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就方法论而言，更确切的名称是“经济复杂性的生态物理基础”。让我发现物理学家用武之地的，恰恰是西方数理经济学的一个方法论佯谬，即经济学的现象远比物理化学复杂，但是经济学的模型远比最简单的物理模型理想气体还要简单。因为理想气体有许多个粒子，而宏观与金融的代表者模型只有一个粒子，即所谓的理性人假设或鲁滨逊经济。
我们经常听到关于经济学家的一个笑话，说的是物理学的争议，用实验可以检验出正确的理论；但是经济学的争议，几个经济学家可以得出十几种结论。问题不仅是经济社会现象比物理化学复杂，因为生物和医学也很复杂，而是经济学检验理论的方法存在问题。
但是由于复杂系统, 医学和生物学的理论发展程度也还是明显低于物理学. 所以从复杂科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学确实是一个有趣的切入点
我们的研究路线关注的是非平衡态物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及其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理解。非平衡态物理的热力学明确区分了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生命和社会的结构演化只可能发生在开放系统，它产生的耗散结构靠持续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来维持。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框架只能近似描述工业化以前接近静态的手工作坊和小农经济。宏观计量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问题在于外来噪声的冲击难以解释市场经济的持续波动，更无法解释技术创新产生的经济周期和产业代谢。我们从产业竞争的代谢模型中发现的生态学的逻辑斯蒂小波，可以统一解释微观、中观（金融和产业）、宏观、制度和史观经济学；在不同时间尺度上观察到的经济活动的生命周期，可以构造非均衡、非线性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取代新古典经济学用随机游走和布朗运动描述“看不见的手”的均衡模型。
第1部分 总论：经济演化的生态视角
基本问题
代谢增长论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是把生态资源约束下的技术竞争造成的产业新陈代谢而非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可以解决经济学中久未解决的基本问题。
第一，经济增长理论中并存的三种规模经济——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不变与规模报酬递减，在代谢增长论中只是产业生命周期中的三个不同阶段。
第二，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矛盾问题。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没有市场中期和长期的失衡机制，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承认宏观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存在，但是不理解非自愿失业和总需求不足的微观机制。代谢增长论发现技术新陈代谢的代价就是旧技术的产能过剩和新技术的潜能未能实现，提供了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理论的中观（产业）基础。制度安排和金融工具只是用不同的方法分配技术代谢过程中创造和消散的财富，但不能避免技术新陈代谢产生的经济波动。
第三，新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矛盾问题。斯密承认，财富是权势，经济、政治、军事和知识的权势都会影响不平等竞争和不平等分配的机制。新古典经济学只关注平等的对称交易，无视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我们发现市场竞争的核心是市场份额竞争，而非成本价格竞争，由此可以统一地解释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经济人类学和演化经济学对家庭、阶级、国家、组织起源和演化的研究，以及大国兴衰和文明演化的多元模式。
第四，代谢增长论在方法论上解决了计量经济学的噪声表象与周期表象的矛盾问题，可以用小波表象统一描写不同层次，包括微观、中观（金融和产业）、宏观、史观，不同时间尺度的经济波动和非稳态增长。新古典经济学的数理模型，例如计量经济学的噪声驱动模型和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模型，本质上是违背物理学定律的永动机模型。代谢经济学的发展可望实现经济学和物理学、生物学原理自洽的大统一理论。因为大至恒星，小到细胞，都是生命小波的此起彼伏。在非均衡的开放世界中，不存在一般均衡的乌托邦市场，只存在与时俱进的经济组织，人们的行为也必须适应生态变化和组织竞争的环境。
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主要源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尤其是用屯田政策来阻挡游牧民族的入侵，和西方资本主义强调国际分工的趋势背道而驰。阶级斗争理论难以解释中西文明分岔的原因，因为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频率和规模远大于西欧，但是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却落后于西欧。
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切入点, 如果科技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战争对新技术的需要,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的农民战争中没有产生新的技术?
