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冲浪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人说日本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 因为日本和中国有相似的经济发展条件和人口规模, 所以日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未来面临的问题. 有人更进一步强调说日本当年是以发达国家的状态进入人口老龄化, 而中国甚至没有到达发达国家的标准, 以后得生活会更艰难.

那么这种类比是否靠谱呢? 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够细致, 很多东西如果远看确实是相似的, 但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存在不同. 中国和日本在文化和政治体制上有明显的差异, 忽略掉这些因素也许在一个非常大的方向上可能会相似, 但在细节层面必定会由于这些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样子. 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所谓的”煮饭仙人”, 这是一种在某个领域要追求极致的表现. 对于日本人来说, “XX仙人”属于一个确实存在也可以接受的概念, 但对于中国人来说, 第一反应只有搞笑. 这既是日本和中国的文化差异, 也反应的日本和中国的国家特点的差异. 日本由于资源匮乏, 追求极致的效率是必然会出现的事情, 而中国通常没有这样的环境.

鉴于以上分析, 我认为需要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有比较充分的调查以后才能得出准确可靠的结论, 因此我开启了一个日本战后经济专题研究计划, 通过阅读相关的书籍和文献, 来试图论证这个困扰我的问题: 日本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吗?

日本战后经济史

这本书的作者是 野口悠纪雄, 出生于1940年. 他作为经济学专家和日本大藏省官员, 完整经历了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泡沫产生和破灭、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全过程. 这本书写于2015年, 当时作者已经75岁, 并且从1995年开始就思考为什么日本经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全书主要是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较为宏观的数据分析, 没有太多比较复杂的经济学理论. 这本书在写作结构上可以说是非常工整, 前面章节提到的一些东西在当时的上下文中可能觉得奇怪, 但在后续章节中就会进行回应和解释.

序章

作者小时候体验了东京烧烤, 差点就直接被烧死了, 这一经历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国家对于防空方面毫无作为, 甚至要求民众舍命救火. 因此作者认为国家不可信.

一上来就留下了一个伏笔, 后面会再次看到为什么日本政府不可信

在二战之前, 日本有一群以岸信介为中心的改革派官僚, 他们被派往伪满洲国担任经济相关的官员. 其理念是: 对产业实行国家统制, 企业需要对公共利益做风险, 不得追求私利.

岸信介原名佐藤信介, 日本右翼政治家, 侵华战争甲级战犯之一, 日本第56任、57任首相. 安倍晋三的外公.

这些官员后续推动了多项改革, 包括:

  1. 金融制度改革: 原本企业依靠发行股票或债券的方式进行直接的融资. 后来改革派要求以银行为中心的融资方式
  2. 税收制度改革: 增加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增收, 改变了过去间接税为主的模式
  3. 土地改革: 农户原本向地主缴纳租金, 修改为向国家上交粮食, 国家收购这些粮食后向农户付钱, 农户再按照比例交钱给地主.

虽然改革的方式多种多样, 但核心思路都是增强政府的控制能力. 原本依靠股票或债券的方式在民间进行直接交易, 政府无法形成有效管控, 而通过银行融资的方式, 政府可以对银行进行控制从而简介影响所有依赖于银行融资的企业.

对于土地改革的方式也是类似的效果, 政府可以绕过地主, 直接参与粮食定价, 从而避免地主操控物价或者放高利贷等行为进一步剥削农民. 政府还通过对农民使用高价收购粮食, 对地主使用低价收购粮食的方法间接削弱地主的地位. 此外国家强制规定地租的金额不变, 因此随着通货膨胀, 农民负担实质上降低了, 从1940年占总收成的50.5%变为1945年的18.3%.

不过五年时间, 就降低了如此高的比例, 可谓是非常的迅速了

以上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军事潜力. 因为农村是军队士兵供给的源泉, 没有强大的农村就没有强大的军队, 所以农村脱离贫困也大有必要. 日本的许多企业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战争的需求而产生的, 政府为了能够对外战争, 也会对这些企业提供许多政策支持. 这是一套以举国之力来支援战争的国家总动员体制.

这套体制可以成为”1940年体制”, 而这一体制在战后毫发无损地被继承下来, 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基础.

以上也是全书的核心观点, 日本的经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940年体制”就是这个萧何

扩展:中国土改

中共的土改不是单一法令, 而是一个持续十余年的动态过程(1920年代-1950年代初), 主要阶段包括:

  1. 抗战时期(1937-1945): 实行”减租减息”, 不没收地主土地, 只降低地租率(如从50%降至37.5%), 以团结抗日.
  2.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 发布《五四指示》(1946)和《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 彻底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 没收地主土地, 按人口平均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3. 建国初期(1950-1952): 颁布《土地改革法》, 在全国新解放区完成土改, 将富农经济也纳入限制范围, 最终实现”耕者有其田”.

核心结果: 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私有, 非集体)；国家与农民之间不再有地租中介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 共产党做到了一件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扩展:为什么岸信介还能当首相?

美国释放岸信介并允许他重返政坛, 主要是出于冷战背景下对日本政治格局的战略布局. 具体考虑包括:

  1. 反共优先的冷战逻辑: 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将日本视为亚洲反共的”防波堤”. 岸信介虽曾是甲级战犯嫌疑人, 但被认定未直接参与战争决策, 且他强烈的反共立场和保守主义倾向符合美国利益.
  2. 日本国内政治稳定性需求: 美国认为, 完全清算军国主义可能导致日本社会分裂或左翼势力抬头. 岸信介作为战前官僚体系中的技术官僚(曾主导”满铁”和”商工省”), 具备管理经验, 能协助稳定战后混乱的日本经济与社会秩序.
  3. 扶植亲美保守派势力: 岸信介在获释后迅速整合保守政治力量, 成为自民党前身的重要人物. 他推动《日美安保条约》修订, 强化美日军事同盟, 并积极配合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如提供冲绳基地). 这种”以日制苏”的代理人策略, 比直接占领更高效.
  4. 实用主义司法操作: 东京审判中, 岸信介虽被扣押但未被起诉, 麦克阿瑟总部内部有意见认为其”对经济计划有价值”. 美国通过释放部分战犯、保留天皇制等方式, 换取日本精英对占领政策的顺从, 而非彻底审判.

需要强调的是, 这一决策并非出于正义或对历史责任的尊重, 而是美国在冷战中优先巩固自身霸权的地缘政治计算. 岸信介从政后长期担任要职, 其政治遗产(如修改安保条约、强化行政权力)至今仍影响日本政治走向, 也埋下了东亚国家历史认知冲突的伏笔.

美国的政客可以说是格局太低了, 为了意识形态冲突, 倒也不介意使用一下甲级战犯. 日本以后如果不反咬美国一口, 简直对不起当年埋下的这个伏笔

第1章　战时体制延续到战后　1945年—1959年

战后的政府官僚需要尽可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 其中的经典操作就是改名, 例如将”军需省”的招牌换成”商工省”, 将”战败”改为”终战”, 将”占领军”改为”进驻军”.

实际上, 这个改名操作比想象的更加有效, 因为占领军对于日本的官僚机构无甚了解, 对于政府各部门在战争时期的所作所为更是一无所知. 占领军要么通过翻译, 要么只能与精通英语的日本人谈话. 翻译不一定精通经济, 而当时精通英语的日本人又几乎全是官僚. 官僚们当然不会向占领军汇报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所以对日本官僚来说, 控制占领军并非难事. 官僚们通过操纵信息来诱导占领军, 巧妙利用占领军的权力来实现自己制定的改革计划.

所以这确实是语言的艺术

在大藏省的努力下, 日本躲过了占领军的干涉, 保住了货币发行权. 日本的大部分组织进行了重组, 领导也被开除. 但是, 大藏省、商工省等政府经济部门却被几乎毫发无伤地保留下来.

开除公职的目的是为了追究战争责任, 可对于经济官僚来说, 他们受到的处罚都没有使其伤筋动骨. 支持战时体制的技术官僚们也被保留下来, 战后他们仍然继续掌控和操纵着日本的经济.

日本式管理

日本的企业管理上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鲜明特点:

  1. 日本大企业的”社长”其实就是在本公司人才选拔赛中获胜的劳动者. 而在美国, 公司的管理者往往被当作是一种专业人才, 从公司外部聘请有能者担任的情况并不罕见.
  2. 工会与公司是命运共同体. 如同军队一样, 从最高管理者到一线员工, 所有人都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通力合作.

由于国家金融改革, 限制了股票分红比例, 导致股票价格下降. 此外改革导致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股东对公司的影响力减弱. 最终导致公司最高管理层倾向于自行决定后继者

日本战时对工会进行了限制, 工会以公司为单位各自为站, 而不是以行业为单位. 占领军时期并未进行改革. 在这种模式下, 员工对公司具有高忠诚度.

这就很日本文化了, 而在中国并不广泛存在这种对公司的高忠诚度. 当然这种高忠诚度并不仅仅是因为文化, 终生雇佣制度和年功序列制度这样的制度设置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经济复兴策略

为了使因战败而荒废的经济得到复兴, 日本政府首先着手救助金融机构. 1946年度一般财政预算的20%被划作产业经济费, 对因政府停止发放”战时补偿”等而蒙受损失的银行给予补偿, 以防银行破产. 接下来, 政府又采用”倾斜生产方式”重建国家基础产业. “倾斜生产方式”就是将紧缺资源重点划分给以煤炭和钢铁为中心的基础产业, 恢复生产设备, 使基础产业的生产能力得到恢复和发展. 这项政策于1946年年底通过, 1947年开始实施.

这也很合理, 先投入基础能力的生成, 确保基础物质足够了, 才能逐步恢复整个生产链条

倾斜生产方式的机制以价格差额补助和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为核心. 所谓价格差额补助就是政府人为地限制煤炭价格, 使钢铁制造企业能低价购买, 接下来又人为地限制钢铁价格, 使加工制造企业能低价购买. 对因此产生的企业赤字, 政府通过补助的方式给予补偿, 补助由政府一般财政预算支出.

通过政策的方式人为拉高供给, 降低经济生产环节中各项生产的成本, 从而加快经济恢复速度

此外, 由于原有的生产设备都被炸了, 因此企业不用纠结于沉默成本了, 可以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进行生成, 技术进步速度更快.

作者是喜欢讲地狱笑话的, 不过这个确实好笑.

过了几天之后, 我才意识到作者这是话里有话, 因为设备被炸了, 所以换新设备. 如果设备没有被炸, 那么企业并不乐于使用新设备和新技术, 长此以往就会落后于市场的发展. 软盘和传真机就是典型表现.

复兴金融金库

复兴金融金库是为国家基础产业的设备投资和企业运营提供资金的机构. 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发行复兴金融债券, 复兴金融债券的发行金额巨大, 约占当时全国银行贷款总额的四分之一, 其中的七成由日本银行购买.

复兴金融金库按照当时的中央银行利率向基础产业提供贷款, 远远低于物价上涨率. 所以名义上是贷款, 其实就是政府要求日本银行增发纸币, 为企业提供资金.

由于注入了大量的额外货币, 甚至大于制造业的速度, 导致产品的价格上涨, 于是必然的出现了通货膨胀. 前文多次提及的通货膨胀, 其根源就来自于此.

中流社会

在欧洲, 拥有广阔土地的贵族阶级和不劳而获地操纵经济的资本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得以留存下来. 但是在日本, 战争时期与战后推行的改革将战前的统治阶级一扫而光, 为形成被称为”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结构奠定了基础.

于是日本现在有了一个说法, 叫做”下流社会”. 从这个名字来说, 中国可从来没有进入过”中流社会”, 因此也谈不上什么”下滑”了.

道奇路线

通货膨胀降低了国债的实际价值, 在一段时期内对政府有利. 但长期通货膨胀也会拉高政府开支, 因此必须制定强有力的紧缩政策. 这一政策的制定者是美国的道奇, 因此关策略称为道奇路线.

作者认为是大藏省官员们决定利用占领军的权威推行相关政策, 道奇并不是主导者

道奇路线的目标是降低通货膨胀, 因此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经济复兴策略的反向操作, 具体包括: 严格削减政府支出, 同时增加税收, 使财政出现盈余. 停止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 切断企业通过政策性贷款获取超额资金的渠道, 抑制货币过度发行. 确立单一汇率: 将日元兑美元汇率固定在 1美元=360日元, 稳定出口和外汇交易. 严格控制信贷总量: 要求日本银行(央行)限制商业银行的放贷规模, 实行”道奇线”信贷额度.

由于之前贷款过于容易, 许多企业并没有良好的现金流, 需要依靠贷款进行周转. 实现道奇路线后, 无法贷款导致资金链断裂, 进而大规模裁员或者企业倒闭导致失业.

原本这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经济问题, 但日本正好赶上了朝鲜特需, 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使得美国将日本作为补给基地, 给日本带来了大量需求, 再次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发展.

神武景气

从1954年12月开始, 日本进入”神武景气”时期. 这一次是日本不再依赖战后复兴的需求或者朝鲜特需, 而是真正依靠投资和消费等内需的增加促进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景气. 在神武景气期间, 日本经济恢复并超越了战前的最高水平.

正式跨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后, 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显著上升.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 被称为”三种神器”的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得到普及. 之前只能在电影里看到的这些电器真正进入了百姓生活, 它们的普及要归功于稳定的电力供应.

技术突破提供了可能性, 经济发展(收入增长)提供了购买力, 消费需求提供了市场动力. 三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相互激发, 共同推动了日本经济超越战前水平并进入高速增长期.

1940体制

1940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偏向于配给制度的体制. 在和平时期市场经济更加有效, 而在战时更多使用配给制度. 由于采用管制政策, 政府可以推动发展重工业. 否则如果基于自由市场的逻辑, 轻工业短期收益更高, 资本更倾向于投资轻工业.

但同时, 这种人为配给资源的方式也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因为负责资源配给的官僚权限过大, 很容易被腐败侵蚀. 但是有一点应该强调, 那就是将如此巨大的产业资金的分配权紧握于手的日本经济官僚制度可能不够廉洁, 但也没有腐败到激起民愤, 危及体制存续的地步.

如果经济在快速发展, 那么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 但如果经济陷入停滞, 那么原本不是问题的事情就都是问题了

通常观点认为日本通过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实现复兴, 但作者认为复兴是战时体制首战告捷.

扩展:高效课堂?

作者在书中提到: “二年级以后的分班都是学生自己决定, 授课的老师也由学生挑选. 授课方式主要是由学生们轮流讲解, 老师则在窗边打瞌睡. 隔壁班曾经以”无能”为由, 将语文老师赶走.”

我是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可以再次看到高效课堂的操作, 甚至还是在60年前. 这一教学理念可以称之为翻转课堂, 即: 上课听讲、回家写作业颠倒过来, 变成在家学知识、到校练做题讨论讲课.

然而从我自己高中到硕士毕业的学习经历来说, 这东西属于理想很美好, 但现实很残酷. 大概只有自发组成一个学习小组的时候, 这种模式才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好用.

当然, 作者的表述有一定的夸张成分, 当时日本的教育系统并不普遍如此.

第2章　高速增长是如何实现的？　1960年—1970年

1960安保斗争

1951年, 日本与大部分同盟国成员签订了和平条约, 其中包括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 美军在盟军占领结束后仍然继续驻留在日本. 这是美国在冷战格局之下, 为了对抗苏联、中国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势力, 而必须采取的措施. 1960年1月, 这项条约的部分内容做了修订, 由当时访美的首相岸信介与美国总统埃森豪威尔签署. 但是岸信介归国以后, 日本社会党主张废弃安保条约并拒绝审议. 1960年5月, 自民党强行通过了批准新条约的决议案, 从而引发了国会外部针对安保条约的反对运动. 进入6月, 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简称全学联)等连日举行了反对安保条约的示威游行. 这就是安保斗争. “

岸信介政府(自由民主党, 即自民党)主张通过与美国签订新安保条约(正式名称《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 建立一个”对等”的日美同盟. 新条约明确了美国对日本的防卫义务, 删除了美军镇压内乱的条款, 并将驻军、基地使用等具体事务另行规定. 岸信介认为这是为了日本的长期安全与繁荣, 必须将国家牢牢绑在”自由世界”的战车上对抗共产主义.

日本社会党(最大在野党)主张坚决反对新条约, 要求废除安保条约, 实现”全面和平”与”无同盟”的中立外交. 他们认为, 日美同盟会让日本卷入美国可能的战争, 违背宪法第九条, 并且仍然是冷战对抗的前线. 社会党是国会内反对运动的政治核心.

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全学联)及其他市民团体认为政府强行通过违背民主程序.

从日本的国家利益来看, 岸信介这波操作还是有点水平的, 至少对于日本来说完全不亏, 甚至可以说是准确拿捏了美国. 不过日本的社会党还是更要点脸, 至少看起来是反对再次战争的. 而且程序上来说, 这个协议的推动确实也不够合法.

运动达到顶峰时, 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东京大学女学生在抗议中被警察推倒身亡. 这引发全国性愤怒. 岸信介最终引咎辞职(由支持安保的池田勇人接任).

收入倍增计划

1960年7月, 池田勇人内阁诞生. 池田内阁提出”收入倍增计划”作为招牌政策. 从此, 经济发展成为日本举国的目标. 收入倍增计划预计未来十年收入翻一倍, 从实际数据来看这一目标还是有些保守了. 从 1955年到1970年, 每隔5年收入就会翻倍, 名义GDP增速达到15.6%.

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和林业占比逐渐下降, 而制造业占比组件增加, 最高时占比达到25%以上. 钢铁是制造业的基础, 日本的钢铁产量在这个时间段逐年增长, 甚至达到美国的水平.

不过看照片, 当时的小区可是只有四层楼高, 后续想要拆迁也更容易一点. 如果是现在这种30+层, 再想拆迁可就困难多了.

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 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 在这一过程中, 势必会出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已经得到开发, 发达国家也已经示范了其使用方法, 所以只需模仿就好. 将来的发展前景也比较容易预测, 所以转换产业结构的速度自然很快. 实际上, 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90年代之后的中国也同样实现了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同样的高速增长.

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可以分为外因和内因. 所谓外因, 是指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相当有利. 第一, 技术方面的环境适合1940年体制. 当时的前沿领域主要以钢铁、机电、造船、石油化学等重化工业为中心. 这些领域都利于大型企业利用垂直一体化管理方法提高生产效率. 因此, 经济活动不以通过市场的合作为主, 而是主要以大企业内部的职能分担与合作为核心. 在这些领域, 强调个人对集体的奉献更胜于追求个人利益的1940年体制恰恰能发挥它的最大效用. 第二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对日本有利. 当时日本在世界经济中属于中等发达的国家. 因为工资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更低廉, 日本以低廉的劳动成本为武器, 通过大量生产工业产品, 占领了发达国家市场.

从这个层面上看, 日本和中国确实有相似之处, 以上的几个原因基本上也可以直接平移过来. 新华社的文章透视中国40年打工潮的变迁算是对那个时期的一个概括性描述.

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日本, 个人消费与公共投资的增加导致国内市场迅速扩大,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设备投资增加, 而设备投资增加则诱发新一轮设备投资增加. 这种良性循环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出口贸易增加, 不过是由于国内市场扩大实现了规模经济, 日本产品竞争力提高的结果而已.

作者认为并非是出口拉动了经济发展, 而是内部市场的循环推动了技术发展进而促进了出口. 正好与通常的解释的因果关系是反过来的. 如此论证的证据是当时的出口在GDP中的占比远远低于现在出口型国家的占比, 只有15%, 因此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然而中国一直以来都视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 这也和日本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区别.

高速增长的阴影

  1. 煤炭产业: 工业制作开始主要依赖石油和进口煤炭, 对于本土煤矿产生冲击, 本地煤矿倒闭导致工人失业, 但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条件较好, 失业工人可以重新工作, 因此产业改革能顺利进行
  2. 农业: 双重价格制度(收购大米的价格高于出售价格, 从而补贴农户). 通过正常引导农民减产大米, 禁止进口外国大米, 多种政策抑制了贫富差距
  3. 中小企业: 日本既有引进高技术的大企业, 也有坚持传统生成模式的小企业. 两者在资本集中程度, 生产率, 技术, 工资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但大企业会将订单转给小企业, 利用小企业较低的人工费来降低生成成本. 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使得劳动力紧缺, 中小企业也会提供工资

虽然修了一些公路和铁路, 但基础交通条件还是无法满足需求. 作者认为通往郊区的线路不足是导致80年代土地问题的重要原因.

扩展:日本的大米政策

在这一章中作者提到日本在政策上会引导减产大米并且禁止进口大米, 从而拉高国内的米价, 日本甚至因此出现过大米供应不足的问题. 这让我马上想到在不久前的2024年和2025年就出现过日本大米大幅涨价的事情, 当时大米价格几乎翻倍, 5公斤大米需要接近200人民币. 这种情况在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的米价非常稳定, 最近十年也几乎没有任何波动. 而在日本这种事情居然还能发生两次, 确实是令人震惊.

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的大米政策核心目标是让一小部分农民(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能继续生存下去, 而不是要保证全国人都能吃上米饭.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JA)不仅是农民合作社, 更是巨大的金融、保险和商业帝国. 大米价格高, 农协的利润就高(它控制着收购和销售). 农协通过组织农民集体投票, 是自民党长期执政的重要票仓. 实际上从后文也可以看到, JA非常强大, 极具政治势力, 日本的任何政客都无法忽视他们的力量

这里产生了一个民主制度的BUG, 农协只有少量人口, 但是他们在统一指挥下精确聚焦对自己有利的议题, 就可以发挥出非常大的政治能量. 而作为绝大多数的消费者, 因为不会专门聚焦于大米的问题上, 反而会被这少部分人牵制, 使得政策向他们倾斜. 这一问题在公共物品和集团理论中有更进一步的细致讨论.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几乎在任何能通过抱团产生影响力的场景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就是单纯打个游戏都不知道见到多少次了, 如果国家的核心政策制定也会受到这个影响, 那后果会非常恐怖.

此外, 日本日本水稻农民平均年龄超过70岁. 政府发放补贴让他们休耕或改种饲料, 相当于直接给老年农民发钱. 如果完全取消减反、放开自由竞争, 米价会暴跌, 这些老人将立刻失去所有收入, 引发严重社会问题. 虽然2018年名义上废除减反, 但相关政策实际上依然保留.

因此表面上看中国和日本都是以大米作为主食, 但底层的制度设计完全不一样. 在中国保证米价稳定是第一优先级, 而在日本保证农民收入是第一优先级. 在了解了这个背景后, 再看2024年和2025年JA的哪些谜之操作就会觉得不奇怪了. 日本的”执着”是一种政治经济陷阱——政府明知”减反”会导致供应脆弱、价格暴涨, 但只要农协和老年农民还在投票, 就没有政治家敢取消那笔”休耕补贴”.

扩展:中日工业化对比

日本从196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启动)到1980年左右, 现了从轻工业到重化工业的跃升, 人均GDP在1970年代初期就达到约4000美元(当时美国约5000美元), 基本完成工业化, 大约二十年就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 而中国即便从改革开放的1980左右开始计算, 直到2026年, 超过40年的时间, 依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或”新型工业化推进期”. 为什么时间相近, 进度不同？核心原因有以下四点:

工业化的”难度阶梯”完全不同

日本经历的工业化:主要是重化工业化——钢铁、石化、汽车、家电、造船. 这些产业的技术路线已经由欧美率先走通(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 日本的任务是”学习、模仿、精益求精”. 技术门槛高但明确且稳定, 资本密集但规模效应强, 市场空间大(国内需求+欧美市场).

中国面临的工业化:重化工业阶段其实在中国1990-2010年已基本完成(钢铁、水泥产量世界第一). 真正的难点在于”后工业化阶段”——即高端芯片、精密机床、航空发动机、生物制药、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等. 这些领域技术迭代极快、知识产权壁垒森严、投资回收周期长, 且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严密的封锁体系(瓦森纳协定、实体清单等). 中国要走的不是别人走过的路, 而是要在一片未知或专利封锁中开路. 这好比日本当年是爬60度的坡, 而中国现在是攀接近垂直的岩壁.

起点和历史积累的差距:日本是”重启”, 中国是”从零搭建”

日本:二战前已是工业化国家(1930年代航空母舰都能造), 虽然战争摧毁了大量工厂, 但技术人才、工程师队伍、产业组织方式(财阀体系)、国民教育基础都保存了下来. 战后在美国扶持下, 这些存量迅速激活. 朝鲜战争的特需订单直接帮日本工业恢复造血能力.

中国:1949年前的工业基础极其薄弱(钢产量年15.8万吨, 且多被破坏). 建国后前三十年虽建立了初步的重工业体系(156项工程), 但主要布局在军工和基础原材料, 且经历了曲折. 到1978年, 中国仍然是一个80%人口在农村、人均GDP仅156美元的农业国. 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品工业、民营制造业、完整的供应链, 基本是从零开始. 一个后发农业国要完成工业化, 本来就比一个战后复兴的准工业国要慢得多.

规模与内部差异的巨大落差

日本约1亿人口, 国土面积37万平方公里, 相对均质. 一旦形成技术扩散, 很快就能覆盖全国. 区域发展差距较小, 政策统一性强. 中国14亿人口, 960万平方公里, 内部差异堪比几个大洲. 东部沿海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苏州、深圳的制造业密度高于日本), 而中西部仍有大量县域停留在工业化早期甚至前工业化状态. “中国工业化”实际上是一个多层次、多时区同时推进的超级工程——你要同时照顾上海张江的芯片研发和甘肃定西的土豆加工. 日本用二十年完成的, 中国需要花更长时间把东部成熟的经验向中西部梯次转移.

