选择是: 汇率稳定(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 + 资本自由流动(长期目标与理想). 那么, 根据“不可能三角”, 这个组合必然要放弃 货币政策独立性.

那么一个欧洲国家如果出现经济衰退, 按理应该降息刺激经济. 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 为了维持本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 它不能随便降息. 如果美国加息, 它也必须跟着加息, 否则本国货币会因为利差而贬值, 冲击固定汇率. 本质上, 这些国家把货币政策自主权交给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这一方案短期可行但长期必定崩溃. 在战后初期, 各国普遍实行资本管制, 限制了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 这时它们实际上选择了“货币政策独立性 + 汇率稳定”(放弃资本自由流动), 所以体系稳定. 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复苏, 资本管制逐渐放松, 资本开始自由流动. 当体系滑向“汇率稳定 + 资本自由流动”时, 矛盾就出现了.

1960年代, 美国因越战和大社会计划大量印钞, 国内通胀上升. 为了控制通胀, 美联储理论上应该加息. 但加息会打击美国国内经济. 如果不加息, 维持宽松货币, 那么美元对其他国家货币就有贬值压力. 这时, 看到美元即将贬值的德国、法国等国央行, 为了避免输入性通胀, 又想保持本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 陷入两难. 他们要想维持固定汇率, 就必须也大量印钞(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 导致本国通胀. 最终, 各国选择放弃“汇率稳定”(不再维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 体系崩溃. 美国则完全保留了“货币政策独立性”, 并享受了“资本自由流动”的好处——美元的国际地位依然保留, 汇率则转为浮动.

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阿拉伯产油国将原油作为斗争手段, 宣布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石油禁运, 并提高原油价格. 战争开始10天后的10月16日,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波斯湾沿岸六国宣布, 将原油价格从原来的每桶3.01美元上调到5.12美元, 涨幅高达70%. 同年12月, 阿拉伯产油国再次将原油价格上调到每桶11.65美元.

理论上随着技术的发展, 在产油国储备还非常丰富的时候, 原油价格是可以下降的. 对比当时和现在的油价可以间接的感受到美元贬值了多少.

原油价格暴涨使全世界陷入一片混乱. 为了节约用电, 政府大楼减少照明, 变得灰暗朦胧, 电梯也停止了使用. 杂志减少了页数, 电视台也主动取消了深夜播放的娱乐节目. 石油危机之前, 在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好日子里, 曾经流行”衰竭GNP”的说法. 这个词来自朝日新闻一个连载的标题, 旨在反思经济大国的一些失衡现象面. 经济增长至上主义曾经受到批判, 社会对大企业也日趋严厉. 然而, 随着石油危机的到来, 人们对经济至上主义的批判立刻消失了踪影. 日本人的观念发生了急剧转折, 人们转而认为只有经济和生产才是日本的命脉. 而如果经济下滑, 日本也会随之沉没.

所以环保这东西搞到最后就变成口号了, 别人环保我支持, 自己环保想都别想. 真的要做环保还得要政策引导.

向总需求抑制政策的急转弯

1974年的年度预算根据当时首相田中角荣的一贯主张制定, 以”社会保障元年”, “日本列岛改造论”, “所得税大减税”为基础, 编入了巨额的社会保障费用和公共事业费用, 再加上降低所得税税率, 因此最初制定的是极为大胆的扩张型财政计划.

日本列岛改造论: 使用高速公路和新干线铁路连接全国, 推进地方工业化发展, 同时解决大城市人口过密与乡村人口过疏的问题

然而, 1972年7月田中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当选首相之后, 他作为开发候选地提到的地区立刻掀起土地购买热潮, 地价出现急剧上涨. 物价也受到影响, 产生了年上涨率超过10%的通货膨胀. 这一次通货膨胀主要由三个因素推动:

  1. 央行在政策上通过降低基准利率, 人为的注入了更多货币
  2. 田中角荣的规划产生了大量政府开支
  3. 由于石油价格上涨, 导致输入性的价格增加, 并根据生产链条传导到其他领域

日本央行的测算显示, 在1972-1973年间, 60%的物价上涨由国内需求过旺导致, 40%则由输入性成本上升引起. 虽然之后央行宣布提高基准利率, 最高时达到了9%, 但看起来晚了一点, 而且首相实际上并不希望转向抑制性的政策, 也延后了央行的政策.

经济学经典笑话之经济学家永远都要慢一步.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 似乎首相要背的锅更大一点.

1976年2月, 洛克希德事件曝光. 美国航空公司洛克希德为了争取订单, 在推销飞机时, 曾向日本政治家实行巨额贿赂. 同年7月, 前首相田中角荣因该事件被逮捕, 从此表面上退出了政治舞台. 不过田中仍然对日本政坛拥有巨大影响, 因此被称为”幕后将军”.