逻辑斯蒂曲线和逻辑斯蒂小波
代谢增长论方法论的革新在于引入动态的规模报酬。产业起飞阶段规模报酬递增，成熟阶段规模报酬不变，衰落阶段规模报酬递减。我们把新古典增长论的三种不同的规模报酬静态模型，整合为代谢增长非线性动态模型的三个不同阶段。
代谢增长论的基础模型是研究一个变量的逻辑斯蒂增长和两个变量的物种（技术、产业）的竞争模型。得出的成果是没有竞争条件下产生的S形逻辑斯蒂增长曲线和竞争条件下产生的逻辑斯蒂小波，可以成为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取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指数或幂函数（AK模型）的无限增长模型，以及经济周期理论的噪声模型与周期波模型。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假设所有的产品寿命都无限长。新制度经济学假设私有制是永恒的。但事实是，只要引入不同技术的创新竞争，就必然有产业的创新代谢，制度也会相应变革，因为制度安排取决于当时生产力依赖的核心技术。所以，代谢经济学的框架中，产品、技术、制度都和人生一样，有不同的生命周期。经济学的分析必须与时俱进、因地制宜。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普适模式。只有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普遍规律，可以作为研究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物质基础。
系统稳定性与复杂性之间的消长关系
我们依据非线性生态学的研究提出一般斯密定理，指出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资源种类和环境波动的三重限制，在生态—工业系统的稳定性与复杂性之间存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权衡取舍，从而可以深化对历史经验和未来趋势的认识。
一般斯密定理可以用来分析发达国家高收入社会的不稳定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人性贪得无厌，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个人追求高收入、高消费，无视资源和环境的代价。我们发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复杂性是一对矛盾。美国模式的大农场的规模生产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平均成本，但是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
中等收入国家如果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将比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社会更可持续。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结合，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和脑体力劳动的差距，协调经济布局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将是后工业时代的主要任务。
西方殖民主义对外扩张的动力源于节省劳力—消耗资源的大牧场，而中国小农经济内向发展的原因是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那是节省资源—消耗劳力的技术模式。在面临新技术出现的不确定性时，学习竞争出现两种不同的策略：个人主义的文化爱好风险，意在追求最大的机遇；集体主义的文化规避风险，意在追求最大的安全。不同的生态环境塑造了不同的文化行为。游牧和航海民族爱好风险，农业民族规避风险，狩猎民族随遇而安。
技术进步的小波如后浪推前浪。如果新技术源源不断地提升新资源，则个人主义种群会持续领先集体主义种群；如果技术进步不足以克服生态资源的限制，则集体主义种群会战胜个人主义种群。生存竞争取决于创新和学习的速度，而非文化或体制。中国经济崛起的速度，对技术领先的美国的挑战，验证了代谢增长论的主题：在市场规模开放竞争的格局下，决定胜负的不是资本、劳力和资源的新古典三要素，而是创新和学习的速度。
后者与文化和体制有关，但是不存在西方自由先进、东方专制落后的铁律。因为个人主义自由的优点是鼓励创新，代价是耗费更多的资源和牺牲系统的稳定性；集体主义自律的弱点是创新谨慎，优点是分享不足的资源和应对系统动荡的适应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没有定论。但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混合系统确实可以增加分工的多样性，同时兼顾系统的稳定性。这可以和对世界史的观察相对比。
代谢增长论：市场份额竞争、学习不确定性和技术小波