外部环境与制度约束:冷战红利 vs. 技术围堵

日本的黄金时代:处于冷战前沿, 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和中国, 对日本全面开放市场、转让技术、容忍其贸易保护. 日本汽车、电子产品可以长驱直入美国市场, 而美国对日本的市场壁垒(如复杂的流通体系)却很少干预. 再加上当时全球尚未形成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框架, 日本可以大规模”逆向工程”欧美技术.

中国的现实:加入WTO后虽获得市场准入, 但一旦中国在某个领域开始逼近技术前沿(如5G、半导体), 立即遭遇技术封锁、供应链脱钩、加征关税等遏制手段. 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全球共识, 你不能像日本当年那样公开模仿. 同时, 环保、劳工权益、数据安全等新约束大大提高了工业化的合规成本.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和日本实际上是不同的, 认为中国会走上日本的老路是属于一厢情愿了.

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

日本与国外的资本交易仍然受到《外资法》的限制, 国内的金融市场与海外的金融市场被切割开来. 对民间企业基本上不允许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政策上限制只允许长期信用银行在市场上发行债券进行融资, 长期信用银行便利用此项特权筹集资金为企业提供贷款. 在这个金融体系中, 长期信用银行位于民间银行的顶点, 接下来依次为都市银行和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 虽然地方银行和信用金库等金融机构也接受个人存款, 但由于没有大企业向它们申请贷款, 因此只能将资金借给都市银行或者购买长期信用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

因此大藏省只需要控制顶部的银行, 就可以间接控制所有银行. 这也是日本一直在使用的策略.

“护送船队方式”管理: 既不让任何金融机构破产, 也不允许新的金融机构参入. 银行的利润来源于贷款与存款之间的利息差额. 按照护送船队方式, 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利率都由政府决定. 两种利率之间的差额标准, 是按照即使是弱小的地方金融机构也能运营下去的水平决定的.

银行利率不因金融机构的规模大小而不同, 这就使得大规模、经营体制完善的银行能够获得超额利润. 另一方面, 邮政储蓄和财投由政府管理, 无须为超额利润而奔忙. 所以其所获得的相当于超额利润部分的盈利就可以用来填补降低利率所造成的损失. 这也就是无须补贴, 就能提供政策性低利率资金的机制所在. 这种机制只有在统制式金融体制下才能实现, 是非常巧妙的体系.

山一证券公司

山一证券在1963和1964年出现巨额亏损, 陷入经营危机. 当时证券公司在销售方式上的不透明性是其经营危机背后的原因之一. 证券公司首先选择成长有望的企业, 作为”成长股”推荐给个别的优质投资者. 由于得到推荐, 购买需求增加, 这些股票的价格就会上涨. 当推荐企业的股票上涨到一定程度, 证券公司又会让投资者将其卖掉, 来确保收益. 卖掉的股票由该证券公司的分公司经营的投资信托接手, 以防止股票价格下跌. 这个机制利用投资信托为大额投资者谋取利益, 实质上是欺骗了普通的投资信托购买者. 但是, 只要股票价格不断上涨, 投资信托也能从接手的股票中获得利润, 所以投资信托”被利用”的事实, 并不一定会被察觉和识破.

大家一致认为, “如果山一证券现在倒闭, 将引发股价全面暴跌, 会演变成真正的金融危机. 为了阻止这种状况的发生, 必须依靠日本银行特别融资来稳定人心. “ 最终田中角荣大藏大臣做出决断, 决定”实施无担保、无上限贷款”. 就这样, 不仅是针对山一证券, 而是以全体证券行业为对象, 实施无上限日本银行特别贷款的决定在瞬间做出, 挤兑风波就此平息.

山一证券公司在濒临破产的危急关头获救, 其后又借助证券市场的恢复, 于4年之后的1969年偿还了来自日银特融的所有贷款. 这件事成为展现田中角荣迅速而强势的领导才能的轶事, 广为流传.

原来金融危机的操作, 日本也早已演示过了. 搞金融操作赚到钱是自己的, 要是亏了钱大不了绑架国家一起死. 没有任何惩罚措施那就是在鼓励投机. 要不怎么说搞金融赚钱呢.

由于特融的救助, 经营不善的证券公司没有在市场竞争中遭到淘汰. 证券行业特有的销售方式虽然可能使顾客蒙受损失, 却还是没有被废除. 山一证券公司虽然获救, 但终究还是在1997年因经营不善而倒闭. 虽然日银特融将证券行业从迫在眉睫的危机中拯救了出来, 但也使证券行业失去了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的机会.

读书仙人

作者自述两年完成博士学业并顺利毕业. 不得不说作者能活这么大岁数, 说明他就是身体好. 有些人就是比普通人精力更强, 所以能做更多事情, 这就是天生的, 属实是羡慕了.

此外作者留下了一个他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到底由什么决定？为什么当时美国人的生活更富足, 而日本人努力工作也赶不上? 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 而且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第3章　企业大家庭战胜了石油危机　1971年—1979年

扩展: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战结束前, 各国吸取了一战后货币战、竞争性贬值和大萧条的教训, 希望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国际货币秩序. 1944年7月, 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最终会议采纳了以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怀特方案为基础的体系. 这一体系可以概括为: 以美元为核心, 各国货币按照固定汇率与美元进行兑换. 美元与黄金挂钩, 法定兑换率为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 各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变动幅度不得超过1%.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各国央行有义务在汇率波动时采取措施稳定汇率. 为了维持汇率稳定, 还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向各国提供干预汇率时所需要的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一个致命缺陷, 被称为”特里芬难题”. 这个难题最终导致了体系的崩溃. 一方面: 全球贸易增长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元. 美国必须通过长期贸易逆差, 才能向世界源源不断地输出美元. 另一方面: 美元要维持”等同黄金”的信誉, 美国就必须保持长期贸易顺差或收支平衡, 以确保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应付兑换.

因为这个内在的矛盾, 注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必会崩溃

爆发尼克松冲击

由于越南战争, 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等多种原因, 大量美元支出, 美元的增发量远远大于了黄金储备, 因此美国无法继续保证美元和黄金的兑换关系. 在此期间, 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经济都高速发展. 美国购买这些国家的商品和服务, 向这些国家支付美元, 它们收到后再兑换成本国货币. 这导致在外汇市场上, 对这些国家的货币有大量的购买需求, 而对美元有大量的卖出需求. 正常情况下会导致汇率的变化, 为了稳定汇率, 中央银行需要进行反向操作来稳定, 但这也是有限的.

1971年8月15日, 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 这项决定极为突然, 事前甚至连美国议会也不知情, 因此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虽然在公布之前, 美元和黄金的兑换已经处于停止状态, 因此对经济没有直接冲击, 但这一消息对汇率有很大影响.

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换360日元. 在发生尼克松冲击之后, 各国开始由固定汇率制转为实行浮动汇率制, 日元对美元升值到1美元兑换220～250日元

年幼的时候看过知乎老哥声称1美元等于100日元, 实际上日元直到90年代后期才逐渐接近这个比例, 而且大部分时候也是在100~150之间浮动

扩展: 三元悖论

一个经济体在 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 这三个目标中, 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 不可能三个都同时做到.

  1. 货币政策独立性: 央行能够自主决定本国利率和货币供应量, 以应对国内的经济问题(比如衰退时降息刺激经济, 通胀时加息抑制物价). 也叫”货币自主权”.
  2. 资本自由流动: 国际间的资金可以自由进出, 没有外汇管制, 投资、投机、贸易结算都没有障碍.
  3. 汇率稳定: 本国货币与某一关键货币(如美元)或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保持基本固定, 减少汇率风险.
选择的组合 放弃的目标 现实世界的例子
货币政策独立性 + 资本自由流动 汇率稳定(允许汇率浮动) 美国、欧元区、大多数发达国家. 他们可以自主调节利率, 资金自由进出, 但汇率由市场决定.
货币政策独立性 + 汇率稳定 资本自由流动(进行资本管制) 中国. 央行可以自主调控利率, 人民币汇率在管理下保持基本稳定, 但对跨境资本流动有一定限制.
资本自由流动 + 汇率稳定 货币政策独立性(被动跟随他国) 中国香港、阿根廷(早期货币局制度). 汇率与美元严格挂钩, 资金自由进出, 但利率必须跟随美国变动, 无法为本地经济单独调整.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选择是: 汇率稳定(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 + 资本自由流动(长期目标与理想). 那么, 根据”不可能三角”, 这个组合必然要放弃 货币政策独立性.

那么一个欧洲国家如果出现经济衰退, 按理应该降息刺激经济. 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 为了维持本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 它不能随便降息. 如果美国加息, 它也必须跟着加息, 否则本国货币会因为利差而贬值, 冲击固定汇率. 本质上, 这些国家把货币政策自主权交给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这一方案短期可行但长期必定崩溃. 在战后初期, 各国普遍实行资本管制, 限制了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 这时它们实际上选择了”货币政策独立性 + 汇率稳定”(放弃资本自由流动), 所以体系稳定. 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复苏, 资本管制逐渐放松, 资本开始自由流动. 当体系滑向”汇率稳定 + 资本自由流动”时, 矛盾就出现了.

1960年代, 美国因越战和大社会计划大量印钞, 国内通胀上升. 为了控制通胀, 美联储理论上应该加息. 但加息会打击美国国内经济. 如果不加息, 维持宽松货币, 那么美元对其他国家货币就有贬值压力. 这时, 看到美元即将贬值的德国、法国等国央行, 为了避免输入性通胀, 又想保持本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 陷入两难. 他们要想维持固定汇率, 就必须也大量印钞(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 导致本国通胀. 最终, 各国选择放弃”汇率稳定”(不再维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 体系崩溃. 美国则完全保留了”货币政策独立性”, 并享受了”资本自由流动”的好处——美元的国际地位依然保留, 汇率则转为浮动.

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阿拉伯产油国将原油作为斗争手段, 宣布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石油禁运, 并提高原油价格. 战争开始10天后的10月16日,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波斯湾沿岸六国宣布, 将原油价格从原来的每桶3.01美元上调到5.12美元, 涨幅高达70%. 同年12月, 阿拉伯产油国再次将原油价格上调到每桶11.65美元.

理论上随着技术的发展, 在产油国储备还非常丰富的时候, 原油价格是可以下降的. 对比当时和现在的油价可以间接的感受到美元贬值了多少.

原油价格暴涨使全世界陷入一片混乱. 为了节约用电, 政府大楼减少照明, 变得灰暗朦胧, 电梯也停止了使用. 杂志减少了页数, 电视台也主动取消了深夜播放的娱乐节目. 石油危机之前, 在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好日子里, 曾经流行”衰竭GNP”的说法. 这个词来自朝日新闻一个连载的标题, 旨在反思经济大国的一些失衡现象面. 经济增长至上主义曾经受到批判, 社会对大企业也日趋严厉. 然而, 随着石油危机的到来, 人们对经济至上主义的批判立刻消失了踪影. 日本人的观念发生了急剧转折, 人们转而认为只有经济和生产才是日本的命脉. 而如果经济下滑, 日本也会随之沉没.

所以环保这东西搞到最后就变成口号了, 别人环保我支持, 自己环保想都别想. 真的要做环保还得要政策引导.

向总需求抑制政策的急转弯

1974年的年度预算根据当时首相田中角荣的一贯主张制定, 以”社会保障元年”, “日本列岛改造论”, “所得税大减税”为基础, 编入了巨额的社会保障费用和公共事业费用, 再加上降低所得税税率, 因此最初制定的是极为大胆的扩张型财政计划.

日本列岛改造论: 使用高速公路和新干线铁路连接全国, 推进地方工业化发展, 同时解决大城市人口过密与乡村人口过疏的问题

然而, 1972年7月田中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当选首相之后, 他作为开发候选地提到的地区立刻掀起土地购买热潮, 地价出现急剧上涨. 物价也受到影响, 产生了年上涨率超过10%的通货膨胀. 这一次通货膨胀主要由三个因素推动:

  1. 央行在政策上通过降低基准利率, 人为的注入了更多货币
  2. 田中角荣的规划产生了大量政府开支
  3. 由于石油价格上涨, 导致输入性的价格增加, 并根据生产链条传导到其他领域

日本央行的测算显示, 在1972-1973年间, 60%的物价上涨由国内需求过旺导致, 40%则由输入性成本上升引起. 虽然之后央行宣布提高基准利率, 最高时达到了9%, 但看起来晚了一点, 而且首相实际上并不希望转向抑制性的政策, 也延后了央行的政策.

经济学经典笑话之经济学家永远都要慢一步.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 似乎首相要背的锅更大一点.

1976年2月, 洛克希德事件曝光. 美国航空公司洛克希德为了争取订单, 在推销飞机时, 曾向日本政治家实行巨额贿赂. 同年7月, 前首相田中角荣因该事件被逮捕, 从此表面上退出了政治舞台. 不过田中仍然对日本政坛拥有巨大影响, 因此被称为”幕后将军”.

完全意料不到的结局, 过于难绷了

扩展:滞涨理论

按照之前的经济学理论, 通常认为”经济繁荣, 增长率高时通货膨胀率也高, 失业率则处于较低水平. 而失业率高时, 通货膨胀率一般较低”. 因为通过采用适当的政策可以改变总需求量, 当总需求量增加时就会减少失业率. 但这通常会导致注入更多货币, 因此推动通货膨胀.

但是石油危机却瓦解了这个基本认识. 这种现象被叫作”停滞性通货膨胀”, 意味着”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共存的状态”. 由于石油价格大幅度增加, 导致生产成本拉高, 价格出现上涨, 产生物价上涨->工资上涨->成本增加->物价上涨的螺旋, 进而长期的推动物价增长.

通货膨胀其实可以正交的分解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货币增加导致钱不值钱, 一种是产品价格增加导致钱不值钱. 两者的表现都是物价增长, 但底层原理完全不同. 但只要分开考虑这两个问题, 那么就可以很清晰的进行分析. 实际上价格=需求/供给这个模型作为经济学课本上第一个引入的模型, 在分析这类问题时还是非常简单有效的.

显然, 按照以上逻辑分析应该也存在反向的情况, 例如19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 由于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 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 在低失业率的情况下也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

从长远来看, 只有技术进步能真正意义上的提高生产率. 生产率提升后可以用相同成本生产更多产品, 并且能同时促进需求. 在这个阶段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好了. 生产率在短期内没有明显变化的时候, 就只有政策的影响了.

石油危机与浮动汇率制的意义

这种变化看作”价格从固定时代走向了变化时代”. 这里的价格是指, 货币对商品以及货币对货币的交换比例. 各国经济基础条件不同, 汇率自然会上下波动. 黄金和原油均属于商品, 商品价格也会波动. 要求汇率和商品价格保持不变是不可能实现的.

由于国际石油巨头不断开发油田和增加生产, 原油才能保持较低的价格. 原油是支撑现代所有产业的基本能源, 大量使用廉价石油的经济环境, 才出现了以重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时期. 表面上看, 石油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中东的政治纷争, 但是战争不过是使固定价格转向变动价格的导火线. 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原来的固定价格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市场对原油的需求不断增加. 在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面前, 人们开始意识到原油的稀缺性问题, 于是引发了价格变. 而全世界必须接受, 之前的原油价格是过于低廉了.

日本式工会战胜石油危机

一般观点认为, “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 石油危机是一场国难, 也是一次考验”, 日本战胜石油危机的原因一般被归结为, “开发节能技术, 将资源消耗量降到了最低水平. 也就是说, 是日本国民的努力和先进技术所带来的成果. “ 但实际上石油危机并没有达到国难的程度, 日本经济在后续没有被严重影响. 主要原因包括

  1. 日元升值间接降低了原油价格
  2. 工会控制了工资, 使其不随物价上涨, 避免了循环
  3. 1940体制能更有利的推动政策, 比节能技术重要性高

前面可以看到, 在固定汇率时日元价格实际是被低估的, 因此改为浮动汇率后, 日元在不断升值.

发生通货膨胀时, 会产生”通货膨胀→提高工资→生产成本增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螺旋发展. 企业业绩不振之际, 如果工会以通货膨胀为由要求加薪, 企业就会因生产成本增加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难保不陷入经营危机. 而如果公司倒闭, 员工也将失去工作.

日本的工会最初也是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资, 一度要求涨薪32.9%. 出人意料的是, 就在工会刚刚取得里程碑式胜利的第二年(1975年), 日本工会的立场发生了戏剧性转向, 从要求加薪变为主动抑制加薪. 因为日本的工会是以企业为单位组建的, 所以劳动者一方常常具有与公司同舟共济的意识, 认为”为了渡过危机, 我们也应该忍耐, 而不能提出太过分的加薪要求”

这一现象我最初认为是一种文化特征, 日本人对于自己的企业有更高的忠诚度. 但实际上并不能将这个问题简单归因为文化差异. 日本在当时使用了终生雇佣制度和年功序列制度, 员工与企业长期绑定, 工资按照工龄增长, 因此员工必然对企业的归属感更强, 更愿意与企业一同渡过难关.
文化和制度会相互促进发展, 这些制度促进了对企业忠诚的文化. 而这些制度最初的制定又是受到当时文化的影响. 因此文化差异也是一种结果, 虽然它可以作为一个解释因素, 但也应该要意识到产生这样的文化也是许多其他因素造成的.

如果像欧美国家一样, 按照不同行业来组建工会, 整个行业统一要求加薪的话, 增加工资的要求并不会对劳动者所属企业的竞争力带来直接的影响. 所以劳动者们也没有”加薪会使公司倒闭, 自己也就会失业”的想法. 其结果就是, 欧美的工会以通货膨胀为由不断要求提高工资, 这又导致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也就是虽然经济处于萧条状态, 工资却仍然上涨, 通货膨胀无法止步, 于是陷入滞胀状态. 英国曾试图将工资上涨幅度控制在生产率上升幅度的范围之内(被称为”收入政策”), 但是并未奏效.

但是现在来回望历史, 我觉得对日本式经济体系的过大评价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成为惯例的. 不论是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化, 还是石油价格高涨, 日本都依靠举国一致的体系妥善解决. 日本式团结一致的企业结构, 也就是”同舟共济”的1940年体制被当作了无论什么情况下均可获得理想效果的王牌.

路径依赖这种事情可以说是会自发形成的, 想要靠逻辑推理和说服其他人的方式斩断路径依赖几乎是不可能的. 毕竟一件确实存在的事情都无法让所有人相信, 要求所有人根据一件还未发生的事情做出改变那就更是困难了.

扩展:加班仙人

作者自述一个月可以加班300小时, 相当于每天在完成8小时工作后, 还需要额外加班10小时. 有时在晚上10点接到指示, 说需要制作一份资料, 有时还会被叮嘱”不着急, 今天之内做完就行”.

XX仙人这东西对于日本人真是太好用了

如前文所述, 日本在战后进入经济快速发展事情, 存在大量的订单, 因此必然会要求员工增加工作时间来提高产量. 在石油危机以后, 虽然增速放缓, 但依然保持较高的水平. 进入70年代后, 团块时代(战后婴儿潮)进入职场, 此时的职场文化已经”拼命加班、以公司为家”了. 具体因素包括:

  1. 石油价格暴涨, 企业需要降本增效, 需要员工加班甚至是无偿加班来降低成本
  2. 虽然终生雇佣制度不会开除员工, 但员工也无法轻易的更换岗位, 始终需要和公司绑定
  3. 年功序列制度要求年轻人要熬资历、给上司留好印象, 只能比谁更晚下班, 比谁加班更多
  4. 如前文所述, 工会会推动员工和企业”共渡难关”

此外在文化方面也有许多影响因素:

  1. 集体优先: 个人要服从团队、不能”特殊”. 大家都加班, 你先走就是不合群、背叛集体, 会被孤立.
  2. 男主外价值观: 为公司奉献、为国家争光. 男人=养家主力, 加班=顾家、有出息, 早回家会被妻子、邻居看不起.
  3. 职场美德: “闲着”是羞耻；加班=勤奋、靠谱

虽然当时有劳动法, 但执行并不严格. 而且对于管理层多为裁量劳动制, 无加班费、无工时上限.

有点难顶了, 现在老板至多说一句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但那个年代又不能辞职不干, 只要没死公司里, 就得继续干活.

与想象中不一样的是日本直到2020年左右加班问题才有所改善. 自从泡沫破裂后, 加班已经减少, 但由于惯性加班依然是普遍存在的. 2000年后每年数百人直接死于过劳, 数千人自杀. 2015年24岁电通女员工高桥茉莉过劳自杀成为转折点加速了立法的推动, 直到2020年完成立法减少加班时间. 从1970年到2020年已经经过了50年了, 日本的制度和文化对加班有非常强的影响力, 直到如下的因素出现才推动逐渐减少加班:

  1. 年轻人加班没时间恋爱生子, 生育率全球垫底, 劳动力断崖
  2. “丧偶式育儿””孤独老人”成常态, 社会反思工作不该毁掉生活
  3. 长期低迷让”加班=爱国/成功”的神话彻底破产.
  4. 团块世代退休: 主导职场的”加班一代”退场；

虽然经济活动总是有周期, 但是如果这个周期是50年, 那么这辈子也基本过去了.

从加班层面上来说, 日本和中国有相当大的相似性, 但从细节的因素上看又存在明显的不同. 如果把中国的00年代映射到日本的70年代, 那么就可以明显的感觉中国的这个演进速度是加快的, 已经和日本达到差不多的进度了. 一方面中国发展的比较晚, 没有日本的这种终生雇佣和论资排辈的制度. 另一方面, 得益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 依靠包装或者信息差无法再显著的获得优势, 所谓”美德”无法再令人信服, 而其他国家的过往经历也可以作为参考.

从这个角度来看, 工作条件应该是没有进一步恶化的空间了. 毕竟只要不完全摆烂, 也不用担心饿死. 那么待遇方面就要保持对齐.

灵魂拷问: 人活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呢? 是工作还是家庭? 又或者都不是?

第4章　金光闪闪的80年代　1980年—1989年

日美贸易摩擦激化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 日本进入高速增长时期, 与美国的差距也逐渐缩小. 1965年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收支发生逆转, 美国的对日收支出现赤字. 此后, 美国赤字、日本盈余的形势固定下来.

日本采用热效率更高的连续铸造法提高制造工艺效率, 于60年代实现了比美国更低的钢铁制造成本. 日本的低成本钢材大量出口到美国, 引发了日美钢铁贸易摩擦. 日本汽车产量在1980年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 日美地位逆转的直接原因是, 石油危机导致汽油价格暴涨, 人们转为购买高效省油的日本汽车代替耗油量大的美国车.

即便是2026年, 日系车依然是以省油著称. 此外芯片技术和股市在这个时期也大幅增长, 使得日本经济呈现一种生机勃勃, 万物竞发的状态

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

20世纪80年代, 出现了被称为”逆石油危机”的情况. 1986年年初每桶近30美元的原油价格在接下来的半年间骤然跌至每桶10美元左右. 后来虽然有所回复, 但再也没有出现暴涨, 到1999年为止一直维持在每桶20美元左右. 原油价格下跌给石油进口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通货膨胀得到抑制, 促进了经济增长, 并改善了国际收支. 特别是在日本, 效果尤其明显.

上一轮由于石油涨价导致经济滞涨, 那么当因素翻转的时候, 自然会产生反向的效果

广场协议的签订背景是, 日本和联邦德国经济持续增长, 贸易盈余不断增加, 所以提倡日本和德国承担火车头作用, 牵引世界经济发展. 最终五国达成协议, 联合干预外汇市场, 诱导汇率向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 美元贬值的方向发展. 广场协议引发了外汇市场的剧烈振荡. 日元对美元汇率在一年之内上涨60%. 1986年7月, 汇率达到1美元兑换150日元. 之后, 1987年又升至1美元兑换120日元, 这一水平一直持续到1989年

无法自拔的金融缓和

由于日元的急剧升值导致出口增长减缓, 要求实施金融缓和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 实际上自从1980年8月日本央行降低基准利率以来, 日本在这近6年期间一直在实行金融缓和政策. 央行基准利率从1980年8月的9%经过连续5次下调, 1983年已经降至5%.

日本具备了原油价格降低、日元升值和利率下调三个条件, 当时被称为”三重优势”. 不过, 实际GDP增长率并没有立即提高, 甚至还从1985年的6.3%下降到1986年的2.8%. 因为日元升值导致了出口减少. 但由于消费支出保持了稳步上升, 1987年和1988年的GDP增长率又高了起来.

扩展:中日消费对比

自广场协议以后, 日本的国内消费支出强劲增加, 并拉动GDP增加, 日本已经不需要通过出口拉动GDP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和日本对于消费的观念差别很大, 在中国永远听到的都是如何刺激消费, 而根本不会见到消费过热的情况. 这种差异来自于多种原因:

发展阶段不同:工业化成熟期 vs. 工业化冲刺期

1960-80年代的日本已基本完成工业化, 人均GDP在1970年代就接近甚至超过欧美. 当时日本面临的核心矛盾不再是”能不能生产”, 而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 加上日美贸易战压力, 逼迫日本必须转向内需主导型增长. 直到今天, 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后半段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 大量产能需要外需消化, 内需不足是结构性常态. 国家核心战略长期是”保生产、促投资、稳就业”, 消费被定位为”稳定器”而非”主引擎”.