完全意料不到的结局, 过于难绷了

扩展: 滞涨理论

按照之前的经济学理论, 通常认为”经济繁荣, 增长率高时通货膨胀率也高, 失业率则处于较低水平. 而失业率高时, 通货膨胀率一般较低”. 因为通过采用适当的政策可以改变总需求量, 当总需求量增加时就会减少失业率. 但这通常会导致注入更多货币, 因此推动通货膨胀.

但是石油危机却瓦解了这个基本认识. 这种现象被叫作”停滞性通货膨胀”, 意味着”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共存的状态”. 由于石油价格大幅度增加, 导致生产成本拉高, 价格出现上涨, 产生物价上涨->工资上涨->成本增加->物价上涨的螺旋, 进而长期的推动物价增长.

通货膨胀其实可以正交的分解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货币增加导致钱不值钱, 一种是产品价格增加导致钱不值钱. 两者的表现都是物价增长, 但底层原理完全不同. 但只要分开考虑这两个问题, 那么就可以很清晰的进行分析. 实际上价格=需求/供给这个模型作为经济学课本上第一个引入的模型, 在分析这类问题时还是非常简单有效的.

显然, 按照以上逻辑分析应该也存在反向的情况, 例如19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 由于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 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 在低失业率的情况下也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

从长远来看, 只有技术进步能真正意义上的提高生产率. 生产率提升后可以用相同成本生产更多产品, 并且能同时促进需求. 在这个阶段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好了. 生产率在短期内没有明显变化的时候, 就只有政策的影响了.

石油危机与浮动汇率制的意义

这种变化看作”价格从固定时代走向了变化时代”. 这里的价格是指, 货币对商品以及货币对货币的交换比例. 各国经济基础条件不同, 汇率自然会上下波动. 黄金和原油均属于商品, 商品价格也会波动. 要求汇率和商品价格保持不变是不可能实现的.

由于国际石油巨头不断开发油田和增加生产, 原油才能保持较低的价格. 原油是支撑现代所有产业的基本能源, 大量使用廉价石油的经济环境, 才出现了以重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时期. 表面上看, 石油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中东的政治纷争, 但是战争不过是使固定价格转向变动价格的导火线. 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原来的固定价格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市场对原油的需求不断增加. 在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面前, 人们开始意识到原油的稀缺性问题, 于是引发了价格变. 而全世界必须接受, 之前的原油价格是过于低廉了.

日本式工会战胜石油危机

一般观点认为, “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 石油危机是一场国难, 也是一次考验”, 日本战胜石油危机的原因一般被归结为, “开发节能技术, 将资源消耗量降到了最低水平. 也就是说, 是日本国民的努力和先进技术所带来的成果. “ 但实际上石油危机并没有达到国难的程度, 日本经济在后续没有被严重影响. 主要原因包括

  1. 日元升值间接降低了原油价格
  2. 工会控制了工资, 使其不随物价上涨, 避免了循环
  3. 1940体制能更有利的推动政策, 比节能技术重要性高

前面可以看到, 在固定汇率时日元价格实际是被低估的, 因此改为浮动汇率后, 日元在不断升值.

发生通货膨胀时, 会产生”通货膨胀→提高工资→生产成本增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螺旋发展. 企业业绩不振之际, 如果工会以通货膨胀为由要求加薪, 企业就会因生产成本增加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难保不陷入经营危机. 而如果公司倒闭, 员工也将失去工作.

日本的工会最初也是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资, 一度要求涨薪32.9%. 出人意料的是, 就在工会刚刚取得里程碑式胜利的第二年(1975年), 日本工会的立场发生了戏剧性转向, 从要求加薪变为主动抑制加薪. 因为日本的工会是以企业为单位组建的, 所以劳动者一方常常具有与公司同舟共济的意识, 认为”为了渡过危机, 我们也应该忍耐, 而不能提出太过分的加薪要求”

这一现象我最初认为是一种文化特征, 日本人对于自己的企业有更高的忠诚度. 但实际上并不能将这个问题简单归因为文化差异. 日本在当时使用了终生雇佣制度和年功序列制度, 员工与企业长期绑定, 工资按照工龄增长, 因此员工必然对企业的归属感更强, 更愿意与企业一同渡过难关.
文化和制度会相互促进发展, 这些制度促进了对企业忠诚的文化. 而这些制度最初的制定又是受到当时文化的影响. 因此文化差异也是一种结果, 虽然它可以作为一个解释因素, 但也应该要意识到产生这样的文化也是许多其他因素造成的.