均衡观点描述了关于收敛（资本积累的外生增长理论）和发散（知识积累的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与此不同的是，生物演化和工业革命揭示出清晰和动态的新陈代谢方式和双向演化的复杂形态。换言之，不同地区和不同阶段会分别显示发散或收敛的演化趋势，不存在制度趋同的优化（或普适）规律。
我们将在本文提出关于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知识的本质是什么？内生增长理论通过“干中学”效应提供了一个知识积累的静态图景（Arrow，1962）。这一理论意味着富者（技术革命的先行者）和贫者（技术革命的跟进者）之间存在不断增长的贫富分化趋势。这一图景与世界历史上不同国家和文明的兴衰历史并不相符。
第二，如何理解全球变暖和生态危机的根源？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AK模型中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隐含无限资源的条件。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内生增长模型假设生产函数Y=AK ，A 为知识，K 为资本。AK模型最简单的描述是柯布-道格拉斯函数Y=aL α K β ，其对数形式化为最简单的线性模型。线性增长模型是典型的无限增长模型。所以线性模型原则上不能讨论当代重大的生态危机和全球变暖问题。众所周知，工业经济由一系列新技术驱动，例如煤、石油、电力和核能的技术开发出新的资源。技术进步的波动可以用资源约束条件下的人口动态学描述，包括著名的S形逻辑斯蒂曲线以及Lotka-Volterra物种竞争模型（Pianka，1983；Nicolis and Prigogine，1977）。
熊彼特长波和创造性毁灭可以通过逻辑斯蒂小波的新陈代谢运动来描述。文化在面临学习不确定性时扮演了战略性角色。西方分工模式以劳动节约的资源密集型技术为特征，而中国模式主要由资源节约的劳动密集型技术驱动。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独到的见解, 由于文化的不同, 导致了在策略选择上的偏好不同
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表象是布朗运动和白噪声，用来描写市场自发运动的均衡和无序。周期波的振荡无穷长，白噪声的冲击无穷短，它们都无法描述生命的有限周期和有限生命。为此，我们引入新的小波表象。小波可以看作长波的一个片断，但是一系列的小波就构成了生命的新陈代谢。每段小波相似而不相同，代表生命和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逻辑斯蒂小波是生态系统产生的小波，可以作为新的演化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基础。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技术进步，我们用一系列技术小波的发展来描写微观、宏观、金融、制度的变革，比新古典经济学用大量噪声或随机游走来描写市场机制，更接近工业化经济的历史经验。
逻辑斯蒂小波四阶段资本和制度的共生演化
新古典理论将资本视为平稳增长的存量，不能解释经济周期和危机复发的内在原因。小波模型提供了一个资本运动和政策变化的内生机制。我们引进生命周期来描述技术产业小波的四个阶段。
在幼稚期即第一阶段，新技术要存活必须跨越某个临界值（survival threshold）。新技术的规模在达到临界值之前难以存活，所以需要知识产权和对外贸易对于幼稚产业的保护。由于此阶段极大的不确定性，私人投资者往往不愿冒险投资新技术。这使新技术的研发主要由公共部门和非营利的大学发起。例如，互联网和GPS系统就是首先由大学和国家实验室为军事目的开发的，后来才转向商业用途。
在成长期即第二阶段，新技术显示其市场潜力，私人资本涌入，市场份额迅速扩张，新发行的股票价格飞涨。在这一阶段，市场竞争是市场扩张的驱动力。然而，要维护建设性的竞争环境，安全和环保标准以及金融管制都是必要的。因为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可能引发市场扩张期的动荡，例如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
在成熟期即第三阶段，企业利润下降，产业集中度提高。垄断竞争可能阻滞新发明的出现。推行反垄断（anti-trust）法有助于防止市场集中和市场操控。我们发现美国20世纪80年代推行自由化政策后，在2000年前后形成了产业集中趋势，包括电子通信、计算机、软件、航空、银行和零售业等行业都出现了寡头垄断。2008年的金融危机根源于金融寡头挤出实体经济的“美国病”（Johnson，2009；Chen，2010）。
真正的挑战发生在衰退期即第四阶段。一些夕阳产业挣扎求存或破产终结，过去的投资变成巨大损失。股票价格下跌，融资成本上升。是继续投资救命还是壮士断腕（cut-loss strategy），这样艰难的抉择是老产业面临生死去留的问题。即使关闭夕阳产业，带来的大规模失业也需要政府援助，从夕阳产业到朝阳产业的就业转型也需要协调私人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合作。英国煤炭产业就是典型的案例，煤炭业是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的动力，但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煤矿全面亏损，不得不关闭许多矿井。政府鼓励幼稚期新技术的推广，重新培训技术过时的失业工人，类似的产业政策和教育政策对经济复苏当然是有益的。传统的货币政策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不足以应对这一阶段的结构性调整。社会冲突和战争很可能发生在这一阶段。