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国民钱包的”厚度”不同

日本”消费爆发”的前提:60-80年代, 日本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政策, 让居民收入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 更重要的是, 当时日本已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保、医保和养老金体系, 老百姓敢花钱. 日元升值后, 进口商品变便宜, 实际购买力大增, 加上股市、地产带来的财富效应, 直接引爆了消费热潮. 中国现实的约束: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长期偏低(约40%-45%, 日本、美国通常在55%-65%). 同时, 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刚性支出预期沉重, 预防性储蓄居高不下. 不是中国人不爱消费, 而是不敢消费——一个中产家庭可能因为一次大病或子女教育返贫, 这种风险意识下, 消费刺激很难奏效.

货币与资产逻辑:升值路径的致命差异

广场协议后的日元被迫大幅升值(三年翻一倍多). 这虽然打击出口, 但让日本国民的货币购买力在国际和国内同步飙升. 持有日元的人感觉自己变富了, 于是大举消费、投资房产和股票. 人民币长期被有意控制在”温和低估”水平(尤其对美元), 以维护出口竞争力. 即使有升值预期, 也是缓慢、可控、且有资本管制的. 国民不会因为本币升值而感到”钱包鼓了”, 反而因为升值预期, 企业更愿意结汇后在国内投资再生产, 而不是用于个人消费.

政策哲学的根本不同

日本(尤其当时)在成为工业强国后, 政策逻辑逐渐转向”消费者优先”. 例如, 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过度加班(鼓励闲暇消费)、甚至容忍一定程度的资产泡沫来维持财富效应. 中国政策逻辑本质是”生产者优先”和”社会稳定优先”. 即使现在提”刺激消费”, 手段也更倾向于补贴生产侧(如汽车购置税减免、家电下乡——最终受益的还是生产企业)或基建投资.

日本当年”消费过热”, 其实是广场协议后”出口受损、货币超发、资产泡沫、贫富分化加剧”的副产品. 当时普通日本家庭表面上的挥霍, 背后是房价虚高、工薪族靠炒股换大房子、以及”假装有钱”的社会心态. 泡沫破裂后, 这个消费神话随之破灭, 带来”失落的三十年”.

中国没有经历这个阶段, 恰恰是因为政策在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严格管控汇率、遏制房地产过度金融化、保持制造业基本盘. 代价就是消费始终温吞, 需要持续刺激.

从政策惯性的角度考虑, 即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 中国完成工业化进入发达国家水平, 恐怕也不会大幅调整现在的政策, 消费水平始终都会是一个差不多就行的样子.

由于认为”各国为纠正美元价值偏高而采取的国际协调干预对外汇市场带来了过度影响”, 1987年2月, 发达国家七国的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在巴黎卢浮宫举行了G7会议. 会议达成卢浮宫协议, 要求各国协调干预外汇市场以阻止美元进一步贬值. 然而日元升值与美元贬值的态势并未得到有效控制. 1987年10月19日, 纽约股市暴跌, 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一”. 当天股价下跌幅度高达22.5%, 远远超过1929年”黑色星期四”的12.8%. 这一事态引起各国证券交易所的连锁反应, 世界股票市场同时下跌, 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也大幅下跌14.9%.

此次股票下跌的原因主要在于:

  1. 美国贸易赤字不断扩大, 进入低速增长 + 高负债 + 高金融化阶段, 实体投资回报率低, 资金疯狂涌入股市与楼市. 1982—1987 年美股长牛, 道琼斯从 776 点涨到 2722 点, 市盈率飙升至 23 倍(历史均值约 15 倍), 明显高估
  2. 市场预测卢浮宫协议阻止美元贬值将会带来金融紧缩政策.
  3. 程序化交易与组合保险的 “死亡螺旋”, 机构持有约600 亿美元组合保险, 设定规则:标普 500 下跌一定幅度→自动做空期货. 10 月 19 日开盘现货暴跌→程序巨量做空期货→期货大幅贴水→套利者抛售现货买入期货→现货进一步暴跌, 形成恶性循环.

扩展:自动化交易与套利

这个时候的机构开始引入程序化交易, 当股价下跌时会购入对应的股指期货, 并且期望通过做空实现在期货上收益从而减少股票价格下跌的损失. 为了达到这一做空的目的, 会产生大量的期货卖单, 导致期货价格降低. 一旦出现期货价格低于股票价格, 则套利者会入场卖出股票并买入期货, 赚取股票和期货之间的差价. 这一行为会进一步加速股票价格下跌, 从而触发自动化程序更多的做空期货.

套利者的这一操作是无风险的, 他们只赚取股票和期货的差价, 而不会受到它们价格波动的影响. 每次操作时, 他们会同时卖出股票并买入期货. 后续随着市场波动, 股票和期货的价格会逐渐达到一致, 此时套利者在反向操作卖出期货并买入股票. 无论股票和期货在此期间如何波动, 两者的收益会相互抵消, 因此套利者可以无风险的赚取最初的差价产生的收益.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自动化交易程序写的有漏洞, 于是被套利者利用了. 此后股市制度也有改进, 引入了熔断机制, 避免出现大幅度的股价波动.

套利者的脑子这么好用, 用来在金融市场里面捞钱实在是浪费了

这一时期, 日本已经开始出现地价上涨的苗头. 因此这种情况下, 应该将金融缓和政策改为加息. 但是加息将会加速美元贬值, 有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由于担心”日本成为引发世界恐慌的源头”, 日本银行决定推迟加息. 从1987年2月至1989年5月, 基准利率一直维持在2.5%的极低水平. 这种异常的金融缓和状态被故意忽略, 从而最终导致了泡沫经济的发生.

这里有两个问题: 1. 日本的动机无从推测, 他们是否真如作者说的这么具有”责任感”呢? 2. 有点过于强调货币政策的作用了, 真有这么好用吗?

1979年, 玛格丽特·撒切尔就任英国首相, 推行被称为”撒切尔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主张缓和限制, 重视市场的调整作用, 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例如对一直由国家经营的电话、铁路和航空事业推行民营化, 对抗工会组织的罢工. 在金融领域, 缓和限制, 允许外国资本参入. 在税收制度方面, 推行改革, 减低所得税, 同时增加增值税, 鼓励国民自立. 撒切尔就任首相两年后的1981年, 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 推行了与撒切尔一样的自由主义改革. 里根在任期间, 降低所得税, 缓和限制, 增加企业的活力, 这些政策被称为”里根经济学”. 就这样,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恐慌以来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政策, 即重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控作用的政策慢慢消退, 重视市场作用的时代又开始复活.

这些操作可以说是奠定了现在西方经济的基调, 自从我了解到经济学的时候, 他们就是这样强调自由市场了. 也有人说这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终于战胜了凯恩斯主义”

不过加减税感觉是一个耗散系统, 无论是加税还是减税, 最终总是会有更多税款被某些其他环节吃掉了. 只要是耗散系统, 那么总就是有能量耗尽的时候.

扩展: 撒切尔主义改革与休克疗法对比

同样是推行以私有化、放松管制、削减福利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撒切尔夫人在英国(1979-1990年)和”休克疗法”在俄罗斯(1990年代初期)的结果确实天差地别. 这种差异并非偶然, 而是由初始条件、制度基础、改革策略和执行顺序四大根本性因素决定的.

维度 撒切尔改革(英国) 俄罗斯”休克疗法”(1990年代) 成败关键
经济起点 成熟的市场经济, 只是”生病”(滞胀) 计划经济, 需要”从零到一”建立市场 改造 vs. 重建
法治与制度 存在成熟的法治、产权保护、契约精神 旧制度崩溃, 新制度真空, 腐败横行 制度先于改革
改革策略 渐进、分行业、有选择 激进、一揽子、政治压倒经济 速度与顺序
政治目标 提高效率、抑制通胀、重塑活力 迅速瓦解旧体制, 创造新的资产所有者 经济 vs. 政治

初始经济条件:给病人做手术 vs. 把整个生命系统推倒重来

1979年的英国是一个成熟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 它的问题是高通胀、工会过于强势、国企效率低下(所谓的”英国病”). 撒切尔的任务是在保留心脏(市场机制)的前提下, 切除肿瘤(国企、强大工会), 疏通血管(放松管制). 整个社会的市场意识、会计制度、法律体系、银行系统都是现成的.

1992年的俄罗斯, 苏维埃计划经济体系刚刚崩溃. 它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私有产权、公司治理、证券市场、商业法律. 改革不是在已有市场基础上优化, 而是要在废墟上凭空建造一个市场. 这就好比不仅要设计发动机, 还要同时炼制钢铁、教授驾驶. 难度不可同日而语.

制度与法治基础:有护城河的城堡 vs. 无主之地

英国拥有数百年积累的普通法体系、独立的司法机构、对财产权的尊重、有效的反腐败机制和专业的公务员队伍. 撒切尔的私有化是在严密的法律框架下进行的:有独立的监管机构(如电信业Oftel)、有公开的上市程序、有对中小股东的保护. 寡头无法轻易侵吞国有资产, 因为法院和议会会介入.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 旧的法律和行政体系全面崩溃, 新法律形同虚设. 法院腐败、警察无能、腐败成为常态. 在这种”法律真空”下, “休克疗法”中最关键的私有化(特别是”凭证私有化”)变成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掠夺战. 懂权力、有关系的前苏联经理、官员、黑帮迅速利用信息优势, 用极低价收购民众手中的私有化券, 控制了国家核心资产(石油、天然气、金属等), 形成了恐怖的”寡头阶层”.

改革策略与执行顺序:先立法后卖资产 vs. 先送资产后立法

英国(渐进、有序): 撒切尔的私有化是分阶段、分行业进行的. 先卖盈利较好、竞争性强的行业(如英国电信、英国航空), 后处理自然垄断行业(如水电、燃气). 更重要的是, 她先建立监管框架(如1984年电信法), 再上市出售, 并且通过保留”黄金股”(政府有一票否决权)防止被恶意收购. 整个过程持续十多年, 市场有充分时间消化.

俄罗斯(激进、混乱): 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 采用”休克疗法”. 其核心错误是 “先破坏, 后建设” :一天之内放开90%的价格, 然后马上开始大规模私有化. 由于没有产权保护、公司法、破产法和有效的金融监管, 私有化不是在市场上交易, 而是在权力和暴力掩护下的直接瓜分. 结果是:工厂被内部管理者(厂长经理)窃取, 银行被关系户控制, 普通民众拿到毫无价值的凭证, 换来的是超级通货膨胀和赤贫.

政治目标与社会共识:经济复兴 vs. 政治决裂

英国: 撒切尔的核心目标是重振英国资本主义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她为此打了场持久的观念战, 获得了足够选民的支持(尽管反对声也巨大, 如矿工罢工). 改革虽造成失业剧增和社会撕裂, 但有福利制度作为缓冲, 且民众相信长期能受益.

俄罗斯: 叶利钦团队的核心目标是迅速、不可逆地摧毁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公有制), 并快速创造一个支持新政权的私有者阶层. 因此”凭证私有化”带有强烈的政治清算色彩——只要资产在私人手里, 苏联制度就不可能回来. 经济合理性被置于次要位置. 结果, 资产的确私有化了, 但落入了极少数寡头之手, 而广大民众成为彻底的输家. 这种极端不平等摧毁了民众对改革、对市场、对民主的信任.

泡沫形成

在来自海外的自由化压力之下, 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阶段性地推行金融自由化. 限制被取消, 利率反映了市场动向并由市场决定. 金融机构在开发和销售金融商品方面也享有了更大的自由. 原本的政策限制只能银行融资, 现在又逐渐放宽, 变为可以直接融资.

可转换债券是指有权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例如最初以100日元的价格发行的公司债券附有1份股票转化权, 那么当股票价格涨至150日元时, 将这份公司债券转换为股票在市场上出售, 就可以获取50日元利润. 另一方面, 如果股票价格下跌至100日元以下, 只要不转换为股票, 仍以公司债券的形式持有, 那么在赎回时仍旧可以得到100日元的本金及相应的利息. 对投资者来说, 可转换债券可以在股票价格上涨时获得盈利. 对企业来说, 由于与普通公司债券相比, 可转换债券的利率通常较低, 企业也可以减少融资的利息负担. 可转换债券其实早在1966年就有发行, 到了80年代后半期才开始急剧增加.

附认股权证债券拥有按照约定价格认购该公司股票的权利. 不同于可转换债券是直接将债券转换为股票, 附认股权证债券在购买股票时需要另外付钱. 但如果股票价格高于购买债券时约定的认购价格, 将认购的股票在市场上出售便可以获得利润. 另一方面, 由于附加有这种权利, 所以利率也相对较低. 因此对企业来说, 附认股权证债券也可以以较低的利息成本获得融资.

通过这些方式, 上市公司无须从银行贷款就可以按照更低的利率获得融资. 因此, 企业除了运转资金和设备投资之外, 也开始以资产运用为目的来进行融资. 例如, 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获取资金, 以大额定期存款的方式存入银行. 由于利率自由化政策的实施, 对信用度高的大企业, 银行往往会支付较高的利息. 于是大企业不费吹灰之力, 只通过大额定期存款就可以获得差额利息.

经典脱实向虚, 当企业发现搞金融似乎比实业更加赚钱的时候, 那么必然会全部都搞金融. 但是收益又不会凭空产生, 泡沫不就这样产生了嘛

这一时期还有”特金”(特定信托基金)、”信托基金”(fund trust), 短期融资券(CP, commercial paper)等多种金融产品, 均可以按照较低利率获得资金并存入银行获得差价. 于是认为”企业的财务主管不懂理财技术就是无能”的时代到来了. 企业不再关注原本的生产经营, 而是将精力用于依靠投资理财来获取收益.

地价开始暴涨

1983年, 东京市中心的土地价格开始以异常的速度飞涨. “支撑地价高涨的, 是大家的期待. 人们都相信”随着日本经济的增长, 东京将会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 世界各地的企业聚集在东京市中心, 希望在此拥有一席之地. 因此东京市中心土地的经济价值上升, 土地价格也会随之高涨. 在这种预期之下, 人们开始抢购土地. “

预期比实际价值更重要

转卖土地则是指买到土地, 再将土地转手倒卖. 地价不断上涨, 所以倒买倒卖能够牟取暴利. 用土地做抵押, 可以轻松地从银行获得贷款, 因此以将要购入的土地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取贷款, 几乎分文不出就可以进行土地的倒买倒卖. 很多公司为了牟取暴利纷纷投身于这个行业.

再次说明了投资才能赚钱, 乘法增长和加法增长可以说不是一个维度了

根据1987年1月政府公布的土地标准价格, 东京附近的土地价格比前一年上涨23.8%. 接下来的1988年1月, 土地价格上涨率高达65.3%. 1988年, 日本国土厅公布的《国土利用白皮书》指出, “以东京附近为中心的土地价格上涨是由实际需求所引起的. “也就是说, 这份白皮书认为, 土地价格上升并非投机导致, 而是土地需求大于供给引起的, 因此并非异常现象.

这相当于政府为土地价格高涨做了权威保证. 1990年, 东京周边的公寓价格已经超出人们平均年薪的10倍, 市中心更是高达将近20倍. 在首都区域, 不要说独栋住宅, 就是公寓价格也涨到了平民百姓难以承受的水平.

这一时期盛行开间公寓. 据说适合人们买来投资, 等价格上涨之后卖出赚取差价. 我在美国就日本经济问题进行演讲, 也越来越多地谈及日本的土地问题. 有一次, 我在演讲中对土地价格进行说明时, 发现听众都在台下偷偷地笑. 演讲结束后问他们为什么笑, 有人告诉我说, “你用平方英尺来计算土地面积很好笑, 因为在美国, 土地面积都是以英亩来计算的.

注意到: 1 英亩 = 43560 平方英尺. 那么很好, 这个笑话确实很好笑

随着土地价格的高涨, 股票价格也一路飙升. 1983年日经平均股价是8 000日元左右, 1987年10月涨至26 646日元. 仅仅4年就涨了2倍以上. 日本企业的市值总额, 在最高点时甚至膨胀为美国企业的1.5倍, 占整个世界的45%. 这真令人难以置信, 日本企业居然占据全世界企业市价总额的将近一半.

根据各平台的估算, 基本认为目前美国企业的市值占全球总市值的大约60% 而且前10的企业占据美国所有企业市值的90%

对于投资者”日本的股价太高, 已经高到了外太空”的担心, 听说证券公司的销售人员曾经这样回答: “就日本来说, 股票市场是不存在万有引力的. “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不尊重牛爵爷的, 这实在是太欢乐了, 这把契科夫之枪必须要射子弹了

挂在墙上的土地

市中心地价暴涨的同时, 地方城市也掀起了修建高尔夫球场的热潮. 开发商采用预付金的形式筹集到会员资格面额90%的资金. 然后再从银行贷款, 只要是修建高尔夫球场的项目, 银行通常都会批准. 之前一直踏踏实实地经营祖业的地方名流也都纷纷投身高尔夫球场的建设热潮中. 1985年, 全日本仅有1 400家高尔夫球场, 不过十几年间, 就增至2 400家. 此外, 1987年公布的《综合疗养地区整备法》(俗称《度假地法》)又掀起了度假地热潮, 对兴建别墅区的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前面提到的地价会持续上涨的预期, 对于银行来说这样包含土地的贷款是低风险的. 因为如果用户无法还款, 银行可以收回土地, 由于地价高速增长, 搞不好最后收益比贷款利息还要大.

此外在这个阶段, 政府对于金融机构的管控也非常宽松, 在如此有利可图的情况下, 银行自然是倾向于只要有土地就可以贷款的策略.

银行并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 反正拉到业务赚到钱是自己的, 真的出问题兜不住大不了一起死. 后来坏账爆发时, 7家”住专”的坏账占了整个泡沫坏账的大头.

泡沫经济时期的投资对象, 就这样从城市不动产到高尔夫球场, 再到海外的度假胜地. 范围逐渐扩大, 最终连美术品也成了投资对象. 人们的对话中也经常出现类似的话题, 例如”在银座的画廊买的画, 转手卖到其他画廊, 几分钟就赚了好几百万日元”, 或者”名画就是挂在墙上的土地”等.

“名画是挂在墙上的土地”的观点中包含两层错误. 第一, 土地原本是用于居住或者开展事业的. 但是当时, 土地却被当成倒买倒卖的赚钱工具, 这是第一层错误. 第二, 名画是用来欣赏的, 但是也被当作了倒买倒卖的赚钱工具, 所以说名画等于挂在墙上的土地, 这是第二个错误. 当时的人们居然能理所当然地提出这种逻辑, 而且谁都不觉得异常.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 日本企业大手笔的金融交易以及对海外不动产的投资在全世界都成了热门话题. . 当时在日本生命保险行业排在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日本生命保险公司和第一生命保险公司, 在一段时期里也是全世界生命保险公司总资产排行榜上的第一名和第二名. 日本投资海外不动产的势头也极为强劲. 1986年, 第一不动产公司以破纪录的价格买下了纽约的蒂芙尼大厦. 1989年, 三菱地所公司一举买下纽约市中心洛克菲勒中心14栋大楼. 日本对美国不动产的投资, 1985年约为19亿美元, 1988年增至约165亿美元. 1989年底, 日本土地资产总额约为2 000万亿日元, 是美国土地资产总额500万亿日元的整整4倍. 所以当时还有人会说出”卖掉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只用皇居的土地就可以买下整个加拿大”等豪言壮语. “

日本真的如此强大吗？

对当时的海外学者们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日本株式会社”, 认为日本独特的劳资关系和管理方式是日本经济强大的原因所在.

第一, 他们认为”在日本企业, 经营方与工会不是对立的”是重要因素. 在英国等国, 劳资关系对立, 企业常因为劳资纠纷而陷入困境. 劳动者要求增加工资, 导致企业的利润缩小. 但是在日本, 经营方与员工是一体的, 所以不存在类似问题. 第二, 他们认为”日本的公司经营者不必为股市的短期变动而患得患失, 因此他们能够从长期视角来考虑公司的发展”. 在美国, 股票价格下跌, 经营者就要被追究责任. 所以他们总是盯着股票价格, 只顾提高眼前的利润. 而日本的经营者们却不会受到这种市场的压力.

但是, 只要比较一下日本和美国的大学, 孰强孰弱就一目了然. 美国一流大学在各方面的实力都是日本的顶级大学所无法企及的. 从日本到美国留学的学生数不胜数, 可是却没有大批的美国学生来日本进一步深造. 这其实是日美大学之间的实力差距带来的必然结果. 全世界的一流头脑都集中在美国而非日本. 然而, 日本此时的经济实力却凌驾于美国之上.

如果从科学技术的角度作为切入, 那么确实要更靠谱一点. 管理和经营策略优化虽然可以一定程度提高生产力, 但总体上是有极限的. 而科学技术的突破最终才能大幅度的提高生产率. 因此从长期角度来看, 这个指标确实更具有价值和可观测性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 因为土地价格暴涨, 工薪族即使辛勤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自己的房子. 勤劳工作却未必有回报. 而倒买倒卖土地却能不劳而获地得到巨额财富. 辛勤劳动未必能获得相应的回报, 而空手套白狼的各种虚假无德的行为却能带来巨大财富. 这样的状况深深地刺痛着人们的尊严.

土地问题的原因并非土地不足. 实际上, 根据统计数据对土地容积率等进行比较就会发现, 与纽约、巴黎相比, 东京的土地容积率非常低. 也就是说, 东京不是土地不足, 而是土地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第一个原因是, 战争时期中修订的《租地法》与《房屋租借法》强化了土地和房屋租赁方的权利. 本来可以通过出租实现有效利用的土地, 其所有者却宁愿让它闲置起来. 或者对一些年代久远的旧房, 房主们也会一直让它空着, 直至倒塌毁坏为止. 因为一旦租出去就不能随意把租客赶走, 房主们宁愿空置也不愿意出租. 第二个原因在于, 拥有土地的税收负担(固定资产税和遗产税)太低. 从表面上看, 税率可能并不低, 但土地评估价值要远远低于市场价格. 特别是城市里的农业用地的评估值, 与住宅用地相比被压得很低.

这些制度阻碍了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 它们才是造成土地价格暴涨的真正原因. 我对土地问题的这个观点, 与我被借调到建设省期间曾经有很多机会与土地问题专家们进行过的探讨有很大关系. 建设省的很多专家都持有类似的观点.

不完全认同这一观点, 价格取决于需求和供给, 在这里面明显需求的问题更大, 即使对上述问题进行优化, 土地面积也难以有几倍的提升, 但是需求可以轻轻松松多出几倍的提升.

日本的地价上涨并非如《国土利用白皮书》或者许多人所相信的, 是由于需求增加而造成的长期现象, 而是由于对未来的过大期待以及金融缓和政策所引起的不伴随实际需求的暂时高涨. 认为”价格引发了泡沫”, 实际上意味着”市场的判断错误”.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 这是难以接受的观点. 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中, “市场的判断才是正确的判断. “. 承认泡沫的存在无异于经济学家的集体自杀行为. 所以经济学家不甘心承认泡沫也是情理当中的.

现在经济学不这么看了, 反正我读大学的时候, 经济学教材已经吐槽过经济学家的”无能”了. 经济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 难以实验验证.

当时, 我曾经警告某位政治家, “泡沫经济一旦崩溃, 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位被认为是自民党中最具智慧的政治家却回答我说, “哎呀, 最近我的选区的地价也终于开始上涨了. “像他这样的人, 居然也没有对土地价格的异常上涨感到怀疑.

日本这老师当得好啊, 我从来没听说谁乐观认为中国经济会无限高速增长

现在, 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地价以及股价暴涨是泡沫的观点. 不过对于其形成原因, 一般都认为是”过度的金融缓和政策催生了泡沫”. 金融缓和政策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我认为, 这个时代产生泡沫经济, 除了金融缓和政策之外,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80年代后半期的社会已经不再需要1940年体制”的事实.

首先, 企业变得能够在资本市场上直接筹集资金. 企业通过市价发行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券或者CP等各种直接金融方式, 不仅从国内市场, 还可以从海外市场获得资金. 第二, 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已经不再像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那样旺盛.

金融领域的1940年体制, 是割裂日本的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 实行锁国政策才得以成立的. 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利率实行统制. 但是随着日本卷入经济国际化和自由化, 战时金融体制也终于迎来了它寿终正寝的时刻. 因为存在这些结构性原因, 才引发了空前的泡沫经济.

简单来说就是作者认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模式没有发生改变, 因此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 全力投入到了能够最快获得收益的不动产投资事业. 当然是这个道理, 谁应该获得贷款, 谁不应该. 这本来就是应该仔细考虑的事情.

第5章　泡沫与1940年体制同时消亡　1990年—1999年

牛顿来到了日本

上一章的枪在下一章就马上开枪了, 伏笔光速回收

1989年12月, 后来被称为”平成鬼平”的三重野康就任日本银行总裁. 三重野认为, “工薪族努力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房的社会是不正常的, 必须紧缩金融, 抑制地价上涨. “他从1990年开始连续实施了金融紧缩政策. 同年3月, 日本银行将基准利率上调1%, 达到5.25%(第177页图4-4). 股价继续下跌, 此时已经比年初下跌了20%.

大藏省以银行局长名义下达题为”抑制与土地相关投资”的通知, 实施行政指导, 设定银行不动产投资上限, 也就是进行了”总量限制”. 然而实际上, 因为大型银行的子公司”住宅金融专门公司”不是总量限制的对象, 此后仍然积极投资房地产, 土地价格继续上升.