如果像欧美国家一样, 按照不同行业来组建工会, 整个行业统一要求加薪的话, 增加工资的要求并不会对劳动者所属企业的竞争力带来直接的影响. 所以劳动者们也没有”加薪会使公司倒闭, 自己也就会失业”的想法. 其结果就是, 欧美的工会以通货膨胀为由不断要求提高工资, 这又导致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也就是虽然经济处于萧条状态, 工资却仍然上涨, 通货膨胀无法止步, 于是陷入滞胀状态. 英国曾试图将工资上涨幅度控制在生产率上升幅度的范围之内(被称为”收入政策”), 但是并未奏效.

但是现在来回望历史, 我觉得对日本式经济体系的过大评价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成为惯例的. 不论是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化, 还是石油价格高涨, 日本都依靠举国一致的体系妥善解决. 日本式团结一致的企业结构, 也就是”同舟共济”的1940年体制被当作了无论什么情况下均可获得理想效果的王牌.

路径依赖这种事情可以说是会自发形成的, 想要靠逻辑推理和说服其他人的方式斩断路径依赖几乎是不可能的. 毕竟一件确实存在的事情都无法让所有人相信, 要求所有人根据一件还未发生的事情做出改变那就更是困难了.

扩展:加班仙人

作者自述一个月可以加班300小时, 相当于每天在完成8小时工作后, 还需要额外加班10小时. 有时在晚上10点接到指示, 说需要制作一份资料, 有时还会被叮嘱”不着急, 今天之内做完就行”.

XX仙人这东西对于日本人真是太好用了

如前文所述, 日本在战后进入经济快速发展事情, 存在大量的订单, 因此必然会要求员工增加工作时间来提高产量. 在石油危机以后, 虽然增速放缓, 但依然保持较高的水平. 进入70年代后, 团块时代(战后婴儿潮)进入职场, 此时的职场文化已经”拼命加班、以公司为家”了. 具体因素包括:

  1. 石油价格暴涨, 企业需要降本增效, 需要员工加班甚至是无偿加班来降低成本
  2. 虽然终生雇佣制度不会开除员工, 但员工也无法轻易的更换岗位, 始终需要和公司绑定
  3. 年功序列制度要求年轻人要熬资历、给上司留好印象, 只能比谁更晚下班, 比谁加班更多
  4. 如前文所述, 工会会推动员工和企业”共渡难关”

此外在文化方面也有许多影响因素:

  1. 集体优先: 个人要服从团队、不能“特殊”。大家都加班，你先走就是不合群、背叛集体，会被孤立。
  2. 男主外价值观: 为公司奉献、为国家争光. 男人=养家主力，加班=顾家、有出息，早回家会被妻子、邻居看不起。
  3. 职场美德: “闲着”是羞耻；加班=勤奋、靠谱

虽然当时有劳动法, 但执行并不严格. 而且对于管理层多为裁量劳动制，无加班费、无工时上限.

有点难顶了, 现在老板至多说一句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但那个年代又不能辞职不干, 只要没死公司里, 就得继续干活.

与想象中不一样的是日本直到2020年左右加班问题才有所改善. 自从泡沫破裂后, 加班已经减少, 但由于惯性加班依然是普遍存在的. 2000年后每年数百人直接死于过劳，数千人自杀. 2015年24岁电通女员工高桥茉莉过劳自杀成为转折点加速了立法的推动, 直到2020年完成立法减少加班时间. 从1970年到2020年已经经过了50年了, 日本的制度和文化对加班有非常强的影响力, 直到如下的因素出现才推动逐渐减少加班:

  1. 年轻人加班没时间恋爱生子，生育率全球垫底，劳动力断崖
  2. “丧偶式育儿”“孤独老人”成常态，社会反思工作不该毁掉生活
  3. 长期低迷让“加班=爱国/成功”的神话彻底破产。
  4. 团块世代退休: 主导职场的“加班一代”退场；

虽然经济活动总是有周期, 但是如果这个周期是50年, 那么这辈子也基本过去了.

从加班层面上来说, 日本和中国有相当大的相似性, 但从细节的因素上看又存在明显的不同. 如果把中国的00年代映射到日本的70年代, 那么就可以明显的感觉中国的这个演进速度是加快的, 已经和日本达到差不多的进度了. 一方面中国发展的比较晚, 没有日本的这种终生雇佣和论资排辈的制度. 另一方面, 得益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 依靠包装或者信息差无法再显著的获得优势, 所谓”美德”无法再令人信服, 而其他国家的过往经历也可以作为参考.

从这个角度来看, 工作条件应该是没有进一步恶化的空间了. 毕竟只要不完全摆烂, 也不用担心饿死. 那么待遇方面就要保持对齐.

灵魂拷问: 人活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呢? 是工作还是家庭? 又或者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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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文章较为全面的概述了<<日本战后经济学>>的内容, 同时也补充了一些书里没有的细节信息. 阅读这篇文章可以快速回顾书里讨论的内容.

最后更新： 2026年06月01日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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