总体思路是限制银行贷款发放, 从而抑制房地产商的土地购买行为

1990年8月, 基准利率被上调至6%. 同月, 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伊拉克入侵邻国科威特. 伊拉克和科威特均为中东的产油大国. 两国之战导致原油出口受阻, 人们预测即将爆发新一轮石油危机, 纷纷在股票市场上抛售股票. 到同年10月1日为止的2个月间, 日经平均股价下跌33%, 降至最高值时的一半. 继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 1991年爆发海湾战争. 以欧美为中心的多国部队开始进攻伊拉克. 日本由于宪法的制约无法派兵参战, 因此作为补偿, 支付了有人说是115亿美元, 也有人说是130亿美元的巨额费用. 从1987年起, 日本人均GDP开始超过美国, 1995年甚至比美国高出48%. 既然差距如此之大, 那么日本人会有居高临下地”帮助美国”的感觉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本以为日本出钱纯粹是老布什嘴皮子厉害, 没想到日本在这个时间点这么有钱, 也是让老布什赶到好时候了, 能搞出这么漂亮的外交操作

1992年1月发生的一件事似乎让多数日本人更加坚定了”日本比美国更强大”的感觉. 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访问日本, 在欢迎晚宴中途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呕吐到邻座的宫泽喜一首相腿上, 从椅子上跌倒下来. 当时股价下跌但是地价没有下跌, 针对一定面积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征税也没有明显效果, 地价还是上涨. 人们一度认为股价和低价背道而驰, 说明地价没有泡沫. 日本国土面积有限, 地价不可能下跌

对于我来说, 第一反应是食物不干净. 但对于日本来说, 这是日本扶起了美国, 是关键性的事件. 人类就是这么奇妙.

不良债权增加

股价和地价开始下跌的1990年至1991年前后, 接连发生了”伊藤万事件””富士银行非法融资事件”及兴业银行的”尾上缝事件”等多起金融丑闻.

伊藤万事件是指,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伊藤万公司通过绘画交易等形式为黑社会相关人员提供非法资金的事件. 该公司的社长由住友银行委派的前高层管理人员担任. 富士银行非法融资事件是指, 该行职员伪造存款证明, 从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巨额贷款, 并通过包括黑社会组织在内的其他公司投资不动产的事件. 尾上缝事件是指, 某高级日式餐厅女老板从兴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高达数千亿日元贷款, 进行金融及不动产投资, 最终因投资失败而走向诈骗的事件.

这些事件显示出金融机构与地下社会之间的联系. 事件当时, 只是被当作个案来处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其他企业和金融机构也存在类似问题, 只不过是仍然藏在水面之下而已.

地价下跌之后, 大部分不动产投资都无法收回, 成为不良债权. 1995年夏, 大藏省对8家住专公司进行调查, 发现了超过8万亿日元的巨额不良债权. 金融机构出现了不良债权, 需要在公司结算时作为亏损来处理. 但如果不良债权的规模过大, 超过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时, 金融机构就要破产. 于是贷款给这家金融机构的其他金融机构也会受到牵连, 无法收回贷款, 从而引发金融机构的连锁破产.

毫无疑问, 应该由这些金融机构中出资设立各家住专公司的民间银行承担这些损失. 问题在于, 还有农林中央金库和各地方”信用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简称信联)等农林系统的金融机构也向住专提供了巨额贷款. 如果这些金融机构产生巨额亏损, 又可能殃及向它们出资的各地农协. 农协是自民党的强大支持基础, 所以政府及自民党绝不会允许对农协不利的情况发生.

再次见证了农协的强大, 吃不起大米在这些事情面前不值一提

1996年, 住专问题成为国会重大问题, 这一年国会被称为”住专国会”. 经过艰难交涉, 最终决定超出农林系统金融机构承受能力的损失, 由政府投入6 850亿日元进行处理.

赚钱是我的, 损失是国家的. 不用承担责任, 也就不需要考虑风险

山一证券破产

三一证券还是破产了, 当年接受了无上限的援助后活过来了, 这等于助长了反正有国家兜底的思想

1997年11月, 山一证券公司向大藏省汇报, 存在高达2 600亿日元没有记入资产负债表的潜亏. 当时山一证券的自有资本约为4 000亿日元, 亏损额已经超过资本的一半以上.

营业特金是指, 客户企业将资金托付给证券公司, 由证券公司完全负责投资运营. 因为资金的运用完全由证券公司决定, 证券公司可以赚取大量交易手续费. 与此同时, 客户企业的收益也能获到保证. 在类似交易中向客户承诺保证本金和收益的做法属于违法行为, 但营业特金却默许承诺保证本金. 因此双方一拍即合, 本金保证被称为”饭团”. 进行投资运用在股价下跌时就会发生亏损. 然而证券公司实际上却已经承诺保证本金.

原本证券公司应该公开资产运用的亏损, 进行财务上的处理. 但是山一证券隐瞒了亏损, 选择全部由自己承担. 为此, 山一证券采用了”表外化”的方法. 即山一证券向关联企业提供贷款, 将价格下跌产生亏损的股票按照当初的买入价格卖给关联企业. 通过这样的办法, 山一证券将损失转嫁给关联企业, 从而隐瞒了自己的亏损.

长银为了更轻松地获得利润, 开始投资不动产及度假地的开发事业. 不动产泡沫破碎之后, 这些投资纷纷变成了不良债权. 1991年底, 长银内部确定整个集团不良债权超过2.4万亿日元. 高层管理者们没有将其作为亏损处理, 而是隐瞒了这一事实. 其方法与山一证券相同, 长银设立下属公司, 将不良债权”表外化”. 当投资变为不良债权, 长银设立的下属公司按照账面价格购买借款方当初作为抵押的土地, 让借款方以此还清贷款. 下属公司向长银贷款, 获得用来购买土地和建筑房屋的资金, 在买来的土地上建起公寓出租出去, 用租金向长银偿还贷款利息. 通过这些操作, 长银将不良债权成功地转化为自己对下属公司的健全债权.

通过神奇的金融工具, 这些亏损就看起来没有了. 真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在山一证券宣布破产的1997年11月, 鉴于不良债权和股价下跌的压力, 舆论认为长银难以度过1998年3月底的结算. 因此自民党在12月底, 紧急公布了向所有金融机构注入30万亿日元的救助计划. 长银从中获得1 766亿日元资金用来充实自有资本. 长银实行国有化, 接受了为期18个月的特别公共管理. 在此期间, 政府对其投入了总额超过6.95万亿日元的救助. 加上对蓝天银行(原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的救助, 合计超过11万亿日元, 其中7.76万亿日元被确认为亏损.

为了处理包括这两家银行在内的所有破产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 截至2003年3月底, 国民负担高达10.43万亿日元. 平均国民每人负担8万日元. 按照一家五口来计算的话, 就是每个家庭负担了40万日元. 此次政府投入资金采用了国民难以发现的方式. 根据存款保险制度, 为了防止银行破产导致储户蒙受损失, 要求各银行预先计提保险费, 以防万一. 政府利用这一机制, 通过存款保险机构投入资金进行破产处理. 这样一来, 国民就无法了解所投入的资金当中到底有多少是属于国民负担的了.

为了处理长银、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等破产银行的善后问题, 政府投入了总计40万亿日元以上的救助资金. 5年后的2003年, 人们得知”40万亿日元资金当中, 有10万亿日元无法收回, 最终成为国民负担”, 但这时已经时过境迁, 人们也早已忘了当年的情况了.

算是回应了序章说到了为什么不相信政府

随着地价下跌, 日本的土地资产价值大幅缩水. 日本不动产研究所的土地价格指数变化显示,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地价指数为270左右, 到了2004年降至70左右, 14年间下降到当初的三分之一以下. 除城镇以外, 包括耕地、山林等在内的土地资产总额由1990年的2 452万亿日元降至2004年的1 245万亿日元, 几乎减少了一半. 当然这只是数值上的计算, 并不代表日本实际失去了这么多资产. 高价购买了土地的人后来因为地价下跌蒙受了损失, 但当初把土地卖给他的人却获得了收益.

这才是对的, 既然是交易, 自然有人亏就有人赚, 只不过亏的人声量更大, 而赚的人不会主动说些什么而已.

1997年, 为了推进不良债权的处理, 不良债权核销证明制度被废止. 从银行来看, 将不良债权作为坏账损失处理, 应缴纳的法人税会减少, 也就是能够实现免税核销, 于是开始积极处理不良债权. 此项措施加速了不良债权的处理. 每逢重大问题, 政府必须公开其发生的原因和处理的过程, 并且进行充分的讨论. 后世的人们也可以由此学到有益的经验. 然而对泡沫经济的善后处理, 却并没有这些过程. 超过40万亿日元的救助资金当中, 有10万亿日元无法收回, 法人税收入减少了39万亿日元, 我们却没有讨论过这些情况的原因、过程以及是非对错.

按照日本税法, 如果一个企业宣布破产, 那么银行可以将提供给该企业的贷款视为坏账, 从而抵扣利润. 由于利润减少, 因此缴纳的税也减少. 为了避免银行利用这一方式漏税, 只有企业宣告破产时才能如此操作, 否则银行在免除企业的贷款时, 需要按照贷款的40%比例交税.

此时许多企业还未处于破产状态, 因此银行倾向于不进行免除处理, 以免产生税款. 为了推进不良债权的处理, 政府临时废除了这个制度, 银行可以免除税务并且无需纳税. 这导致税收产生相当大服务的减少.

为什么免除债务还要收税? 因为从资金流动的角度看, 这等于银行无偿向企业提供了资金. 如果银行可以直接按照坏账处理, 则可以联合企业漏税. 这一制度算是对这种行为的补丁.

大藏省丑闻

1995年”大藏省丑闻”曝光, 大藏省因此陷入大乱. 事件始于1995年3月EIE公司社长高桥治则作为证人被国会传唤. 高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披露了曾用私人飞机招待东京海关总长田谷广明到香港旅游的事实.

从此以后, 大藏省的丑闻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一件接着一件地被揭发出来. 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无内裤火锅店”一词. 在1995年的丑闻中, 大藏省官僚接受招待的色情场所的名字, 使大藏省彻底失去了社会的信赖. 名字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1. 还是日本人会玩, 果然艺术来自生活
  2. 作者再次强调名字的重要性了
  3. 以前大藏省未必就有多清廉, 但是发展速度比较快的时候, 人们不太追究这些事情

在考虑1940年体制的问题时, 大藏省失信于民这件事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因为1940年体制从本质上讲, 就是不通过市场竞争来分配资金, 而是由有关部门进行配给的体系. 国民相信”公平地进行分配”, 是其存在基础. 一旦失去国民的信赖, 这个体系就面临崩溃.

第6章　前进中的世界把日本抛在了身后　1980年—

经济停滞的原因并非通货紧缩

一般的观点是: “原因在于通货紧缩. “人们认为, 由于股价与地价下跌, 引发了不良债权问题, 导致金融系统瘫痪, 使日本经济陷入衰竭. 由于消费物价指数不断下降, 大家都认为”以后再买更划算”, 从而放弃马上购买. 企业制造出产品也无法高价出售, 利润率因而降低. 因此, 日本衰退的原因在于通货紧缩. 所以只要实施金融缓和政策, 提高物价, 日本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

日本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地价下跌导致不良债权问题迟迟未能解决, 也不在于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下降, 而在于日本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不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经济学中有”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 也就是说, “在进行贸易往来的世界, 如果两个国家采用同样的技术进行生产, 即使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跨越国境往来交流, 两国之间的工资水平也会趋向均等. “依照这个理论, 如果中国发展工业化, 与日本开展同样的生产活动, 那么从长期来看, 日本的工资水平也将不断下降到与中国相当的水平. 这正是90年代以后, 现实世界发生的各种问题的本质所在. 想要避开这个工资水平不断降低的过程, 唯一的方法是开展中国所没有的经济活动. 换句话说, 只有高生产率的新兴产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时, 我以为作者是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不过实际上作者的意思是要转型到金融和医疗这样高价值的领域并放弃制造业这种不赚钱的领域.

2004年起, 我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生活了一年. 这里既是IT革命的中心, 也是住宅价格泡沫的中心区域之一. 因此, 我有机会亲眼见证了美国住宅价格不断上涨的实际过程. 当时虽然房价已经足够高了, 但只要它继续上涨, 卖掉买来的房子就可以赚到差价. 人们以为, “反正会涨价, 买多贵的住宅都没事儿. “

从银行也可以轻易获得住房贷款. 其中还有人预测将来房价会继续上涨, 把这一部分也额外加进贷款金额当中. 因此就产生了下面的奇妙现象, 即通过住房贷款拿到手的钱比实际房款还要多, 买房人又用多余的钱买了汽车. 因此, 汽车的销售台数也大幅增长. 不只如此. 日本出口赚来的利润还会以资本输出的形式再度流向美国. 虽然无法通过统计来查明这些流回美国的资金的具体用途, 但毫无疑问, 其中的一部分被用于购买住宅.

当时, 为了抑制房价上涨, 美联储采取了金融紧缩政策, 但市场利率却并未随之上涨. 来自世界各国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 所以美国国内实施金融紧缩政策也未能见效. 美国的房价泡沫不是一国内部发生的现象, 其背后是世界规模的资金循环机制在起作用.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尽管当时日本的丰田汽车畅销, 占据了美国的大街小巷, 但日美之间却并未发生贸易摩擦. 这与广场协议时的情形截然不同. 这是因为与20年前相比, 美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然美国仍然拥有汽车产业, 但与从前不同的是, 如今的汽车产业在美国经济中已经不再占据重要地位. 汽车产业的衰退已经不再是左右美国政治的重要问题了.

饮鸩止渴:制造业因日元贬值回归日本

2004年, 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外汇干预, 其结果就是日元不断贬值. 日本国内的制造业借此得以暂时好转, 恢复了营利能力. 对于这个趋势, 我强烈地感到不对劲儿,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日本出口产业的利润情况好转完全是日元贬值带来的. 所以看到工厂回归日本的现象, 我相信, “这是错误决策, 是与从长期来看的时代变化趋势背道而驰的.

正如我所担心的, 几年之后, 无论是夏普公司还是松下电器公司的电视机部门都出现巨大亏损, 陷入了危及企业存续的事态之中. 日本机电生产厂家在国内增建工厂的做法一败涂地.

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与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于2007年破灭. 其原因是与房贷有关的金融产品价格暴跌. 由于房产价格下降, 不能按期偿还房贷的情况急剧增加, 导致以房贷为基础的证券化产品市场价格暴跌. 这次危机又被称为”次贷危机”, 因为引发问题的房屋贷款多为面向低收入人群的次级抵押贷款.

之后, 美国房价继续下跌, 导致销售与房屋抵押贷款相关的金融产品的机构陷入经营困境. 终于在2008年9月, 美国老牌投资银行之一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 信用危机笼罩了整个美国金融市场, 并迅速蔓延到全世界的金融市场. 这就是导致了世界金融危机的”雷曼冲击”.

此次金融危机基本上没有对日本的金融机构带来什么影响(因为日本没有对金融衍生品进行投资). 但日本的出口产业却因此受到巨大冲击.

受金融危机打击最重的是日本制造业

2004年到2007年, 在金融危机之前的这段时期, 日元一直不断贬值. 于是出现了大量利用日元的低利息进行日元贷款, 再将日元换成美元进行投资的”日元套息交易”. 为了促进日本的资金流入美国, 日元被人为地推进贬值. 然而金融危机之后, 投向金融衍生商品的资金被收回, 重新流向日本. 资金流向很快逆转, 日元开始急剧升值. 日元升值加上美国市场缩小, 日本的出口产业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日本股票价格暴跌, 丰田汽车公司的股价走势图多次出现直线下跌. 股价陷入了垂直下降的自由落体状态.

牛顿又回到了他忠诚的日本股市

金融危机之后, 原本投向美国房地产的资金转而投向英国等欧洲各国, 导致这些国家产生了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 金融机构陷入经营危机, 政府不得不投入公共资金救市. 这些情况又引发了财政危机, 使整个欧元圈陷入恐慌. 同时, 中国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引发经济萧条, 连续5次降息, 实施了总额高达4万亿人民币的大型经济刺激政策. 这导致中国国内发生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以及其后的房价下跌. 我认为中国政府至今仍未能有效处理房价下跌造成的金融机构及地方政府的不良债权问题.

终章　我们应该何去何从

我在本书中多次提到”感觉不对劲儿”. 关于这些不对劲儿的事情, 我想再做一些更深入的思考. 我想用”不对劲儿”这个词表达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就是”这种情况明明不可能持续下去, 可人们却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 而且不可能持续的情况也竟然一直在持续”的感觉. “

“不对劲儿”是因为”劳动致富”原则不再成立

我认为”想要过上富足的生活, 必须辛勤劳动”, 而这个原则不再成立的状态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就是说, 现实变成了”不用劳动就能收获财富”. 这是不可能的, 至少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

到70年代为止, 日本人基本上都是信奉”劳动致富”这个原则的. 日本经济得以增长, 也是因为日本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增加了社会可利用资源的总量. 如果不劳而获的人越来越多, 就说明社会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 8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 就属于这种情况. 运用理财技术就可以不付出劳动而获得收益, 或者依靠空手套白狼地开发高尔夫球场, 就可以积累起庞大的资产. 甚至倒买倒卖美术作品也能获得巨额利润.

但是, 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因为所有人都不再踏实工作的话, 整个经济就无法创造出附加价值, 最后只能变成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 因此, 早晚会有人会因此遭受巨大的损失.

解决护理问题必须依靠高生产率产业

这个观点很有趣, 如果护理行业本质上属于服务业的话, 那么由于人口数量减少, 整个行业的价格只能不断拉高, 最后就是大部分人无法获得相应的服务, 只能依靠家庭, 但是家庭本身也在人口减少中
如果在这个行业有技术发展, 能够代替一部分人力, 使得成本不直接随人口数量变化, 甚至利用规模效益使得成本递减, 那么就能很大程度的解决这部分问题.

用竹枪和水桶迎接超高龄社会

好嘛, 这次演都不演直接明说什么叫”我不相信政府”了

现在日本面临着产业结构无法适应世界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 将来的日本就不会比现在更富裕. 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迅猛速度, 这是一个紧急课题. 日本已经没有时间再通过金融缓和政策促进日元贬值来敷衍一时, 或者设定2%的物价上涨率等毫无意义的目标. 不转换经济政策, 就如同战争时的领导者要求民众”敌人投下燃烧弹, 我们就靠传水桶和日本精神把火扑灭”一样, 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指望政府负责不太现实, 尤其是如果不负责也没有什么影响的时候.

人们竟然幻想”不靠增强产业实力, 就能克服老龄化社会的难题”. 政府宣称, 养老金制度不会崩溃, 通过家庭护理可以解决老年人的护理问题. 对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不足问题, 试图通过鼓励女性和老年人加入劳动力市场, 或者提高人口出生率来应对.

但是, 这些举措都不过是人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鼓励女性和老年人加入劳动力市场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 可是目前为止却没有相关政策出台. 至于提高人口出生率, 不要说还没有有效对策, 即使实现了这个目标, 也会由此产生一段时期内问题反而更加严重的情况. 因为即使人口出生率上升了, 新生儿也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成为劳动力, 这期间的被扶养人口反而会增加.

那么与此相反的, 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 相当于一代人的时间中, 被抚养的人口数量减少, 从而减少了压力. 这可以说是一种向未来贷款了, 如果科学技术没有显著提高, 那么借来多少钱就要在未来还回去多少钱. 唯一有利可图的情况就是技术的发展使得还钱的时候成本变低了,那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平成日本经济史

平成日本经济史和日本战后经济史的作者是同一人, 并且接续了日本战后经济史, 更加详细的讨论了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左右的经济史. 因此在看完上一本书后可以无缝的继续阅读这一部分书. 由于作者在前一本书中已经较为详细的讨论了泡沫经济事情的事情, 因此前面4章的新内容其实不是很多, 从2000年到2010年左右的内容才是完全新的.

第一章　日本人没有察觉到泡沫经济的崩溃

20世纪80年代, 也就是平成时代之前, 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升. 由于受到70年代石油危机的影响, 80年代的欧美经济不断倒退, 而此时日本的经济实力显著提升(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平成年号自1989年1月8日明仁继位开始使用, 至2019年4月30日明仁退位结束.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 房价开始异常上涨. 1990年, 东京圈的公寓价格是人均年收入的10倍以上, 东京都中心位置的房价更是逼近人均年收入的20倍. 假如贷一半的款去买东京都中心位置的公寓, 以5%的年利率来计算, 那么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相当于年收入的一半. 在首都圈, 即使是集体住宅, 普通劳动者也无法承受.

数字太大的时候, 多少已经没有意义了, 无论是10倍, 20倍反正都是买不起的.

20世纪90年代初期, 日本经济触顶. 日本企业的销售额和营业利润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1990年的新年首个交易日, 日本股价就全面下跌. 从此, 日本股价开始持续下. 此外, 地价也从1991年开始下降. 因此, 处理不良债权成了重要课题, 金融机构陷入经营危机.

如果在1990年高点(2884)上车, 那么直到2018年依然处于差不多砍一半的水平(大约1600). 不过从2022年开始逐渐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目前已经达到了3899左右

更关键的是, 企业的销售额和营业利润也从1990年开始急转直下. 从6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末, 日本所有法人企业的销售额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1970年是214万亿日元, 然而, 到了1991年, 日本法人企业的销售额突然见顶. 1995年, 日本法人企业的销售额是1485万亿日元, 2000年是1435万亿日元, 一直保持平稳状态.

除了企业的销售额, 企业的利润也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下降. 1970年, 日本企业的利润是10万亿日元, 1980年是29万亿日元, 1990年是50万亿日元. 但是, 1990年日本企业的利润达到了顶峰, 之后开始急速下降, 在1995年减少到35万亿日元, 2016年是59万亿日元.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 办公室白领女性们开始流行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很多白领女性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选择辞职, 然后拿着离职金和失业补助去国外旅行, 等玩了一段时间后再回国重新找工作. 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90年代. 事实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很多人在国外旅行回国后, 发现工作越来越难找了. 当时很多人还觉得不可思议, 觉得怎么会没有工作呢.

由于中国过于平等了以至于我最开始读到这段文本的时候非常疑惑. 之前不是说好了终生雇佣+年功序列制度, 作者一个月加班300小时的吗? 为什么还有离职和出国玩的情况?

实际上原因很简单, 以上制度只针对男性毕业生. 日本的女性入职后通常只会安排一些外围工作, 并没有什么晋升通道. 同时企业也一般将她们视为临时劳动力, 因为她们可能在结婚后就会离职. 此时的日本经济增长非常快, 就业比较容易, 工资水平也很好, 因此工作一段时间后出国玩一段时间也就可以接受了.

只能说日本就是这么奇妙的符合刻板印象了. 不行了, 日本怎么没女权呢, 我都拳头硬了.

日元升值冲击

1993年, 日元升值冲击席卷日本. 日元持续走高, 到1995年8月(除了1994年12月)一直是1美元兑90日元左右. 1995年4月19日, 日元对美元汇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美元兑79日元的水平

对于1995年的日元升值, 学者们指出了很多原因. 例如, 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 使得海外投机资金选择日元作为避险货币, 以及克林顿政权对人民币贬值的默许等. 1995年的这次被称为”第二次日元升值冲击”(第一次日元升值冲击是在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签订后发生的)

日元升值, 意味着日本人的购买力提升了. 然而, 虽然日本国民变得有钱了, 但日本企业的利润减少了. 日本全部产业(不含金融和保险业)的营业利润从1992年的41.0万亿日元下降到1993年的32.0万亿日元, 下降了21.9%, 其中制造业领域的营业利润下降了27.5%. 日本的贸易顺差也从1992年的13.5万亿日元减少到1996年的6.7万亿日元, 减少了近一半.

由于日元升值, 相对应的物价会下跌. 但是作者认为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才是这一轮通货紧缩的本质.

复合萧条论的错误

复合萧条论认为银行惜贷是造成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 也就是说, 宫崎义一认为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并不是实体经济的问题, 而是金融部门的问题.

这种判断在数据上无法印证. 首先, 这一时期银行的贷款余额并没有减少, 日本金融机构贷款平均余额在1991年7月是502万亿日元, 之后开始持续增加, 在1993年到1994年这段时间里达到520多万亿日元, 到1999年初为止, 一直在500万亿日元以上变动, 到了1999年中才开始减少.

其次, 假如企业需要投资资金, 而银行出于惜贷考虑, 抑制贷款, 那么长期利率理应上升, 但事实上长期利率并没有上升, (借贷约定平均利率)反而明显下降了. 1991年7月日本的长期利率为7.7%, 之后急速下降, 到1995年只有3%左右了.

银行和企业就贷款这个事情可以视为卖方和卖方在交易货币, 而利率就是价格. 因此当供给减少时, 代表价格的利率就应该上升. 而企业通常在投资时需要进行长期贷款, 因此长期利率更能反应这个现象.

这两个理由看起来还是非常硬的, 实际数据确实与复合萧条论的解释不匹配. 此外, 过于迷信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 来一点货币政策就指望经济变好那是不可能的. 作者再次强调实体经济才是关键. 这很对, 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

第二章　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加快推进工业化

在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当中, 最早崭露头角并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显著发展的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 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规模都较小, 所以并没有对世界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

1978年,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方针, 中国工业化进程从此加快推进. 为了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中国政府于1979年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为经济特区, 之后又将上海、天津、广州、大连设为经济技术开发区, 计划在这些地区吸引华侨和欧美企业的投资, 加快推进工业化.

中国的实体经济发生真正的变化是在90年代中期, 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时候. 过去, 所有的产业都由国家运营, 改革后, 能源、通信、重工业、金融等基础产业的大企业都在国有基础上, 作为股份公司上市. 其他企业也进行了民营化改革. 这一政策是成功的,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 中国急速推进从农业到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转变.

1993年经济增长率接近15%, 那个时候可以对标日本的高速增长时期了

虽然”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也对日本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远没有90年代中期整个中国经济对日本的影响大. 中国拥有大量的劳动力, 从而能生产出更便宜的商品, 这样一来中国就改变了制造业领域的国际竞争条件. 在此前一直由日本支配的制造业市场上, 日本占据的份额逐渐被取代, 因此日本不得不后退.

日本应该如何应对工业化趋势

首先, 制造业必须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新的环境. 也就是说, 日本要从依赖出口的大批量生产型制造业中脱离出来, 转换商业模式, 转变为利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生产的生产方式. 日本的企业就只负责产品的创意开发和销售即可. 也就是说, 要转变为”不生产东西的制造业”.

可以概括为”学习苹果公司”. 不过苹果公司可没有那么容易学习, 苹果的设计能拿到大部分利润, 而制造环节只能获取少量利润, 这种事情难保能一直维持下去.

其次, 由于亚洲各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 因此只要利用好这一点就能降低生产成本, 日本应该将以往在国内设立的工厂转移到海外.

最后, 也是十分必要的一点, 那就是”脱工业化”, 整体改变日本的产业结构. 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发展下来的”制造经济”并不能像之前那样有效果了. 日本政府应该承认这一点, 并逐渐提高金融业等高度服务型产业的比重.

这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日本和中国的差异. 日本可以尝试把生产转移到中国, 中国可没法再转移到其他国家了. 无论日本以后走这条路能否成功, 中国都不能模仿了.

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如果继续比制造业, 日本的成本太高, 难以和中国竞争. 如果放弃制造业投入金融服务业, 那么等于放弃了科学技术, 长期看也是不利的.

制造业由垂直一体化走向水平分工

在此之前, 制造业的主流生产方式是”垂直一体化”. 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 一项工程从开始到结束的所有工序都在一家企业里进行.

水平分工的特点是, 一项工程的所有工作并不是在一家企业内部完成, 而是由多家企业分别负责不同的工序, 但是整体上又像是一个企业一样进行生产活动. 水平分工的生产方式最初应用于个人电脑的生产领域. 例如, 操作系统的开发由微软负责, CPU的生产由英特尔负责, 然后由戴尔或康柏等厂商来进行组装.

书上说, “日元一升值, 出口就会减少, 进口会增加, 贸易顺差就会减少”. 但是, 现实里发生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在1985年的第一次日元升值冲击中, 虽然出口减少了, 但是进口也减少了, 所以贸易顺差并没有减少很多.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第二次日元升值冲击中, 虽然出口增加了, 但进口增加得更多, 所以贸易顺差就减少了.

这一时期, 进口显著增多的就是电脑. 这一现象被称作”康柏冲击”. 之前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美国康柏电脑公司, 就这样推出了低价电脑. 再加上日元升值, 所以之前卖50万日元一台的电脑, 到了1992年竟然不到13万日元, 简直难以置信.

这个时期美国经济开始好起来了, 老布什和克林顿的政策也是挺好的.

英国复活了

20世纪90年代初期, 英国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一半左右. 所有人都认为, 如此大的差距, 英国绝对不可能超越日本. 但是, 这个”绝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英国复活了. 英国的”复活”并非依靠制造业, 实际上, 英国制造业到现在依然很薄弱.

让英国经济复苏的是高端服务业, 尤其是金融业. 随着其金融业的高速发展, 金融业及其相关服务行业的就业机会大幅增加. 20世纪90年代以后, 金融产业成了牵动英国经济增长的引力.

此外,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即便在英国经济最差的时候, 英国在信息和知识相关的基础设施方面也依然很强, 尤其是大学, 像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日本的大学始终也没有超过它们.

每个国家都是不一样的, 日本未必能走上英国的路. 现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中国和美国比拼科技了. 等那一天中国成为世界学术中心的时候, 也就算是实现现代化了.

20世纪80年代, 底特律的市中心宛若一片废墟. 因为受到日本出口的压制, 美国的汽车产业正面临破产. 此时, 美国已经开始发展新的产业, 南菲尔德逐渐成长为底特律都市圈新的商业中心. 如今, 微软、思科等高科技企业都在这里设立了办公室.

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 美国的钢铁业开始衰退, 工厂相继关闭, 城市里出现了大量的失业者, 到处都能看见荒废的钢铁厂和污染物, 匹兹堡成了美国最不宜居的城市之一. 但是, 匹兹堡的经济之后又复苏了, 因为匹兹堡进行了以高科技产业为首, 以保健、教育、金融为中心的产业结构调整, 尤其是健康医疗产业的发展十分迅速. 匹兹堡如今已是全美国第二的医疗研究城市.

作者的意思就是: 金融、保险、医疗等高服务产业取代了衰退的制造业

第三章　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金融大崩溃

在长银为期18个月的特别公共管理期间, 日本政府给长银投入的公共资金高达6.95万亿日元. 加上对原日债银行的救助, 政府共注入了超过11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 其中7.7622亿日元被确认为亏损. 也就是说, 国民需要背负的负担约7.7622万亿日元.

在对不良债权的处理中, 有多少是属于免税偿还, 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可想而知, 大部分应该都是免税偿还. 假如全部都是免税偿还的话, 上文中提到的近97万亿日元的处理总额, 乘以法人税实际税率40%, 得出的数额约为39万亿日元. 这39万亿日元就是金融机构少缴纳的法人税金额. 20世纪90年代以后, 日本的法人税收急剧减少,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假如把这39万亿日元与政府给金融机构投入的10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加起来, 那么纳税人的负担就高达49万亿日元. 也就是说, 国民人均要背负38.5万日元的负担, 如果是五口之家, 那么这家人就需要背负192万日元. 这还只是平均值, 对于那些纳税额高的人来说, 无疑要背负千万日元级别的负担.

就是因为银行的随意放贷, 才造成如此大的债务, 而这些都被纳税者承担了. 而且, 这些资金的投入采取了让人难以发现和理解的形式,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身上的负担. 同时, 也有人从中受益, 那就是从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却没有还钱的企业. 但是, 我们并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企业. 能让如此违背常理的事情泛滥猖獗的国家, 全世界应该也只有日本了.

经典做坏事没惩罚, 借的越多收益越大

第四章　21世纪日本经济的虚假繁荣让改革渐行渐远

日本政府开始大规模干预

20世纪90年代末的日本, 日本经济整体都在急速下滑.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 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种办法. 在金融政策方面, 日本央行于1999年实施零利率政策, 之后又在2001年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还有一项措施, 就是直接干预汇率. 为了阻止日元持续升值, 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了汇率干预的措施, 于2003年1月开始频繁抛售日元, 买入美元.

对于日本的这一举措, 美国政府并没有做出明显的批判. 这是因为, 日本在干预汇率的过程中, 其中的美元资金也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

拿日元买美元, 当然会导致日元贬值或者美元升值. 之后日本拿这些美元去买美国国债, 短期内对于汇率没有直接影响. 由于此时美国正在进行伊拉克战争, 因此日本大量买入美国可以抑制国债的利率, 从而降低美国的融资成本.

伴随着日元的贬值, 汽车、电器等大型出口企业的利润开始激增. 2004年3月初, 日经平均股价时隔1年零9个月再次超过了1.15万日元. 但是, 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 海外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 认为”日元贬值会削弱欧美企业的竞争力”.

2004年3月2日,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针对日本政府的汇率干预行为, 表达了不满, 他表示:”日本已经没有必要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汇率干预来阻止日元升值了. 最近的经济动态证明了这一点. “. 日本政府和央行在接收到格林斯潘的警告后, 于2004年3月5日停止了之前以万亿日元为单位的干预措施, 并于3月16日完全停止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到了这个时候, 美国不需要日本继续大量买国债了, 而且日元贬值会提供日本产品的竞争力, 对美国的制造业有损, 因此又开始反对日本的操作了. 日本终究还是只能当美国的狗了.

即使在日本政府停止汇率干预之后, 日元汇率依然持续走低. 因为从2005年开始, 美国的利率上升了, 由此日美的利息差扩大了. 这就引发了日元套利交易, 从而加速了日元贬值. 2007年夏天,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

此时日本已经约等于零利率了, 因此从日本借钱后换成美元, 可以购买美国国债等比较安全的项目, 等时间到了在将美元换成日元, 还给日本的银行. 于是只要日元和美元的汇率不变, 就可以无成本的稳赚美国国债的收益.

当大量的人都这样操作时, 还会短时间卖出更多日元, 进一步导致日元贬值. 如果日元贬值还可以获得更多收益.

出口导向型经济

日本经济从2002年1月开始恢复并逐渐繁荣起来. 这是日本在二战后最长的一次经济繁荣, 持续了73个月, 一直到2008年2月.

此次的经济繁荣与以往的经济繁荣有着不同的特点. 首先, 出口的增加拉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 日本的出口几乎停滞, 直到2001年左右也依然呈减少趋势. 但是从2002年开始, 日本的出口开始转向增加, 到了2007年, 日本的出口量达到了2001年的1.71倍

这就和记忆对上了, 等我能分辨什么是日本产的商品时, 至少也是2005年之后了. 日本在80年代虽然出口商品也多, 但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还是太遥远了.

2002年以后, 实际出口额比上年增长率持续保持7.5%的高增长, 到了2004年, 更是达到了13.9%的高增长率, 而实际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率最高时候也只有1%多. 在经济高度增长时期的日本, 拉动日本经济的主要是设备投资. 但是这一时期却明显不同于当时. 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之所以被称为”依靠外需的经济复苏”, 正是这个原因.

当时, 很多日本人都觉得,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期一直笼罩在日本的乌云已经消散.

日元贬值是”毒品”

由于日元贬值, 日本的出口产业的利润增加, 企业的工厂也开始回归国内. 在此之前, 很多日本企业因日元升值而经营不善, 于是将工厂转移到海外, 但是, 日元贬值时就马上回归国内.

在2005年和2006年日元贬值的时候, 日本企业经营者们只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只要日元贬值, 日本就能回到繁荣的过去”. 然而, 过了很久之后, 人们才意识到”日本的企业不适应世界环境的变化”. 2008年秋, 受雷曼事件的影响, 日本出口产业遭到重创, 此时日本企业经营者们才感慨”果真如此”. 当时, 夏普和松下的电视生产部门都出现严重赤字, 甚至威胁到了企业的生存. 可见, 日本电器制造企业在国内增设工厂就是一个失败的决策.

日本需要做的事是, 冷静地判断”在世界分工体系中, 日本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比较优势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随着中国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和信息技术的飞跃进步, 在发达国家中, 比较优势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因此, 关键问题是要应对这一变化, 而不是找理由维持现状. 如果一味地找理由且不做出任何改变, 那无疑就是执念于过去、抵抗世界的潮流.

不管怎么说, 在原地等死是肯定会死的. 做点改变可能也会死, 但总比原地等死好一点

第五章　美国房地产泡沫和雷曼事件

席卷整个美国的房地产泡沫

旧金山湾区都市圈的房价相当高, 超过了全美平均水平的3.5倍, 2004年的房价上涨率也比上一年高出15.5个百分点. 帕罗奥多的平均房价更是达到了138万美元, 是旧金山湾区都市圈的两倍, 与全美平均水平相比, 高出约7.5倍.

硅谷是房价上涨最为明显的地区, 因此当地的报纸上频繁出现一些讨论是否存在房地产泡沫的报道.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就是”泡沫”. 其论据是, 房价的上涨率远远高于租金的上涨率, 部分地区的租金在下跌, 但房价却在上涨.

然而, 房地产商却认为这不是”泡沫”. 因为”房源供应有限, 所以今后房子价格依然会上涨”(当然, 也可能是因为自身从事房地产行业才这么说).

按照这个逻辑, 以后人口数量会快速减少, 房价也得对半砍

“趁着房贷利率低, 要赶紧买”, 这种抢购需求确实会有,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其背后肯定还有人们对于自己的房产升值的期待. 虽然房价高, 但是只要房价持续上涨, 把手里的房子卖出去就能赚取差价. 所以很多人的想法是”反正总会升值, 买得多贵也没关系”.

“转卖产生巨额利益”是泡沫经济的显著特征. 资产之所以有价值, 是因为其本来有使用收益, 但是当资产与其使用收益相差甚远时, 那么增长的就只有资产价格, 而非资产价值.

一语道破了, 这个特征确实准确且具有可观测性

次级抵押贷款及其证券化

名词 英文 解释
优质贷款 Prime 借款人的信用记录良好、收入稳定、首付比例高.
次级贷款 Subprime 借款人的信用记录较差、收入不稳定、甚至没有固定工作、首付比例很低或零首付.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 mortgage-backed security,MBS 将房贷作为一种收益来源发行债券, 投资人购买后获得对应的贷款的收益权
次级MBS / 基础资产池里装的主要是次级贷款的MBS
担保债务凭证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CDO 将各种MBS作为基础池再次打包发行的债券

优质贷款的违约风险低, 因此利率也较低. 而次级贷款的违约风险非常高, 所以银行会收取很高的利率来补偿风险. 银行手里有成千上万笔住房抵押贷款. 这些贷款每月都会产生稳定的本息还款. 银行把这些贷款打包成一个”资产池”, 然后卖给一个专门设立的特殊目的机构(SPV, 可以理解为一个独立的资金池). 这个SPV以这个资产池未来的现金流(即借款人每月的还款)为担保, 向金融市场发行证券(债券). 投资者购买这些证券, 可定期从证券中获得收益(来源是借款人还的本息). 如果大多数借款人正常还款, 投资者就安全获利；如果大量借款人违约(不还钱了), 投资者就会亏损.

虽然信用更低的人利率更高也合理, 但是这个东西本质上就是斩杀线, 越是接近贫困的时候, 各类成本越高, 低于一定值以后再无翻身的可能性.

银行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更快的回收资金, 从而进行下一步的放贷. 由于次级贷款风险比较大, 为了降低投资人的风险, MBS采用分层的模式, 即把一个资产池(比如数千笔房贷、或者一堆MBS)产生的全部现金流, 按照风险和收益的高低切成若干段. 每一段就是一个”层级”(Tranche, 法语里是”切片”的意思). 投资者可以按自己的风险偏好, 选择购买不同层级的证券.

层级(Tranche) 占比(大致) 信用评级 风险 票面利率 现金流分配顺序
优先层(Senior) 60%-80% AAA(最高) 极低 最低(但高于国债) 最先获得还款
夹层层(Mezzanine) 10%-30% A, BBB, BB 中等 中等 在优先层之后获得
股权/次级层(Equity/Junior) 5%-15% 无评级 / CCC / 垃圾级 极高 最高(可能两位数) 最后获得还款, 最先承担损失

有些产品还会在优先层之上再分出”超优先层”(Super Senior), 或者把夹层层细分为多个子层.

分层最核心的规则叫做瀑布结构(Waterfall). 每个月的还款(利息+本金)会按固定顺序分配:

  1. 第一步:支付所有管理费、服务费(给银行、SPV).
  2. 第二步:优先层投资者获得当期利息(有时还有本金).
  3. 第三步:如果优先层利息付完后还有剩余, 才轮到夹层层获得利息.
  4. 第四步:夹层层付完后, 剩余的全部归股权层.

反之, 一旦发生违约(借款人还不上钱), 损失顺序完全反过来:

  1. 股权层先亏:股权投资者的本金被第一个拿去填补损失.
  2. 如果股权层亏光了, 夹层层开始亏.
  3. 如果夹层层也亏光了, 优先层才会亏损.

底层资产可能全是BBB级甚至垃圾级的次级房贷经过分层, 70%以上的证券可以被评为AAA. 这就把烂苹果卖出了黄金价. 整体资产池的平均利率假设是8%. 如果优先层只付4%(因为很安全), 夹层层付7%, 股权层付20%——加权平均下来, 发行方依然能赚钱, 而股权层投资者也满意. 银行只要卖掉最底层的股权层, 就等于转移了绝大部分风险(因为损失先由股权层吸收). 银行可以轻松出表, 释放资本金.

于是养老金、保险、货币基金只能买AAA/AA级资产, 可以购买优先层. 对冲基金、高净值个人愿意承担高风险博高收益可以购买股权层.

但是无论如何, 反正银行只要卖出去了就等于没有风险了. 投资者可能血亏, 但银行永远稳赚

分层的前提是假设不同层级的损失是相互独立的. 但在次贷危机中, 一旦全国房价普跌, 所有层级的违约率同时飙升. 股权层亏完→夹层层迅速亏完→优先层也开始亏. 所谓的”安全”优先层根本不堪一击. 评级机构用历史数据建模, 认为房贷违约相关性很低, 给的AAA评级宽松. 实际上, 次级MBS和CDO的相关性极高(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美国房价暴涨, 丰田车大卖

在流入美国的资金中, 有相当一部分被用于住房贷款. 然后人们又用通过”借新贷还旧贷”的方式赚来的现金去买车. 假设你现在全额贷款买了一套价值10万美元的房子, 如果这套房子的价格涨了一倍, 同时利息下降了一半, 此时你以新的价格抵押房子, 获取最高限额的现金贷款, 然后用这笔现金还完房贷的话, 那么你手上就还会剩下10万美元的现金, 而且要支付的利息还和以前一样.

只要房价持续上涨, 货币政策持续宽松, 那么”不需要任何成本, 手头就能有一笔现金”. 这就是所谓的”套现再融资”. 美国人通过这种方式拿出的现金, 大部分都用于购买新车了. 所以说, 房价的上涨也间接增加了汽车的购买量. 丰田汽车卖得好, 是因为车子本身的故障少, 而且其经销商的服务也完善.同时日元贬值让日本车的价格更实惠.

所以说, 日本依靠外需主导型经济模式实现的经济复苏, 是由日元套利交易支撑的, 其背后是美国的房地产泡沫. 因此, 日本的经济复苏是得益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 而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也不仅仅是由美国的自身情况引起的, 而背后还有外国资金的流入. 在这些外国流入的资金中, 来自日本的资金占了大部分. 也就是说, 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和日本依靠外需主导型模式实现的经济复苏, 这两者是在相互促进中发展的.

雷曼事件

2007年3月左右, 利率开始上升, 导致基于浮动利率的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上升, 因此MBS的价格也急速下跌. 一些从事次级抵押贷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因利率和抵押贷款违约率的上升而陷入困境.

混乱一直持续到2008年3月. 首先, 贝尔斯登公司的经营陷入了困境. 该公司是见证并参与了华尔街的历史、创造了无数传说的老牌证券公司, 在MBS业务中拥有全美第二的业绩, 在CDO业务上也是名列前茅的企业. 面对资金链断裂的贝尔斯登, 纽约联邦银行制定紧急融资框架对其救助. 2008年3月16日美国摩根大通公布以2.36亿美元收购贝尔斯登(同年5月30日正式收购).

进入9月, 房利美和房地美也开始出现经营危机. 这两家持有或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债券总额占全美国所有住房抵押贷款债券(12万亿美元)的近一半. 美国政府担心其损失继续增加威胁到公司生存, 于是在9月7日, 宣布将房利美和房地美纳入政府管理.

9月15日, 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正式申请破产. 同一天, 美国银行宣布将以500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 此外, 美国最大的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濒于破产的说法也开始逐渐增多. 随着这一说法的不断扩散, AIG股价暴跌60%以上, 甚至在9月16日, 一度跌至1.25美元.

如果AIG破产, 那么其所持有的大量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将有近4000亿美元的亏损, 这极有可能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于是, 9月16日, 美联储决定为AIG提供850亿美元贷款支持, 作为交换, 美国政府获得该集团79.9%的股权, 将AIG改为由政府管理并进行经营重组.

紧急经济稳定法

它于2008年10月3日由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生效, 是应对次贷危机最核心的法律武器. 该法案的核心就是创建了著名的 “问题资产救助计划”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TARP), 授权财政部动用700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去拯救金融体系, 具体内容包括:

  1. 购买”问题资产”. 法案授权财政部从金融机构手中购买那些因为次贷危机而几乎无人敢买的”问题资产”. 包括住宅MBS, CDO以及基于它们的各类衍生品. 财政部出价, 银行如果觉得价格合适, 就把手中的MBS/CDO卖给政府. 政府持有这些资产, 等待市场恢复后可能再卖出.
  2. 对金融机构直接注资. 直接向银行、保险公司(如AIG)注入资金, 换取其优先股. 财政部向花旗集团、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九大银行注资共1250亿美元, 成为这些银行的股东. 直接补充银行的核心资本, 让它们有能力继续发放贷款、满足监管要求.
  3. 因为要用纳税人的钱救助金融高管, 法案附加了严格的条件. 接受TARP救助超过一定金额(起初为3亿美元)的金融机构, 必须限制其高管的奖金、遣散费(黄金降落伞), 并且如果高管因业绩不佳离职, 公司不得支付高额补偿. 财政部购买资产时, 应尽量取得金融机构的认股权证(相当于低价购买未来股票的期权), 以便纳税人能在市场恢复后分享部分收益.
  4. 监管与监督机制. 为了防止财政部滥用7000亿美元, 法案设立了多层监督. 国会监督委员会由两党议员组成, 定期审查TARP的操作. 由财政部长(任主席)、美联储主席等组成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负责重大决策

TARP在2008年底到2009年初迅速注资, 避免了美国银行体系的全面崩溃. 最初授权7000亿, 但财政部实际支出约4320亿美元. 因为随着市场恢复, 很多银行偿还了救助资金, 政府还通过认股权证赚了约150亿美元. 最终, TARP给纳税人带来的净成本估计在320亿到420亿美元左右(远低于最初担心的7000亿打水漂).

不仅没有把钱花完, 甚至在账面上看还有的赚. 这个时候的美国还是要点脸的, 至少形式上是要惩罚罪魁祸首并且严格监督资金使用的. 这个时候还是有点资本主义的底蕴, 应对金融危机的操作比日本好很多, 因此作者也是感慨日本的经验不值得学习

当财政部通过TARP向银行注资时, 并不是白白送钱, 而是以”购买优先股”的形式进入.

  • 优先股:每年需要向政府支付5% 的股息(后来提高到9%), 而且银行在偿还这笔钱时, 必须全额支付本金.
  • 认股权证:作为额外补偿, 政府还获得了以约定价格(通常是注资时的股价)购买银行普通股的权利. 如果未来银行股价上涨, 政府可以低价行权, 然后高价卖出获利.

根据美国财政部TARP特别监察长(SIGTARP)和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最终报告:

  • 实际支出:4320亿美元(并非7000亿全部用掉).
  • 回收资金:约4470亿美元(包括本金偿还、股息、利息、认股权证行权收益等).
  • 净盈利:约150亿美元(不同报告略有出入, 有的称120亿, 有的称151亿).

主要盈利来源:

项目 投入资金 回收资金 净收益(亏损)
银行救助计划(CPP, 资本购买计划) 2050亿美元 约2250亿美元 +200亿
AIG(保险公司)救助 680亿美元 约760亿美元 +80亿
汽车厂商救助(克莱斯勒、通用) 800亿美元 约700亿美元 -100亿
住房救助计划(帮助房主) 280亿美元 略少 小亏
其他(社区银行等) 约510亿美元 基本持平 ~0

当时的情况是:如果不接受注资, 银行立刻就会破产(比如雷曼已经倒了). 政府开出的条件(5%-9%的优先股股息、认股权证)虽然苛刻, 但总比倒闭强. 所以银行别无选择.

为什么最后看起来甚至还有的赚, 但美国人依旧对此感到反感?

  1. TARP在2008年10月通过后, 第一笔钱(约2500亿美元)几乎立刻流向了华尔街的大银行(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美国银行等). 而针对普通房主的救助计划(比如”住房可负担修改计划”HAMP)直到2009年3月才启动, 而且执行得一塌糊涂.
  2. 接受TARP注资的银行, 在被政府(也就是纳税人)控股或持有优先股后, 依然向高管发放了天文数字的奖金. AIG计划向该部门的高管支付1.65亿美元的”留任奖金”.
  3. “大而不倒”被彻底坐实. 所有大银行都明白了只要我做得足够大、足够复杂, 无论犯多大的错, 政府最终都会来救我. 那些规模小、经营稳健、没搞那些复杂MBS/CDO的区域性银行, 反而没有任何救助. 这相当于惩罚了老实人, 奖励了投机者.
  4. 账面的”赚了150亿”掩盖了巨大的隐性成本. 除了TARP, 美联储还通过”量化宽松”购买了数万亿美元的MBS. 美联储赚的钱最后会上缴财政部, 但这一操作本质上是用印钞来托市, 稀释了所有持有美元的人的购买力.
  5. 救助的设计让银行家毫发无伤. TARP设计的关键是优先股. 这意味着政府拿的是固定利息, 不参与日常经营决策, 也不干涉人事. 没有一家大银行的高管因为制造了次贷危机而进监狱. 那些设计了CDO、MBS分层结构的银行家们, 在危机前就拿走了巨额奖金. TARP并没有追回这些奖金. 政府持有的认股权证确实赚了钱. 但赚得更多的是那些在低点抄底银行股票的私人投资者和高管. 他们拿到了政府的救命钱活下来后, 自己迅速恢复了分红.

这就符合资本主义操作了, 风浪越大越赚钱

第六章　日本的”出口立国”模式彻底崩塌

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 日本出口锐减

前面提到由于”日元套利交易”以及”套现再融资”, 当美国经济泡沫较大时, 会促进日本出口业. 因此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日本”出口立国”模式的崩溃, 就相当于一枚硬币的两面.

日本经济的本质还是老样子. 日本的出口增长并不是因为出口产业的实力增强, 拥有真正的竞争力, 而是因为出口增多和日元贬值, 使得日本出口产业的价格竞争力远超出产业自身实力.

雷曼事件后, 日本制造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 但是之后又恢复过来了. 这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实施了经济刺激计划, 对华出口显著增长.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政府对制造业的支持. 日本政府通过提高雇佣调整补助金的支付额, 鼓励企业继续雇用过剩的人员. 另外, 对于日本航空等发展低迷的企业, 日本政府也通过”企业再生支援机构”(2009年10月成立)进行了直接的补助. 得益于政府出台的汽车购买优惠政策, 2009年之后, 日本的汽车产业得以喘息.

日本经济结构已无法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发生的最显著的结构变化是进口结构的变化. 过去, 日本经济的基本模式是从国外进口原材料, 然后进行加工, 制成高品质的工业产品, 再销往世界各地. 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日本的粮食和原材料进口占总进口的3/4, 产品进口占1/4.

到了20世纪90年代, 粮食、原材料和产品的进口比重相当, 之后, 产品进口的比重逐渐增加. 具体来看, 机械类零部件等资本品和消费品的进口增长显著. 1995年, 机械类零部件等的进口额超过了原油的进口额.

但是, 日本并没有充分享受到世界经济大变化带来的利益, 反而因为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竞争, 导致国内产业凋敝. 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日本的产业一直局限在旧式的产业结构中. 然而, 为了让这些旧式产业生存下去, 日本政府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和日元贬值政策. 也就是说, 尽管真正需要改革的是产业结构, 但由于日本政府目光短浅, 最终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经济政策.

玩弄一下货币政策还是比引导实业容易太多了. 政府如果不想长远考虑, 那么也难以进行这样的政策调整了

第七章　民主党内阁与东日本大地震

鸠山内阁的成立

2009年9月, 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当选日本第93任内阁总理大臣, 实现了1955年以来日本政坛历史上的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政权更替”.

民主党在2009年众议院选举的竞选纲领中表示:”只要政权更换, 就能开源节流, 解决16.8万亿日元的财源. “民主党执政后, 在2010年的预算案中, 引入了育儿补贴、对公立高中学生实行免费教育、保障农民收入等项目, 将年度预算支出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同时自民党政权还设置了一个首相直属机关, 名叫”行政刷新会议”, 该组织主要进行”事业分类”工作, 也就是在重新评估国家预算时, 根据预算执行的实际情况, 判断某项事业原本是否有必要进行、有没有浪费、应该由谁来执行等, 以此来节省开支, 解决财源问题.

减少浪费确实很有必要, 但是, 认为仅凭减少浪费就能重建财政, 可以说是妄想. 虽然减少浪费是财政健全化的必要条件, 但离充分条件还很远. 鸠山政权提出的”不用增税就能实施新政策”的方针, 原本就称不上是政策, 只是一时兴起的一句话而已.

这就非常锐评了, 很多时候政客就是在表演, 根本谈不上政策

东日本大地震与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2011年3月11日, 日本当地时间14点46分, 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 地震和海啸导致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严重的核泄漏事故.

1～3号机熔毁的堆芯向反应堆、汽轮机厂房内释放了大量氢气, 导致1、3、4号机发生了氢气爆炸, 厂房和周围的设施被严重损坏. 这起事故在国际核事件分级表(INES)中被分类为最严重的7级(特大事故), 达到了与苏联切尔诺贝利泄漏事故相同的等级.

逐渐进入到我有明确记忆的时间段了, 然而日本对于核电站的处理完全可以说是既是草台班子, 又是毫无责任感

东日本大地震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 首先就是对电力系统的影响. 受地震的影响, 日本电力供应能力下降, 东京电力和东北电力不得不实施轮流停电的措施.

此前日本的”出口立国”发展模式, 就是建立在”核能发电绝对安全”的”神话”之上的. 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之前, 日本的目标是用核能发电来供应一半的电力, 但东日本大地震让这一神话彻底破灭.

日本的电网现在都不是一个整体, 可以说从根基上就是歪的

从出口大国到进口大国

截止到2007年, 日本的贸易顺差一直保持着每年10万亿日元的水平, 但大地震后直接转为贸易逆差. 在大地震前的2010年4月, 日本的贸易收支为顺差7292亿日元, 到了大地震后, 日本的贸易收支为逆差8537亿日元, 这两个数值加起来近1.6万亿日元, 也就是说, 日本的经济损失了近1.6万亿日元. 这些数字反映出, 日本经济因地震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日本的贸易顺差骤降的第一个原因是汽车的出口减少了. 受大地震的影响, 整个制造业的供应链受损, 导致汽车的生产下降. 第二个原因是进口的增加. 大地震之后, 日本对矿物性燃料的进口增加了, 尤其是液化天然气(LNG)的进口增长尤为显著. 这是因为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 日本政府中断了部分核电站的运行.

日本拥有巨额的海外资产, 这些资产带来的资产收入盈余可以维持巨额的收入收支顺差, 从这个角度来看, 日本就没有必要过于执着于追求贸易收支的顺差. 在这一点上, 日本人必须要转变想法. 对于处于这一阶段的日本来说, 比起增加出口, 提高对外资产的收益率更重要.

这个观点就属于我的知识盲区了, 在此之前甚至从未见过有人讨论这个议题. 果然越是靠近当前时间点的议题, 越是看不清长期走势

日元持续升值

东日本大地震之后, 日本面临着日元升值的局面. 日本经济的一般规律是:当日元贬值, 企业利润就增加, 股价跟着上涨；当日元升值, 企业利润就减少, 股价随之下跌. 东日本大地震之后, 日元开始升值, 股价也跟着下跌.

按理说, 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 政府应该主张日元升值是有利的. 此外, 为了应对日元升值, 日本政府应该创造一定条件去改革产业结构. 但是, 民主党政权为了寻求更加简便的解决方法, 主张日元贬值, 甚至直接干预外汇市场. 然而, 即使进行干预, 汇率的趋势也不会改变, 民主党政权被逼入绝境. 这清楚地表明, 在日本的经济政策讨论中, 代表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政治势力并不存在

代表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政治势力不存在了, 那么谁能代表劳动者呢?

当时, 大部分人都主张”日元升值会破坏日本经济”. 对此, 我想阐述以下两点. 第一, 切实影响贸易等实质性经济活动的, 并不是名义汇率, 而是实际有效汇率, 因为实际有效汇率是将各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率差异也考虑在内的. 第二, 从消费者的立场来看, 日元升值是有利的. 如本章前文所述, 受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影响, 日本不得不从海外进口大量的液化天然气等燃料, 所以如果日元升值, 消费者就能廉价购买燃料.

受日元升值的影响, 2010年夏天, 日本制造业开始急速向海外转移, 2011年受大地震影响, 国内生产条件被破坏, 制造业更是快速迁往海外. 制造业的海外转移势必会引起很大的问题, 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国内就业机会大幅减少. 但是, 要想解决就业机会减少的这一问题, 最关键的办法并不是阻止制造业的海外转移, 而是要在国内建立起新的产业.

作者认定反正是没有任何办法能有效阻止制造业海外转移的, 但是这么表达实在是有点放弃治疗的感觉了. 日本一直追求工匠精神, 真没有制造业那可要少了很多XX仙人了.

第八章　安倍经济学和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带来了什么

异次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只增加了货币基数

由于文化的原因, 这个名字就听起来非常二次元. 但实际上只是表达异常的含义

2013年4月, 日本央行引入了异次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决定增加国债买入额, 并延长购入国债期限, 长期国债保有额每年增加约50万亿日元, 并提出两年内实现2%的通货膨胀目标.

报纸等媒体在提到异次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 就只会说”市场上有大量的货币供给””货币供给会源源不断”. 这一说法将”货币基数”和”货币供应量”这两个概念混淆了.

扩展:货币基数与货币供应量

实际的货币数量按照不同的层次可以分为如下的几种, 其中M0就是物理意义上的货币数量, 而M2是广义的货币数量.

层次 包含项目 流动性 反映的购买力 经济含义
M0 流通中的现金(纸币+硬币) 最高 即时实际购买力 现金交易活跃度
M1 M0 + 企业活期存款 很高 现实购买力 经济交易活跃度、短期需求
M2 M1 + 准货币(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等) 中高 现实+潜在购买力 社会总需求、通胀与增长前景
M3 M2 + 大额存单、货币基金份额等 中等 更广泛的货币总量 金融深化、资产流动性状况

货币基数(Monetary Base)也叫基础货币或高能货币, 它是央行的负债, 是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的终极源头. 货币基数 = 流通中的现金(M0)+ 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存款

货币供应量(Money Supply)是一个经济体中在特定时点的货币总存量, 包括现金和各类存款.

央行通过买国债、发放再贷款等方式, 直接把基础货币注入经济. 因为商业银行可以以准备金为基础, 通过贷款、派生存款的方式, 创造出数倍于基础货币的广义货币. 因此可以认为

$$
货币供应量 = 基础货币 × 货币乘数
$$

关于异次元量化宽松政策, 作者的意思是虽然通过购买国债等方式使得基础货币增加了, 但由于经济缺乏活力, 货币乘数反而减小, 抵消了增加的幅度, 最终货币供应量没有增加.

从实际的统计数据来看, 日本的M0确实大幅增加, 而M2基本上就是一条直线, 看不到什么增长. 这个现象再一次说明了货币政策也不是万能的, 完全想依靠货币政策解决经济问题是不现实的

一直以来, 日本政府讨论各种政策的前提都是, 认为市场存在大量的资金需求. 但是如今的日本社会并没有资金需求. 如果整个经济环境健康, 且市场上有资金需求, 那么就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等支出. 但是, 当经济不景气, 市场上没有资金需求时, 无论多么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不会刺激支出.

日本央行于2016年1月末引入了负利率政策, 想要以此来刺激贷款, 然而并没有什么效果, 反而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的收支情况.

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口在哪里

为什么日本无法从宽松货币政策中脱身呢？第一个原因就是, 宽松货币政策是安倍政权的口号, 因此, 只要安倍政权还在继续, 日本就不得不继续实施这一政策. 第二个原因则更加严重, 那就是一旦日本央行停止宽松货币政策, 利率就有可能暴涨.

乐, 作者也意想不到的结局吧, 安倍桑被一枪打死了.

2017年, 美国的长期利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左右, 近几年已经上升到了3%左右. 但是, 日本的长期利率一直以来都在0.05%左右, 几乎没有太大变化. 结束宽松货币政策就意味着, 日本央行失去了对市场的控制. 这样的话, 一直被控制在国际范围内都非常低的利率, 马上就会暴涨.

因为日本央行持有巨额的国债, 如果长期利率上升, 就会发生潜亏. 如果出售国债, 那么潜亏就会变成实际亏损. 就算央行一直持有长期国债, 但如果短期利率上升, 央行就需要对金融机构存放在央行的活期存款支付一定利息, 这样一来, 支付的利息与持有的国债收益就会形成负差价, 央行就会产生亏损.

一直以来, 日本的财政依靠通货紧缩和低利率压缩了利息支出, 勉强维持了下来. 如果利率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仅仅是支付利息, 日本财政都难以应付.

扩展:利率与国债收益

期利率上升为何会导致国债价格下跌. 国债的票面利息和到期本金明明固定, 为什么市场价格会变？原因在于新发行的国债提供了更高的利率. 假设你持有一张面值100元、票面利率1%的十年期国债, 而市场上新发行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上升到5%. 新国债每年付息5元, 你的旧国债只付1元, 没有人愿意原价100元买你的旧国债. 为了让旧国债具有竞争力, 你必须降价出售. 降价后, 虽然票面利息仍是1元, 但买家以较低价格买入, 实际收益率就会接近5%. 因此, 债券价格与市场利率成反比:利率上升, 存量低息国债的价格下跌；利率下降, 价格上涨. 这是债券市场的基本原理.

接下来, 既然可以持有到期而不卖出, 为什么还要担心潜亏？对于个人投资者, 持有到期确实能避免实际亏损. 但央行在会计准则下需要按市场价格计量所持国债(至少是”可供出售”部分), 即使不卖, 账面上也会反映价格下跌, 形成未实现损失, 即潜亏. 潜亏会直接减少央行的净资产. 如果净资产变为负值, 技术上就是资不抵债. 虽然央行可以印钞, 不会像普通机构那样破产, 但会严重打击市场信心, 影响汇率和通胀预期, 并限制央行未来的政策空间——比如, 如果为了控制通胀需要卖出国债(紧缩政策), 潜亏就会立刻变成实际亏损. 因此, 潜亏不是眼前的现金损失, 而是束缚央行手脚的财务约束.

更关键且常被忽略的是第二种风险:即使央行永远不卖出国债, 只要短期利率上升, 央行也会产生现金流亏损. 这是因为央行的资产主要是长期国债, 收益固定(比如1%)；而央行的负债中, 很大一部分是金融机构存放在央行的活期存款(准备金), 央行需要按短期利率支付利息. 当短期利率上升到3%, 央行支付给准备金的利息(3%)就远高于从国债获得的收益(1%), 形成负利差. 这种亏损是每天发生的真实现金流出, 与是否卖出国债无关. 换句话说, 只要短期利率高于国债收益率, 央行就会持续亏损, 无法通过”持有到期”来避免.

那么, 为什么不直接降低存款准备金利率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想法看似直接, 但实际操作中不可行. 存款准备金利率是央行引导短期市场利率的主要工具. 如果经济面临通胀或货币贬值压力, 央行需要加息(提高短期利率)来抑制通胀、稳定汇率. 此时若强行降低准备金利率, 就会与加息目标矛盾:降低准备金利率会拉低市场利率, 等于变相宽松, 加剧通胀和贬值；同时, 金融机构会把准备金转移到收益更高的短期资产, 导致央行失去对货币市场的控制. 因此, 央行不能为了账面上的盈亏而牺牲更重要的货币政策目标. 当短期利率被迫上升时, 负利差就成了不得不承受的代价.

总结一下完整的逻辑链条:长期低利率政策导致央行持有大量低息国债, 同时金融机构准备金规模巨大. 如果长期利率上升, 央行面临国债价格下跌的潜亏, 不敢轻易卖出国债. 如果短期利率上升, 央行面临负利差导致的持续现金流亏损, 无法逃避. 两种利率往往在通胀时期同时上升, 于是央行陷入两难:加息则亏损加剧, 不加息则通胀失控. 这就是野口悠纪雄所描述的日本央行的困境——过去宽松政策的代价, 在利率上升时会集中爆发.

第九章　日本未来应该做的事

必须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年份 15~64岁 65~69岁 70 岁以上 15 岁以上
2015 7 728 976 2411 11 115
2020 7 406 824 2 795 11 025
2040 5 978 952 2969 9898
2060 4 793 374 3166 8333

不同年龄段人口变化(单位: 万人)

第一, 15～64岁的人口减少. 到2040年, 该年龄段的人口将比2015年减少1750万人, 减少率为22.7%, 且之后还会继续减少.

第二, 老年人口的增加. 到2040年, 65岁以上的人口将比2015年增加530万人, 比例增加了15.8%. 虽然65～69岁的人口在2040年以后会减少, 但70岁以上的人口却会继续增加.

到2040年, 15～64岁的人口约为6000万人, 而65岁以上的人口约为4000万人. 这将给劳动力和社会保障带来巨大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就必须要提高出生率. 但是, 如果出生人数真的增加的话,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非劳动年龄人口数(14岁以下的儿童人口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人口总和)就会增加, 经济就会有很大压力. 因此, 提高出生率最晚也应该在20年前就开始实施.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人口老龄化问题就开始被提及, 但是, 当时人们都认为那是很久之后的事情, 并没有采取任何根本性对策.

从实际情况来看, 二十年前会觉得现在还早, 不适合使用强力的刺激手段. 结果等情况不妙的时候, 已经晚了. 更何况至少二十年后才算问题的事情对于当前的决策者来说意义也不大

例如, 对于未来不断增长的社会保障支出, 提高消费税率本来就是一项必要的措施, 然而日本政府虽然决定了要提高消费税, 却延期了两次, 而且至今依然遭到强烈的反对. 此外, 放宽移民政策, 大幅引进移民也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重要措施, 但是很多人仍持反对意见, 认为过多移民会扰乱社会秩序. 于是, 日本政府采取了逐步引进移民的方案.

这个问题倒是和中国的情况很一致, 一样也是反对移民

预计到2060年, 15～64岁的人口将减少2900万人, 因此, 劳动力人口将减少2200万人. 这一问题相当棘手. 2015年, 日本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约为1000万人. 可见, 未来劳动力人口的减少, 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过去, “确保就业”是日本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 今后”确保人手”将成为更重要的课题.

同时, 社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也在增加, 尤其是在医疗护理领域,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 劳动力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 因此, 按照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 劳动力的供给将会越来越紧张, 未来的日本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促进老年人就业

要想解决未来劳动力供求失衡的问题, 首先应该考虑的措施就是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 2015年, 6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是22%. 如果能将这一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提高10%, 那么2040年的劳动力就能增加400万人.

但是, 即便如此, 到了2060年, 劳动力人口还将比2015年减少1600万人以上, 这是无法避免的.

虽然都很想早点退休, 但是就这个劳动力情况来看, 基本上可以做好一直干到死的准备. 不过这也没啥了, 本来真正能退休的就是少数人. 种地的时候可没有什么退休一说.

除了促进老年人就业, 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能帮助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从2016年不同国家15岁以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来看, 美国为56.8%, 瑞典为69.7%、德国为55.6%, 而日本只有50.3%, 比这些欧美国家都低.

但是, 要想提高生育期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必须有完善的育儿支援等政策. 这绝非易事.

要是这样看, 其实也没有差多少, 毕竟也就不到10%, 大约等于400万人

从上文的各种假设我们能够看出, 要想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单单依靠提高老年人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考虑其他方案.

第一, 通过引入新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 发展新的产业, 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效率. 第二, 接收外国务工人员.

随着外国劳动者的增加, 政府就不得不逐渐接收移民, 这样一来, 就有可能从出现各种各样的摩擦, 这才是更大的问题. 如果想维持日本社会的良好秩序, 就需要让移民也遵守日本社会的规范. 因此, 政府就必须必须为此考虑各种各样的应对措施和制度. 对于可能出现的混乱, 尽早做到周密的准备, 才能防患于未然. 因为接收移民是改变社会结构的重要问题, 政府必须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准备.

难啊, 做正确的事总是困难的

社会保障支出正在不断增加

社会保障财源主要来源于现在在职的这代人, 但我们也看到了, 这代人的人口总数正在减少. 因此, 如果不重新考虑养老金的发放问题, 只是一味地提高社会保险费和税率, 就会给劳动年龄人口带来很大的负担.

从2015年到2040年, 社会保障支出将增加15.8%, 而负担者将减少22.7%. 按照这个情况, 2040年的社会保险费率和税率应该是2015年的1.5倍, 这样才能保证收支平衡.

第一, 日本政府是按照”宏观经济滑坡”(macroeconomic slide)的政策, 假设养老金每年会减少0.9%. 这样一来, 养老金替代率(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将从2015年的62.0%下降到2020年的52.5%.

非常神奇的是, 日本的养老金居然还可以下调的. 收入减少一半, 是否还能够正常的生活下去呢?

第二, 日本政府认为退休时应该领取的养老金名义额不会跟着之后实际工资的上升而浮动. 所以当实际工资增长率不断上升,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养老金的实际价值就会下降

但是, 这些假设只有在实际工资确实增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在财政验证的第一种假设中, 日本政府假设实际工资的年增长率为2.3%, 可以说相当高了. 在财政验证的其他项目中也假设了很高的工资年增长率. 即使在整体经济呈现负增长的情况下, 实际工资依然会正增长, 这是日本政府的一种不现实的假设. )

关于个人负担, 有一个问题是, 政府往往因老年人的高福利而增加其个人负担比例. 这样一来, 不仅有失公允, 也降低了老年人的就业意愿. 因此政府应该着眼于将”资产”作为个人负担比例的考量因素.

可以考虑将加强资产征税与增加个人负担相结合. 为此, 税务局首先需要准确掌握国民持有的金融资产情况. 另外, 政府还可以采取类似”以房养老”的机制, 让老年人在保留房产的情况下, 能将房产抵押从而获得现金.

房子在年轻的时候是重要资产, 但是等到了老了的时候, 如果大家都打算以房养老, 导致供给增加, 但是实际人口又在大量减少, 价格对半砍都是少的.

繁荣与停滞

第1章 日本经济概述

鉴于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的停滞, 而中国崛起为亚洲最大的经济强国, 有人认为日本经济已无足轻重, 仅是历史上的一次小波澜. 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毫无根据. 作为一个当代的经济体, 日本经济仍然值得研究, 即使对那些原本对日本没有兴趣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第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模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经济体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也重复了这一模式.
第二, 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功地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 取消了对国际资本账户的管制. 这个国家从一个金融封闭的经济体转变为一个完全自由化的经济体, 且没有经历任何危机.

第三,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银行业危机. 日本的经历为所有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重要教训,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想知道政策制定者能做些什么以抑制泡沫, 以及在泡沫破裂时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第四, 日本是现代世界上第一个陷入持续通货紧缩的国家.

第五, 日本是一个快速老龄化的经济体.

最后, 日本的公共债务已经达到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水平. 在不扰乱市场运行的条件下, 政府债务与GDP之比能上升到多高？日本可能为检验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案例.

虽然日本经济在某些方面似乎与经济学教科书中通常的模型大不相同, 但是, 标准的经济学原理还是有助于理解这些看似独有的特征. 从这个角度看, 日本并非例外.

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来使用的是教科书里面的标准经济学模型, 所以非常的学术了. 这挺好的, 可以看看经济学理论如何对应实际

第2章 日本经济史

1868年是日本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 那一年, 明治天皇正式宣布取代德川幕府, 成为日本的统治者. 在接下来的20多年间, 日本迅速从一个传统的封建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的西方式国家. 1885年成立了文官政府, 1889年通过了宪法, 1890年举行了第一次议会选举.

1868年已经是同治皇帝了, 1875年光绪皇帝即位,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

明治维新是日本最接近于革命的时期. 然而, 也很难将它与任何西方的革命类比. 推动明治维新的主要是那些试图使日本免受外国威胁的人, 它由佩里战舰的到来引发. 这一改革并不是由某个宗教派别或特定的经济阶层领导的.

如果和法国大革命比, 那确实远不如此

明治政府试图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 但是在最初的十年, 与地方封建领主之间爆发的政治斗争接连不断. 日本最后一次大规模内战是西南战争(Seinan War), 于1877年被平定. 1889年通过的宪法仿照英国议会, 建立了两院制国民议会, 包括贵族院和众议院. 1925年所有成年男性都获得了选举权.

明治时代是明治天皇统治的时期(1868—1912年), 大正时代是1912—1926年, 昭和时代是1926—1989年, 平成时代是1989—2019年.

这书还挺新的, 写作时间晚于2019年了.

在许多时候, 当一个经济体达到其发展的某个关键点时, 都有一种增长加速和结构变化加快的趋势. 库兹涅茨(1959, 第一讲)罗列了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1)现代科学思想和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2)实际人均产出持续快速增长, 通常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 虽然未必总是如此；(3)产业结构迅速转型, 即各部门的产出、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分配持续发生变化；(4)扩大国际交流. 库兹涅茨将日本出现现代经济增长的时间确定为1874—1879年.

日本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并成为《凡尔赛和约》的大赢家. 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土被让予日本, 日本还获得了对德国在中国租界的控制权. 在战争期间, 欧洲国家停止了对亚洲市场的出口, 日本取而代之, 增加了出口. 日本的出口总额从1914年的8亿日元增至1920年的30亿日元, 外汇储备从1亿日元跃升至11亿日元

因为战争获得额外收益, 那么最终也要因为战争而一无所有

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教科书上的案例非常相似, 即核心产业和主要出口商品从农业转向轻工业, 然后转向重工业. 后来, 其他亚洲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重复了这一过程.

第3章 经济增长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 日本经济增速大幅下降, 但仍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 年均增长率仍超过4%. 20世纪80年代末, 日本经济曾有暂时的加速, 但此后从1993年开始, 日本进入了一个增长几乎完全停滞的时期, 并持续了20多年.

都失去30年了, 要不了多久就会失去40年

根据1947年生效的战后宪法, 政体转为君主立宪制. 日本的政治体制与英国的大体相似. 然而, 天皇的权力是相当有限的, 他的作用主要是礼仪性的. 根据宪法第一条, 天皇是国家的象征. 国会包括两院, 即众议院(下议院)和参议院(上议院). 首相由众议院选举产生, 因此, 通常由众议院最大政党的领袖担任首相, 而大多数内阁成员都是国会议员.

扩展:众议院与参议院

设计两院制议会, 根本目的是在立法权力内部植入一套自我纠错与平衡的机制. 简单来说, 就是用一个代表”即时民意”的众议院(或下议院)来反映大众当下的诉求, 再用另一个代表”长期利益”或”地域平等”的参议院(或上议院)来踩一脚刹车, 防止多数人凭借人数优势通过损害少数群体、落后地区或国家长远利益的法律. 这种设计能有效防止”多数暴政”, 让立法者必须反复协商、互相妥协, 从而制定出更审慎、更持久的法律. 虽然这会牺牲一些决策效率, 但设计者们普遍认为, 宁可立法慢一点, 也不要立出坏法.

不过, 如何平衡”民主效率”与”审慎制衡”, 不同国家给出了不同答案. 美国是”强两院制”的典型代表:参议院与众议院权力近乎平等, 参议院代表各州作为联邦成员的平等权利(每州两席), 可以彻底否决众议院的法案, 还独享人事任命与条约批准权. 这种精心设计根植于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的历史, 首要目标是强力制约联邦政府, 防止中央集权.

英国和日本则采用了”弱两院制”或”优位型两院制”, 更强调民选下议院的最终决定权. 英国的上议院(贵族院)权力极弱, 只能拖延法案一年, 无法否决财政案, 主要充当专家修正机构. 日本介于两者之间:参议院可以否决普通法案, 但如果众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再次通过, 就能推翻参议院的否决；而对于预算、条约和首相任命, 众议院的决议甚至无需参议院同意即可生效. 这是战后日本吸取二战前上院瘫痪政治的教训, 刻意设计成”众议院优先”的模式——既保留参议院作为”冷静复审”的角色(提供审议、修正和代表长期民意的价值), 又确保关键时刻国家治理不会被卡住. 由此可见, 两院制的共同逻辑是”分权制衡”, 但具体到每个国家, 则根据其历史传统、国家结构(联邦制还是单一制)以及对效率与审慎的权衡, 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形态.

在国际安全领域最引人注目的转变是自卫队(SDF)的成立. 日本宪法第9条规定, 日本放弃一切军事力量, 明确包括空军、海军和陆军, 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 人们普遍认为, 在起草宪法时, 美国希望根除日本的军国主义, 但后来美国的政策转为鼓励日本在冷战期间拥有一些军队, 使它可以抵御共产主义阵营的威胁. 自卫队成立于1954年.

2015年夏天, 日本国会通过了有关使用自卫队的新法案. 根据2014年内阁对宪法第9条的重新解释, 新法案恢复了集体防卫权. 这一法案扩大了自卫队可以采取的行动范围. 例如, 自卫队现在可以采取军事行动, 以保护美国按照《美日安保条约》行动的军事单位.

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由三个重要部分组成, 通常被称为”三支箭”. 第一支箭是”大胆的货币政策”, 旨在推行比以往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此时货币政策已经是扩张性的了). 为了响应政府采取更扩张性的政策, 日本央行在黑田东彦于2013年3月就职行长之后, 4月就推出了定量和定性宽松(QQE)政策.

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 这意味着在短期内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 但最终将进行财政整顿, 以保持未来政策的灵活性.

第三支箭是”促进私人投资的增长战略”. 第一个增长战略于2013年6月公布, 此后每年都会修订. 增长战略包括提高日本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各种政策, 如放松管制和其他旨在使经济更具灵活性以及能够对技术和其他方面的变化更好地做出反应的措施.

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安倍的策略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标, 但也算认可了. 平成经济史的作者是直接宣判这政策一点用没有.

第4章 经济周期、繁荣与萧条

经济增长并非完全平稳. 一个经济体的产出会围绕着长期趋势线上下波动. 产出有时位于趋势线上方, 有时位于趋势线下方.

回忆一下当年看过的视频: 经济机器是如何运行的
好视频就是常看常新

经济周期存在一些规律. 传统上认为7～12年的周期是由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引起的, 这被称为朱格拉周期, 也叫中周期或主周期. 一个3～4年的短周期被称为基钦周期, 通常认为这反映了存货投资的波动.

负动产时代

在商品房的样板间里, 销售人员常会说:”用您现在的房租做月供, 就能买到一套同样格局的房子. “如果您听了很动心, 就相当于迈出了通往”负动产地狱”——维护和管理费用不堪重负, 想卖却又卖不出去——的第一步.

买房除了要还贷款, 还必须承担物业费、维修基金、固定资产税等费用, 很多人并没有考虑这些支出. 我们经过一年多的采访, 见到了很多相似的事例, 都是由于这些运营成本使房产变成了负动产, 让业主苦不堪言.

负动产想要重建, 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 地处车站附近等交通便利的位置；
  2. 可以增加楼层, 能出售增建的房屋用作重建资金.

现实中, 不符合条件的公寓很难重建, 而拆除公寓需要高昂的费用, 腾出来土地又不一定能卖掉, 所以这样的房子想拆掉也很难.

楼层太高的房子以后毫无拆迁的可能性, 所以即便是现在买也只能将其视为商品, 而不能将其视为投资, 因为这毫无可能在将来获得收益.

概括来说, 日本的房产变为负动产的逻辑链条是: 高价购买土地或房产 -> 资产价格大幅降低 -> 每年依然需要支付固定资产税/物业费 -> 继承需要支付遗产税/购买需要补齐可能存在的欠费 -> 额外支出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降低 -> 资产价格无法抵消固定费用 -> 额外付钱将资产卖出

从这个方面来看, 中国短期内可能并不会广泛启用房产税. 因为税收导致资产价格变为负数对个人来说负担过重, 而且相较于日本地方政府有将近一半的收入来自固定资产税, 中国的税收结构目前并不依赖对固定资产收税. 此外, 最重要的一点差别是, 日本的土地属于私人, 即使不想继承也得继承, 不想交税也得交税. 而中国的土地属于国家, 个人并不拥有土地, 也没有法律要求必须继承或者拥有某项物品, 因此最多就是放弃所有权, 不至于沦为负资产.

不过在另一方面, 中国也和日本一样, 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 房子越建越多, 而人口越来越少, 从供需关系来说, 也就注定了价格会下降. 虽然对于大城市来说, 人口数量可能会维持不变甚至增加, 但对于个人来说也并非一定要住在市中心或者距离公司非常近的地方, 未来也许会在工作方式上有一些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 房子价格当然也不可能保证永远大幅增长(毕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永远涨价). 一旦房屋建造年限达到20~30年, 那么就会进入日本的这个状态, 低层的房子也许还有拆迁和重建的空间, 但30层的小区绝无可能重建. 虽然中国目前不用每月缴纳维修基金, 但维修基金也没有进行额外的投资, 长期来看会自然贬值. 虽然后续可以再次补交维修基金, 但需要业委会多数同意. 参考日本的情况, 很大概率将无法通过决议, 房子再也修不了.

基于以上分析, 可以明确两个结论: 1. 高层房子不要买 2. 小县城房子不要买

第1章 被抛弃的房屋和土地

所有人不明土地的面积比九州还要大

从子女到孙辈、曾孙辈的所有人数按几何级数增长, 经过几代都没有办理继承过户手续的土地, 最后就会变成想卖也卖不掉的”僵尸”土地.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所有人不明土地, 人口减少导致城市郊区或地方城市土地资产贬值的影响不可忽视. 即使资产价值再低, 所有人也必须负担管理成本和固定资产税等支出, 因此谁”都不愿意去办理继承登记, 最后就出现了土地或房产一直无人照管的情形. 更有甚者, 像大宫的事例一样, 繁华地段的房产也有可能由于多年未办理过户登记, 导致继承人数过多, 最后陷入妨碍城市规划、令人束手无策的静止状态.

这个制度就很难评, 继承遗产的人没有拿到好处, 国家也没收到钱, 土地也无法开发. 属于是所有人都输了.

日本的土地制度是以土地和房产永远不会失去资产价值的”土地神话”为前提制定的. 当时没有考虑到会有人”抛弃”土地和房产的情况, 所以现在即使是人们放弃继承的土地和房产, 国家或地方政府也无法直接接收. 无法处置的土地越来越多, 意味着土地制度本身迎来了转折点.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中国和日本的国家体制不同, 对于土体的产权也完全不同. 日本因为人口减少面临的空置土地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可存在的. 但相应地, 中国也会面临一些日本不存在的问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 到田中角荣首相提出的”列岛改造热潮”和之后的泡沫经济, 日本的经济形势几经波折, 但土地价格却几乎从未下降, 只要一直持有就能不断增值. 这种情况催生了”土地神话”, 大家都十分憧憬能拥有土地. 于是不断有人禁不住”有利可图”的诱惑, 因投资土地、公寓和房产而损失惨重. 土地神话就像亡灵一样阴魂不散.

国民生活中心分析:”老年人都不想给子女或孙辈留下‘负遗产’, 因此更容易被骗. 骗子会反复试探劝诱, 一定不要听信他们的兜售, 最好先询问家人或相关专家的意见. “

与独户住宅不同, 公寓由全体业主共同拥有, 这种所有形态并不是只有到了拆除或重建等”晚期”才会出现问题. 公寓自建成之日起, 每隔15年左右就需要大规模修缮, 还有外墙及走廊等的小规模修缮, 这些都需要由业主组成的业主委员会组织实施.

为此, 公寓的业主每个月都要交纳物业费和维修基金. 如果有一位业主去世, 而他的家人放弃继承这套房子的话, 欠缴的物业费等就会越积越多, 最后导致其他业主的负担加重.

对于这一点, 日本还是领先的. 如果有人放弃承担责任, 其他人也无法消除这个人的影响.

如果一栋公寓的欠费比较多, 那么即使是一直按时缴费的房子也很难找到买家, 所以售价往往会下降. 一套房产变成”负动产”, 就有可能影响到其他人. 一位业主叹息:”我当时看这里房价没那么高, 房租又比较贵, 因为收益率高才买下来投资的, 没想到却碰到了这种意想不到的难题. 现在留着房子就必须负担修缮费用, 可要卖出去恐怕就得赔钱. 是该留下还是该卖掉, 真让人头疼啊. “

不仅收入无法抵扣每个月的固定成本, 甚至卖出去的时候价值都可能是负的,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负资产了

买房时就要考虑”善后”

日本大量出现公寓这种居住形式是在20世纪50年代. 随着建筑物逐渐老旧, 再加上业主步入老龄, 管理不善的房产也开始多了起来. 预计10年乃至20年后, 这种”濒危公寓”恐怕会急剧增加.

针对这种情况, 一般来说有三种解决办法, 第一种是有计划地实施大规模修缮, 延长房屋的使用寿命. 不过很多公寓都由于早期的资金规划过于乐观, 导致没有足够的费用进行第2次及之后的修缮. 第二个办法是重建公寓. 这个办法需要获得4/5以上的业主同意, 此外建筑物的容积率也必须有增加空间, 能够通过重建盖出更多房子, 否则业主的负担过重, 无法筹到足够的费用. 第三个办法是拆除建筑物, 出售土地.

对此, 专门研究公寓问题的富士通总研首席研究员米山秀隆先生指出,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 在购买公寓时就设立拆除基金.

我真的是惊了, 资本主义不要这么离谱, 死了还给给房子留一点拆除资金?

第2章 度假公寓

泡沫经济时期, 原田知世1987年主演的电影《雪岭之旅》在日本掀起了滑雪热, 汤泽町接连盖起了一栋栋度假公寓. 对于不再来这里滑雪的人来说, 度假公寓已经成了需要不断缴纳固定资产税和物业费的”负动产”.

法院的报告显示, 截至勘查时点, 这套房产共欠费约589万日元. 业主委员会应该是因为所有人去世之后, 欠费越积越多, 无奈之下才申请拍卖的. 竞买成功的人不必偿还剩余的住宅贷款, 但必须清偿这套公寓拖欠的物业费等.

基于上述判断, 这套房产的评估额是75万日元左右, 每平方米约合9,600日元. 不过这是在没有欠费的情况下, 考虑到买方必须清偿前文说的589万日元欠费, 这个价格肯定卖不出去. 实际上, 房子的价格是负的, 但拍卖总不能向买方付钱. 因此, 法院最终确定的底价是1万日元.

我对此表示大受震撼, 国家似乎收了固定资产税但是不干活, 最终把价格拉爆了

当宗教团体成为新房主

房价跌到这个程度, 引来了一些不同于以往业主的人. 汤泽町的某栋度假别墅中, 有两套房产分别在2016年3月和4月被冲绳县的某个宗教团体买了下来. 这两套房都是最高层的复式户型, 泡沫经济时期拥有”亿(日)元别墅”之称.

竞拍资料显示, 房子拖欠的物业费高达约2,800万日元. 竞买成功之后, 宗教团体并未按规定清偿欠费, 而且他们入住之后, 两套房又都开始拖欠物业费了. 而且常有带着文身的年轻人出入这里, 还去使用公共大浴场. 管理人员提醒文身者禁止使用浴池, 却没有任何效果.

乐, 经典环境越来越差. 想做好很难, 但想变得更差太容易了

某栋度假别墅的业主委员会负责人担忧地告诉我们:”公寓贬值,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住进来. 能确定是黑社会的话, 我们可以请警察配合把他们赶走. 难办的是‘灰色团伙’这些人, 我很担心会引起原有业主的反感. 公寓的业主委员会掌管着上亿日元的维修基金, 如果他们作为业主当上委员, 一旦合法地操纵业主委员会, 为所欲为, 那可就糟了. “

比售价还贵的手续费和广告费

临近泡沫经济结束的1991年初, 一位住在大分县的老人(78岁)在静冈县伊豆半岛的丘陵地带以1,300万日元的高价买了一块约300平方米的别墅用地. 他当初看中的是从这里能看到富士山这一点.

2017年3月, 老人卖掉了一直没盖起别墅的这片地, 售价10万日元, 是当初买入价的1/130. 扣除还要向不动产中介公司支付的约21万日元手续费和广告费, 这笔交易最后的结果是-11万日元.

地买下来之后一直空着, 每年都要缴纳4.6万日元的别墅用地管理费和7,000日元的固定资产税, 卖掉土地相当于再过两年就能把这次亏的钱赚回来了.

不动产总是有所有人的. 原所有人过世时, 有些人觉得有房地产继承也不错, 未加深思便继承下来, 之后才发现, 这种遗产派不上什么用处, 却要一直支出维护费用. 这种时候真想把它随便甩给谁, 可又发现自己是所有人, 不能不负责任地给其他人添麻烦. 现在

出现了给中介公司钱, 把所有权转移给公司的业务. 这是否过于离谱了? 真就怎么不去抢?

第3章 长租陷阱

公寓供给过剩为房主还贷带来了阴影. 背负着贷款的是房主, 而不是长租公司. 空房太多的话, 长租公司可以用降低房租的方式来应付, 但房主每个月必须偿还的房贷却不会随着租金收入的减少而变少.

以这些金融机构的品德, 即便由公司承担风险, 也无非是赚钱是我的, 亏钱大家一起死罢了

还有数据显示, 随着房龄的增加, 长租公寓的处境也会更加困难. 公寓建好之后, 每隔5年, 空置率都会上升, 满20年时会达到11.6%. 在第15年之前, 租金水平能维持在新房的90%以上, 但满20年后会急剧下降到原有水平的75.1%. 无论是房龄15年的公寓, 还是房龄20年的公寓, 都有20%左右会出现赤字, 只靠房租收入无法支付修缮费和还款额

超时工作

在针对大东建托公司长租公寓相关问题进行采访的过程中, 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销售人员不论白天晚上都需要搞突击销售的繁重工作状态. 只有通过员工的拼命推销, 大东建托公司才能在这些本来没有什么租房需求的地方盖上公寓.

员工个人加盟的工会组织”黑心企业联盟”的数据显示, 大东建托公司神奈川县分店签署了《劳资协定》(36协定), 规定员工加班时间的上限为每月70小时(旺季为每月80小时).

曾在这家分店从事销售工作的一位20多岁男员工在2017年10月的加班时间超出了上限. 由于这名员工在当月的加班时间超过了90小时, 神奈川县川崎北劳动标准监督署对该分店提出了整改警告, 同时还发现这家分店也没有足额支付加班工资中应该加倍的部分.

这名前员工上报的加班时间少于实际, 因为上司告诉他, 如果他提交的加班时间超过了每个月70小时就得重写, 还要交检讨书. 员工会想出各种方法无偿加班, 如在晚上工作时关掉电脑, 或者周末用自己的车代替公司的配车去跑销售等.

此外, 我们听说大东建托公司还有一个规定, 即过了2年仍没有签到合同的员工实际上就会被解雇. 中村部长解释说:”我们把这种情况认定为不适合担任销售工作, 会按照失去员工资格来处理. “对于这项制度, 小林常务董事说:”有些员工中途转行来做销售, 是希望能在我们这里赚到钱, 过上好日子. 如果他有家人, 在(签不到合同的)这2年拿到的工资是不够养家的. 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对彼此都不好. “

我已经不行了, 如果那天我要这样工作, 我不如马上去死

第4章 过重的固定资产税和遗产税

日本现有土地制度的原型, 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之后, 政府将原来用米缴纳的”年贡”改为根据土地评估额用现金缴纳的”地租”. 地租起初是日本税收的重要来源, 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夏普建议书极大地改变了日本的税收框架, 地租在1950年被延续为固定资产税, 成了地方政府的基础税收. 这项稳定的财源不太容易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 为各地方政府构筑了重要的财政基础.

表面上看, 固定资产税的征收工作由国家制定标准, 再由各市町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详细规则, 应该是十分细致周密的. 然而在每年寄给纳税人的纳税通知单上, 详细信息却被一律省略了. 除了因为相关制度过于专业和复杂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地政府每两到三年就要进行人事调整, 负责人经常变动.

无论是遗产税, 还是固定资产税, 路线价格都是由公示地价决定的. 政府每年公布公示地价时, 人们都会比较关注最高价格, 不过公示地价上涨并不一定单纯地意味着经济形势好转, 因为它还会影响固定资产税和遗产税等. 公示地价的计算方法也未必客观, 因为与实际价格相比, 地方的公示地价往往偏高, 而城市则趋于偏低.

有一位鉴定师向我们透露了评估的真实情况, 他说:”可能大家觉得地价是根据交易数据等各种信息综合评估出来的, 但其实并不一定碰巧都能找到交易数据. ‘预估价’在计算过程中经过分科会多次调整, 必须顾虑最有影响力的鉴定师的意见, 他们一般被称为‘干事’. ‘干事’与地方行政部门打过多年交道, 深谙对方的想法. 地方鉴定师的工作几乎全部来自行政部门, 所以行政的意见是至高无上的. “

这倒是不奇怪了, 毕竟没人会主动砸自己饭碗

扩展:日本税收制度与种类占比

数据来源: 令和5年度 2023决算

日本税收最大的特点是双重结构:税项分为国税(交给国家)和地方税(交给都道府县、市町村).

分类 税收总额 占全国总税收比重 征收主体 资金流向
国税 约56兆日元 55% 中央政府(国税厅) 中央统筹使用, 部分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地方
地方税 约46兆日元 45% 都道府县、市町村 全额自留, 不上缴中央
合计(全国总税收) 约102兆日元 100% — —

国税可以划分为如下的几种:

税种 占国税比重 大致税额 核心征收规则 & 计税方式
消费税 32% 约18兆日元 标准税率10%(食品/报刊8%)；商家代收, 间接税, 最终由消费者承担；拆分出国税7.8%+地方2.2%
个人所得税 28.5% 约16兆日元 综合累进税率5%~45%；上班族按月预扣, 从业者年度自行申报；针对工资、劳务、利息等全年收入
法人税(企业所得税) 22% 约12.3兆日元 标准税率23.2%, 中小企业优惠15%；按企业年度利润计税, 企业自主申报缴纳
遗产税+赠与税 4.9% 约2.7兆日元 遗产净额累进税率10%~55%；设大额基础免税额；继承/生前赠与财产时一次性征收
其他国税(酒税、烟草税、关税、印花税等) 12.6% 约7兆日元 酒/烟草按容量/单位定额征收；关税按进口货值计税；印花税针对合同、票据等凭证

日本的国税的种类与中国的大致相同, 占比最大的几项也和中国相同

地方税整体结构如下:

税种 占全部地方税比重 大致税额 归属层级
个人住民税 30% 约13.9兆日元 都道府县 + 市町村
地方法人税/事业税 20% 约9.1兆日元 都道府县为主
固定资产税 21% 约9.8兆日元 市町村(基层核心税源)
地方消费税 14% 约6.4兆日元 全地方统筹分配
其他地方税(都市计划税、轻自动车税、不动产取得税等) 15% 约6.8兆日元 以市町村为主

个人住民税是一个在中国没有对应种类的税收, 相当于日本将个人所得税拆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上交给国家, 一部分上交给地方. 日本的地方政府需要承担公共服务, 因此需要一些稳定的税收来源.

关于固定资产, 主要是如下的两种税:

税种 标准税率 计税基数 补充规则
固定资产税 1.4% 土地:公示地价×70%；房屋:重置成本扣折旧；3年统一重估 所有者去世后, 继承人连带纳税, 政府可指定代表缴税(亡者征税)；山林/偏远地评估价远高于市场价
都市计划税(附加税) 最高0.3% 同固定资产税评估额 与固定资产税合并征收, 用于城市基建

从比例上看来固定资产税的税率不是很高, 但农村土地因为根本没人买, 可能只有公示价格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 因此对于农村的房产, 很容易就应该实际成交价格太低, 被固定资产税弄成负资产.

区域类型 固定资产税占本地市町村税收比重
大都市 37%
一般城市 44%
町村/农村/山区 52%

公示价格每3年更新一次, 并且仅统计特定区域的少量土地计算价格. 由于固定资产税占据地方政府相当大比例的收入, 因此对于公示价格的调整也倾向于缓慢会偏高的方向.

扩展:中国税收种类与占比

数据参考:2024年全国财政税收数据, 税率、规则为现行通用标准

一、整体税收占比总览

税种大类 占全国税收总收入比重 税种属性
增值税(含国内+进口) 38%~40% 流转税(间接税)
企业所得税 ≈23% 所得税(直接税)
国内消费税 ≈9.5% 流转税(间接税)
个人所得税 ≈8.3% 所得税(直接税)
进口增值税+消费税 单列统计, 合计占比约11% 流转税(间接税)
城建税、契税、土增税、印花税、房产税等其他小税种 合计≈20% 财产/行为/附加税

二、分税种详细规则表

税种名称 征收对象 核心税率/征收率 计税公式 中央&地方分成 补充说明
增值税 境内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进口货物 一般纳税人:13%/9%/6%/0%
小规模纳税人:现行优惠1%(原3%)		 一般纳税人: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小规模:不含税销售额×征收率		 国内增值税:央50%、地50%
进口增值税:100%中央		 第一大税种；月销售额≤10万元(普票)小规模免征；税负最终由消费者承担
企业所得税 企业/营利组织年度经营利润 基础税率25%
高新企业15%
小型微利企业实际税负5%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央60%、地40% 盈利才缴税, 亏损当期不缴；可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个人所得税 个人取得工资、劳务、分红、租金、偶然所得等 综合所得:3%~45%七级超额累进
分类所得:统一20%		 综合所得:(年收入−6万起征点−扣除项)×对应税率
分类所得:收入额×20%		 央60%、地40% 月起征点5000元, 可扣除五险一金、专项附加扣除
消费税(国内) 烟酒、成品油、小汽车、高档消费品、高污染产品等15类应税商品 差别税率:从价、从量、复合计税(如白酒20%+0.5元/500ml) 按对应计税方式计算 100%中央 价内税, 多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 调节消费、约束高耗能商品
城市维护建设税 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附加税) 市区7%；县城/镇5%；其他区域1% (实缴增值税+实缴消费税)×税率 100%地方 依附于两大流转税, 用于城镇公用事业维护
契税 土地、房屋买卖、赠与、交换等权属转移行为 法定3%~5%(各地执行多为3%/4%) 计税价格×适用税率 100%地方 房屋过户环节一次性征收, 购房主要税种之一
土地增值税 转让国有土地、房产产生的增值收益 30%~60%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增值额×对应税率 100%地方 房企、大额房产转让主要涉及, 按增值幅度阶梯计税
房产税 经营性房产(自住住宅全国暂未普征, 沪渝试点) 从价计征:1.2%/年
从租计征:12%		 从价:房产原值×(10%~30%)×1.2%
从租:租金收入×12%		 100%地方 仅针对经营、出租房产, 普通居民自住住宅目前免税
印花税 经济合同、产权凭证、营业账簿、证券交易等 合同类:0.05‰~0.5‰
证券交易:1‰(卖出单边)		 计税金额×对应税率 证券交易印花税:央97%、地3%
其余印花税:100%地方		 凭证、交易行为税, 股市交易印花税关注度最高
车辆购置税 购置应税机动车、挂车等 基础税率10% 不含税购车价×10% 100%中央 新车上牌前一次性征收, 新能源车免征
关税 进出境货物、物品 分最惠国、协定、普通等多档税率(按商品区分) 完税价格×对应税率 100%中央 调节进出口贸易, 保护本土产业

下流社会

虽然不太想这么说, 但是这本书看完以后, 我必须承认我目前的观念和看法按照书里的划分, 确实属于下流这一部分. 也许从逻辑上来讲, 可以再争论一下什么社会不同啦, 文化不一样啦等等因素. 但全书看完, 我觉得不同阶层的人是无法相互理解的, 而且指不定还认为对方就是个”大傻*”, 因此我也懒得分析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 人对于如何过完这一辈子都是有各自不同的期望, 饿不死就行了, 其他的事情谁又care那么多呢.

你属于下流阶层吗?

首先, 让我们来做一个关于”下流指数”的小测试. 在以下12个项目中, 如果你的实际情况与其中一半以上项目相符合的话, 那么, 你就已经属于下流阶层的一员了.

  1. 年收入不足自己年龄的10倍
  2. 不考虑将来的事情, 快快活活地过好每一天
  3. 觉得人应该活出自己的色彩
  4. 期望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而不想虚度此生
  5. 事事嫌麻烦、不修边幅、生活不规整
  6. 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
  7. 生性朴实, 不喜欢标显、不出众
  8. 服饰不追逐流行而是展现自我风格
  9. 觉得做饭吃饭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10. 经常吃零食和快餐
  11. 待在家中玩一整天电脑游戏或上网而不会厌倦
  12. 未婚(男性33岁以上、女性30岁以上)

本书所探讨的”下流阶层”基本上相当于”中流阶层中的下层”. 这类人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是与真正的中流阶层相比却仍然缺少些什么. 那么, 下流阶层缺少的究竟是什么呢？那便是一种生活的热情. 简言之, 对”中流”缺少意欲的人, 从”中流”中脱离出来的人, 或者从”中流”跌至更低水平的人, 统统应归为下流阶层.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 本书中多处使用”上流”这个词, 其含义也应专指”中流阶层中的上层”, 而非指那些饱食终日, 仅仅靠利息、红利便可过着安逸生活的富人阶级.

注意: 本书写作时间大约在2005年左右, 距今已经超过20年了, 其中描述的情况可以在现在再来看看, 那些是变好了, 那些是变得更差了

世代划分术语解释

团块次代是日本进入中流社会之后出生的第一代人, 因此自团块次代以后的世代都没有目睹过悬殊的社会贫富差异. 在都市郊外的新兴住宅小区里, 年龄相仿、收入相近的人, 居住在式样雷同的房子里, 开着相似的汽车, 所有人看上去都差不多, 这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因而从根本上就缺乏从”下流”向”中流”提升自己的志向, 从”中流的中层”向”中流的上层”靠拢的意欲也极其淡薄, 甚至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会不会从”中流”跌至”下流”.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起来的.

正因为如此, 其实在中国根本谈不上这个问题, 毕竟从来没有过什么一亿中流的时候.

团块世代: 一般作为第一次育婴潮世代的同义语而使用, 狭义上指自1947年至1949年每年新生儿高达270万的这三年中所出生的约861万人, 广义上有时也指自1945年至1952年前后出生的人群, 即日本在二战后的最初几年当中出生的人群.

因为这个时期出生的人口数量极其庞大, 像一个紧密、坚实的”团块”一样, 集中涌现在社会的各个阶段, 因此得名团块世代

团块次代: 一般作为第二次育婴潮世代的同义语而使用, 即指1971年至1974年间所出生的人群, 当时每年约有200万新生儿出生, 4年间共出生约800万人.

实际上从时间可以看出, 团块次代的父母大概率并不是团块世代的人, 中间的间隔大于1代人的时间.

新人类世代: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表至达成的1960年至1968年间出生的人群, 新人类世代是在日本经济发展最为迅猛时期出生的世代.

昭和初年世代: 昭和初年世代指的是昭和元年至昭和九年(1926—1934年)出生的人群, 1955年至1973年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他们正值20—40岁, 不仅见证了日本的经济腾飞, 也是支撑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坚力量.

按照时间顺序为: 昭和初年世代 -> 团块世代 -> 新人类世代 -> 团块次代

第一章 从”中流化”转向”下流化”

所谓”1955年体制”, 是指1955年日本自由党与民主党两大保守党派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后, 形成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自民党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

“1955年体制”在政治上是东西方冷战时代的产物；在经济上则正好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相契合；而在消费方面, 这个时期又是大众消费社会不断发展, 中流社会逐渐扩大的时期.

195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年中, 东京塔建成, “美智子热”狂卷日本, 富士重工的”斯巴鲁360”甲壳虫家庭轿车、本田技研的”超级幼兽”摩托车、日清食品的鸡味拉面等相继面世, 让人真真切切看到了一个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的到来. 到了1973年仅”中”的比例即达61.3%, 短短15年时间, 日本已经从一个等级悬殊的社会转变为贫富差别不甚明显的中流社会, 超过60%的国民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

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 时间可是一天一天的度过的, 15年并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然而, 2005年以后的日本社会预计将不再会有较大的经济增长. 对于大部分国民来说, 虽然期盼着尽快摆脱经济不景气, 并且消费欲求不低, 但有消费欲求并不意味着追求阶层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经济的增长

人人以年收入700万、800万甚至1000万日元为生活目标的时代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 至少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如今年收入300万日元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来, 所以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越来越多. 当然, 如果有人要追求年收入3000万日元, 认为那样才是最适合自己的生活, 并且进行高风险的投资, 动辄牟利数十亿, 那也不关我的事情, 别人喜欢不断提升自己的阶层则由他去好了, 本人绝不妄加评论, 只要我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有所保障就可以——这类人群的心理便是如此, 觉得自己目前的生活并无什么不当, 并且也不想随别人一同再提高.

也许这算是”躺平”一词的日本抢先体验版?

我们注意到, 向15%的上流阶层消费者销售价值15万日元的西服的销售额, 与向45%的中流阶层消费者销售价值5万日元的西服, 其销售额完全相同. 显然, 从利润的角度来讲, 针对上流阶层进行销售所获取的利润要多得多.

然而, 日本的企业却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整个体系都围绕着一个固定的模式运作, 这个模式只是为了数量庞大的中流阶层生产和销售大量的商品, 人们可以看到日本企业中的生产流水线都是按照这样的模式设计和设置的, 加上企业员工人数过多, 因而只能追求低利润率以保证扩大销售.

扩展:300万日元是什么水平

2005年全体民间正式雇员平均年收入 437 万日元, 300 万比平均值低137 万日元, 仅为平均薪资的 68.6%. 男性正式员工平均约 520 万日元. 女性正式员工平均约 270 万日元. 300万日元年收入与当时日本社会平均相比, 属于后35%的较低收入层, 略高于贫困线, 但离宽裕的中产生活(至少450万以上)有相当距离.

2005 年日本全社会收入金字塔分层标准

  • 1000 万以上:富裕层(12.8%)
  • 600 万～1000 万:中上阶层(23.4%)
  • 300 万～600 万:中下中产(33.3%)
  • 300 万以下:低收入底层(30.7%)

300 万是日本中产与底层的分界线:刚好踩在中下中产门槛, 低于 300 万直接划入低收入群体. 全社会合计约 64% 人口收入≤600 万, M 型社会两端分化已经非常明显(大前研一《M 型社会》2006 年著作正是基于 2005 年数据).

国立 / 私立大学毕业生初任年薪普遍 280～320 万日元. 300 万就是标准新人起薪:刚毕业、无资历、无年终奖加成的普通白领.

虽然日本的大学录取率算高, 但依然只有大约50%左右, 大学生算不上人均都是. 因此这个工资相对来说是偏低的. 但日本有着神奇的年功序列制度, 大学生相当于是这里的起点, 因此确实会偏低. 工作十年以上的员工, 其年薪可能就会超过500万.

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但有些地方又非常的不资本主义, 这也是日本的特色了.

第二章 阶层分化导致消费人群的分化

女性的分化

上世纪80年代前期, 女性的生活方式以成为一名家庭主妇最为典型, 俨然是多数派. 但随着1986年《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实施后, 从事和男性一样的工作并且获得较高薪水的女性多了起来. 另一方面, 以自由打工者或派遣雇员的形式从事各种工作的女性也有所增加, 不愿结婚的女性也开始增多. 女性的生活方式着实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女性日渐分化了.

专职家庭主妇型: 自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一直到80年代, 由于只要与普通的工薪阶层男性结婚, 便可以保证具有一定程度的生活水平并且有望不断提升, 因而渴望成为专职家庭主妇的女性人数大增, 几乎涉及分布于各阶层的全部女性. 事实上, 在《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实施以前, 从高中或是大专毕业后进入企业, 以”办公室里一朵鲜花”的形象给男性同事做些事务性辅助工作, 然后遇到一个对自己一见钟情的男性, 称心如意地结婚、退职, 这便是许多女性梦寐以求的理想人生.

《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实施以后, 女性读完四年制大学, 毕业后进入企业与男性从事同样工作的生活方式受到鼓励, 而专职家庭主妇的生活方式则因完全是以男性为中心的, 女性失去了其独立性, 故而在一段时期内饱受微词, 甚至被少数人蔑为”傻瓜”. 政府取消了被认为是鼓励女性甘当专职家庭主妇的配偶补贴, 税收调节部门内甚至还出现了”专职家庭主妇是缺少生活热情的寄生虫”这样的论调, 因而近年来专职家庭主妇的名声不太好. 但经济久久摆脱不了不景气的窘境, 收入增加越来越困难, 专职家庭主妇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女性的自身价值, 是确保生活稳定的一种最具有战略性的生活方式.

越来越多的男性希望女性结婚后仍然外出工作. 希望妻子结婚后在家当个专职家庭主妇的男性1987年为38%, 而2002年却下降至18%.

即便如此, 日本的专职家庭主妇依然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因此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的女性劳动率还可以较大幅度的提高, 从而提供更多劳动力

大多数女性还是希望至少男性的年收入要在700万日元以上, 可是符合条件的男性毕竟只是少数, 人人志在必得, 于是便勃发了争夺理想男性的战争. 要想在这样的争夺战中胜出, 女性必须容姿出众, 或者是性格可人, 或者是家境良好, 又或者是聪明过人. 如果不幸以上各方面皆不如人意的话, 就只好委屈一下自己, 嫁个年收入较低的男性为妻；倘若不甘心, 便不得不选择独身生活,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像个”干物女”似的过着寂寞而无聊的日子.

富婆型: 这类女性的特征是高学历、高职历、高收入, 一般从事的都是医生、律师、税务师、会计师、咨询师等被人尊称为”先生””士族”的职业, 她们当中有的人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富婆型”女性的性格大多上进心极强, 意志坚忍不拔, 自我开发意识也较强. 她们当中有许多是从小随父母长期居住在国外后归国的, 或者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及其他海外生活体验, 父母亲从事医生、律师等”先生””士族”类职业的也很多.

“富婆型”女性的丈夫一般也都是高收入人群. 这是因为高收入的女性在她们的人生中, 在与大学同学、公司同事、客户等的接触过程中, 遇到高收入的男性或具有高收入潜力的男性的机会要比普通女性多得多. 她们其实是非常好强的, 为了不断提高自己而不遗余力. 一旦成为家庭主妇, 她们也会在子女教育上倾注大量心血.

自然派女性型: 有些女性在四年制大学学习掌握了经济学知识后, 并没有进入企业成为一名职业女性, 而是希望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 更加自由自在地工作和生活. 这类女性从学历方面来看, 多为专科学历, 而从所从事的职业来考察, 则大多数是像美容师、宠物训练师、糕点师等需要专门资格的职业, 或者是像设计师、音乐制作人等艺术创作性的职业.

虽说是一技之长派, 其实她们并没有很强烈的上进心和阶层上升志向, 只是追求适合自己、能展现自己性格的工作, 对于未来的人生, 也没有很明晰的勾画和期盼. 她们虽然期望着结婚生子, 但并不想成为一个专业的家庭主妇, 她们的服饰多是在郊外地铁车站大楼的商店或旧衣店里购买的, 对于音乐、插画、动漫等亚文化现象非常热衷.

太妹型: “她们的内心其实同其花里胡哨的外观有着很大的不同, 她们大多数人内心的家庭志向非常强烈. 从外表判断, 她们似乎与”想当一个专职家庭主妇”的类型截然无缘, 但是她们中的许多人却渴望着二十二三岁便嫁作人妻, 然后生两三个孩子, 组成一个完美的幸福家庭.

在这些人群中, 事实上有的女性确实年方二十二三岁就已经结婚甚至已经有了孩子, 而且这些人大多是”奉子成婚”, 丈夫多经济基础较差, 夫妇之间究竟是否感情牢固且不去说, 总之, 大多数情形是夫妇双方都无固定工作, 家庭收入也较低. 这类女性的学历以高中毕业、高中退学或者专科学校毕业的为多, 但也有不少人是在专科学校学业难以继续, 却又不想马上就业,

普通的职业女性型: 她们虽向往当一个专职家庭主妇, 但是却在争夺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优秀男性的战争中败下阵来(或者早早地便偃旗息鼓, 退出了争夺的战场), 至今未婚, 只得埋头于工作, 但是却不像”富婆型”的女性那样能够从工作中发现人生的极大乐趣, 在工作方面她们既缺少意欲也缺欠能力. 而且与”太妹”相比, 她们的学历和知识却富余很多, 却缺乏艺术家的审美气质以及自我表现欲望, 因而也不可能从事自由自在的美容师之类的工作.

男性的分化

出身于较高阶层的年轻人, 可以从不间断地上私立中学以及课外补习学校, 能够取得更高的学历, 更容易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而出身较低阶层的年轻人, 只能上公立中学, 最终学历较低, 大多读至高中毕业便不再继续深造, 也难于找到好的工作, 因此很容易沦为失业者或无业者. 以前, 相同学历的人进入相同企业的话, 一直到40岁前后大家都是脚碰脚、半斤八两, 不会有什么大的收入差距. 而现在, 30岁左右就开始显现出收入差距了.

白领精英族: 这一类型的男性相对学历较高, 性格积极主动, 兴趣爱好也比较偏爱于外向型的比较动感的活动, 如体育运动等, 重视结婚、成家, 将之与立业及成功放在同等位置, 总之对于自己的人生目标明确, 心无旁骛. 在就职方面, 多选择一流大型企业, 典型的有贸易商社、金融企业、IT企业等. 然而, 白领精英们往往缺少自己独特的富有个性的价值观, 对于社会上流行的、大多数人认为好的和向往的东西, 他们会抢先一步入手装点自己, 并从中体验到一种满足感. 在访问中, 有超过40%的白领精英表示”希望妻子做一名专职家庭主妇, 专心致力于家务以及教育子女”

乐活族: “乐活族”源于英文”LOHAS”. LOHAS是”Life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的缩略语, 意思是”健康而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模式”, 即所谓的”慢生活”人群. 拥有这一志向的人群相对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较高的收入, 不过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欲念却并不强烈. 他们喜欢按照自己的人生节奏,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 即使是不喜欢的工作也完全能够做好, 因为他们拥有足够高精的业务能力, 这一点同为了追求自由而选择非正规就业的自由职业者截然不同.

“乐活族”希望可以支配更多的时间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 但由于工作繁忙无法如愿. 除了在单位努力工作以外, 他们还对社会活动、非营利组织等非常关注, 有时会纯粹以个人身份参加有关环境问题的讲座和讨论会.

本来以为是摆烂, 没想到是白左

SPA！族: SPA！杂志主要读者群、介于中流阶层与下流阶层之间的白领男性群体被称为”SPA！”. 总体上讲, 他们属于不是特别勤奋、不喜欢工作, 也缺乏才能的人群. “SPA！族”的情趣不甚高雅, 往往喜欢次文化即大众化的通俗文化, 虽还不足以称其为”宅男”, 但有”宅男”的兴趣爱好, “机动战士(GUNDAM)”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一般性的常识, 恋慕萝莉少女和喜爱格斗技艺的趣味在他们身上也很突出, 只是尚未达到痴迷的程度. 总之, 他们的趣味具有典型的团块次代的烙印.

与”乐活族”一样, “SPA！族”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用于自己的业余爱好, 但由于工作能力方面的原因, 他们不得不经常加班加点, 在过去数年中, 他们几乎每周的劳动时间都超过60小时

“SPA！族”懵懵懂懂地制订个人的人生计划:结婚, 然后什么时候买上一套属于夫妇俩自己的独幢房子, 并且积攒了相当数量的储蓄,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梦想成现实. 他们可能会成天幻想着, 希望有一个像《花花公子》周刊封面上一样的妖娆女郎突然出现在眼前, 跟自己喜结良缘.

假如是从内地小城镇来到东京等大都市的人, 也许想有朝一日回到老家, 会生活得更加轻松快活些, 可事实却是, 这一族人群中的大多数人都出生在大都市郊外圈, 他们没有可以返回的故乡. 因此只得永远甘当一名小小的工薪阶级, 为每天要在父母出钱买的郊外的家与市中心的公司之间往返而烦恼.

太真实了, 流泪

自由打工族: 这类人群渴望生活得更加个性化一些, 将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作职业来做, 于是口口声声标榜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拒绝进入企业当一名正式雇员. 结果, 转瞬间年龄就过了30岁, 但仍然没有寻觅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于是不由得暗暗焦虑起来, 有些人出于对未来的不安, 尽管已经延宕了许多岁月, 最终仍不得不进入企业成为一名正式雇员.

这一类人群收入相对较少, 因而不可能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花费较多金钱, 只能局限于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集中财力一掷千金.

在日本, 男性没有摆烂这个选项.

第三章 团块次代的”下流化”方兴未艾

与团块世代以上人群中认为自己属于”下流”的被访问者只有极少数相对的是, 新人类世代以下人群中这一比例却不小, 男女合计共有7%, 特别是在团块次代的男性中这一比例竟高达10%. 由于这个调查是针对消费生活进行的详细调查, 因而也有一种可能, 即因为团块世代以上的人群对于消费已经变得极为消极, 其中的低收入者对此没有给出回答.

对于团块世代这一代人来说, 虽然”泡沫经济”崩溃了, 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在1992—1996年间已经身居企业的部长等要职, 加之经济也渐渐开始复苏, 收入有所增加, 因此正是阶层意识高扬之时. 至于他们的下一代即真性团块次代, 1992—1996年时正是进入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时期, 尚未自立, 根本还不了解社会的险恶和无奈, 花着父母亲辛苦挣来的钱, 开始沉醉于高消费的疯狂之中.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统计学问题, 无论如何论资排辈, 在团块世代中能成为部长的人数终究只能是一小部分. 但是这一小部分可以发出巨大的声量, 使得他们在统计学上被关注.

然而, 真性团块次代一旦踏上社会, 成长到25—29岁左右时, 必然也会体验到社会的险恶. 而由于”消费中毒”使得他们的劳动意欲几乎丧失殆尽, 不少人便成为无固定职业的自由打工者, 甚至沦为失业者、无业者. 理所当然的, 这些人的阶层意识极为低下. 故此, 在25—29岁这个年龄段中阶层意识大为降低.

人群的不安

如上所述, 现在30岁上下的一代在其少年时代享受过极为富庶的消费生活, 故此对于未来怀有一种不安, 即随着未来年龄增长, 消费生活水平会越来越低落, 而这种不安在现在40岁以上的世代中却是不存在的. 现在40岁以上的世代, 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大都经历过贫困的生活, 等到了20岁、30岁, 随着年龄增长, 社会的消费生活也越来越丰富, 生活水平逐年增高. 因此, 即使工作再辛苦他们也能够忍受, 随遇而安.

可是, 现在30岁上下的一代人由于少年时代物质生活过于丰富了, 踏上社会之后, 唯一感觉得到的只有可自由支配的金钱和时间在不断减少. 今后他们还将结婚、生育, 对将来的消费生活仍能保持不变甚至不断提高根本没有信心, 因而其阶层意识一味跌落.

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断言:现在这个时代敢于结婚的人, 或者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 或者便是对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希望和规划、一不小心而”奉子成婚”的人. 收入平平的普通人, 已经不可能一面心平气和地期待着今后收入稳步提高, 一面循序渐进地结婚、生育, 为自己描绘一幅美丽的人生画卷了.

这个论述倒是看起来很贴近生活, 可以说句”一模一样”了

第四章 年收入300万日元的人结不了婚？

按照前面的分析, 这个工资水平相当于中层的底线, 处于一个勉强能结婚的状态也并不奇怪

对于男性来说, 年收入如果低于150万日元的话, 结婚几乎毫无希望, 即使超过150万日元但低于300万日元, 其结婚的可能性仍然微乎其微. 年收入超过300万日元, 才勉强具备结婚娶妻的必需条件；年收入超过500万日元的男性结婚之途变得非常顺畅, 而年收入超过700万日元, 则90%的男性可以轻松结婚, 超过1000万日元更是100%都能够步入婚姻殿堂.

如果夫妇双方都有工作收入的话, 则上述的收入数字应该为夫妇双方的合计收入, 而不仅仅是丈夫一方的收入. 换言之, 不论是丈夫的收入也好, 还是夫妇双方的合计收入也好, 一个家庭的年收入至少要超过500万日元, 这似乎已成为结婚不得不跨越的一道门槛.

传统的家庭意识依然根深蒂固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一个人独身生活的人阶层意识多为”下流”, 其中男性达73.7%, 女性达72.7%. 这其中, 与父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啃老”男性, 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4.1%, 而”啃老”女性阶层意识为”下流”的却只有30.8%, “中流”倒有53.8%. 这说明, 与男性相比, 女性对于”啃老”的自卑感似乎并不如男性那么强烈.

另一方面, 凡是已婚的女性无论婚后组成的家庭形态如何, 都有约25%的人感觉自己是上流阶层, 而男性只有拥有一个孩子、同时妻子是专职家庭主妇的场合, 才有27%的人感觉自己是上流阶层. 换言之, 对女性来说, 结婚本身就足以使她们提升自己的阶层意识, 而对于男性来说, 只有当用自己的工资收入来养活妻儿的时候, 方才有一种自己是上流阶层的感觉, 虽说是团块次代, 但其头脑中的家庭意识却出人意料的陈旧.

好, 作者锐评了

由于家庭有了孩子之后, 使得不少女性辞去工作, 转而专事家务, 相夫教子, 因而有孩子的家庭其总收入一般会有所减少, 大致保持在500万—700万日元的水平. 假如家庭有了孩子仍然能够坚持夫妇共同工作的话, 那么整个社会将会出现更多单就物质方面而言更加富裕的团块次代家庭. 换句话说, 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 有不少夫妇是为了保证家庭的总收入不低于700万日元, 才不得不有所节制地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的.

女性年轻时与父母亲一同生活, 婚后与丈夫共度二人世界, 待怀孕生子后再与父母居住到一起, 这是一种最最不易产生下流阶层意识的生活方式. 虽说出乎意料地显得十分保守, 但实际生活中这似乎正是女性把握住幸福的一种生活模式.

毕竟经典的就是好用的

第五章 追求自己的个性是”下流”？

“追求”有个性”和”自我实现”的人, 在职场上也是按自己的方式我行我素. 但正因为如此, 想要得到高收入是困难的, 所以他们往往成为低收入者, 生活水平也较为低下. 据推测, 这样的恶性循环将会继续下去.

在过去三十年中, 日本社会逐渐发展成为以团块世代为中心的社会, 重视个性与自我主张的思想也随之渐渐蔓延, 社会也更加富庶了, 在此过程中, 日本社会终于成为这样一个社会:即使是下流阶层的年轻人, 也开始拼命注重起个性和所谓的”自我主张”来.

不过, 自我主张泛滥整个社会却造成了一个逆反现象:年轻一代越是”下流”阶层其追求个性的志向越强烈, 而越是”上流”阶层其追求个性的愿望反而显得薄弱

从出身阶层较低的学生身上可以看出这样一种特有的倾向, 即有着强烈的”现在志向”, 也就是觉得”与其考虑将来的事情, 不如快快乐乐过好现在的生活”的人, 其自我能力感也较强. 同时, 对所谓的”成功神话”持否定态度, 也就是觉得”即使努力学习, 然后进入好学校或好公司, 将来生活也不会有多大差异”的人, 其自我能力感往往也较强.

说到底人还是要在自我更新表达和稳定工作赚钱之间平衡, 为了一端而完全放弃另一端都是不合适的

第六章 “下流”男性自我封闭, “下流”女性自我展现

笔者想以”3P”来作为解读团块次代下流阶层的关键词. 所谓”3P”, 即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手机(Pager)和掌上游戏机(Play Station), 这三样东西称得上是团块次代下流阶层的神器. 也可以再加上两个”P”:瓶装饮料(PET Bottle)和薯片(Potato Chips), 凑成”5P”也蛮不错. 坐在电脑前, 喝着塑料瓶装的饮料, 一边吃着薯片, 一边上上网打打游戏, 或是用手机发发短信, 团块次代下流阶层的模样立刻生动地浮现在了我们眼前.

md, 太真实了, 这形象也太典了

如果按不同的阶层意识来进行比较, 可以看出阶层越往”上”, 选择阅读、园艺、音乐欣赏、烹饪等的人越多, 这些女性选择的大多是比较传统的专职家庭主妇的选项. 另一方面, 阶层越往”下”, 选择音乐欣赏的人越多, 这一点倒是跟男性不谋而合, 此外选择乐器演奏的女性也很多.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所占比例不高, 但对绘画、插画制作、跳舞等亚文化项目感兴趣的女性也很多.

换句话说, 就是她们中有不少人喜欢唱唱跳跳或是绘画. 这种倾向也正好印证了先前苅谷刚彦教授的说法:阶层越往”下”, 越是在亚文化的兴趣方面有”自我主张”.

第七章 下流阶层的性格、饮食与教育观

上流阶层的男性性格比较开朗, 没有什么特别喜欢或特别讨厌的人, 他们人际关系好、处事谨慎、有执行能力, 依赖性较弱, 而下流阶层的男性性格比较忧郁、优柔寡断、有着很强的依赖性. 上流阶层的男性颇像是一个组织中的领导者, 大多属于运动型, 而下流阶层男性中属于这一类型的人很少.

女性与男性相反, 阶层越是”上流”, 就越没有所谓传统女性的样子, 也越没有性别意识, 反而有着与男性稍稍相似的领导者一般的性格. 上流阶层的女性不仅肯定传统的男女观念, 同时性格中也颇具领导力, 是属于”才色兼备”型的女性. 她们是典型的高学历、工作能力强且容貌端庄的女性, 然而结婚之后, 她们又能成为一名乐于相夫教子, 甘愿做家务和养育孩子的称职的专职家庭主妇.

在经济高速成长期之前, 越贫穷的人越不吃加工食品. 因为加工食品相对价格比较贵, 所以通常都会自己动手做饭. 然而现在, 加工食品反而便宜, 与其自己做饭, 还不如去便利店、家庭式餐厅或小酒馆比较划算. 因此, 阶层越是”下流”的人, 越是依赖加工食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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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文章较为全面的概述了<<日本战后经济学>>的内容, 同时也补充了一些书里没有的细节信息. 阅读这篇文章可以快速回顾书里讨论的内容.

最后更新： 2026年06月21日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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