同样的道理，制度安排必须适合技术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要求。单靠市场力量不能确保经济的健康发展，因为技术新陈代谢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社会不稳定，并强烈冲击生物的多样性。用交易成本理论来反对监管会误导经济政策，因为工业化过程中生态系统是否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仅通过最小化熵（废热耗散或交易成本的大小）来判断。举例来说，金融自由化表面上似乎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放松对金融投机的监管带来的金融危机，损失超过10万亿美元，对实体经济的损害远超过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可见，问题不在于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真正的挑战在于处理混合经济的复杂性和稳定性时，政府是有效还是无能。市场规制的选择机制是制度演化的核心问题。
学习策略中的风险偏好与文化多样性
个人主义族群比集体主义族群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才能维持一个相同的均衡人口规模n * 。我们可以说：个人主义是资源消耗型文化，而集体主义则是资源节约型文化（Chen，1990）。这种文化差异在西方个人主义与东方集体主义之间的对比非常明显。文化差异来源于经济结构与生态约束的差异。资源扩张是理解资本主义起源和工业革命源头的关键（Pomeranz，2000）。
我们发现的文化战略与农业结构之间的联系，可以解开沃勒斯坦的历史疑难。中国的主食是稻米等谷物，生产粮食的农业是资源节约但是劳力密集型的技术。肉奶食品在欧洲文化中占重要地位，而生产肉乳的牧业则是土地密集但是劳力节约型的技术。为应对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中国通过增加劳动投入来增加粮食产量，而欧洲人则通过寻找新的土地来提高其生活水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哲学却惯于征服自然。这是我们对李约瑟问题给出的文化解释。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亚洲国家的储蓄率远高于西方。防患于未然而不是追求当下享受的观念，深植于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之中。在这方面，俄国的文化接近西方个人主义，因为它具有强烈的扩张主义动机。
假如存在人口规模生存的临界值，则集体主义在外部冲击下的生存机会更好，因为它比个人主义的人口规模更大。环境涨落会降低平衡态的资源限制。当波动幅度超过临界值时，该技术（物种）将会灭亡。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古老文明会因自然灾害或战争而消失。经济发展需要社会稳定。
考虑多种技术共存时的更一般的情况，增加技术的种类数会降低系统的稳定性（May，1974）。在多样性和稳定性之间存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权衡关系。斯密没有意识到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在于引入新的资源和新的市场，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工业革命才刚起步。我们（Chen，2005，2010）提出一个更一般的斯密定理，表述为：
分工受市场范围（资源约束）、生物多样性（资源种类数目）和环境涨落（社会稳定性）的限制。
我们可以比较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不同演化观。新古典增长模型用线性随机动态学方法建模，得到的是单向演化过程：要么收敛（例如外生增长论的模型），要么发散（例如内生增长论的模型）。我们的非线性演化动态学的分工模型展示的是双向演化（或叫共生演化）过程：当环境涨落小，技术创新发现的新资源不断增加时，分工系统会从简单向复杂演化，这是过去工业革命三百年间观察到的发展趋势；当环境涨落大，战争与灾害频繁，技术进步停滞时，分工的趋势会从复杂变为简单，中世纪罗马帝国瓦解后的欧洲就是如此。
这一部分可以视为一个很有趣的数学建模题, 其中的技巧与研究方法与数学建模课程中学到的非常类似.
西方经济学有一种流行观念，认为个人主义比集体主义优越，因为个人主义在技术竞争上更具创新性。问题是，完全竞争条件下存在如下三种而非一种可能性：
（1）两个族群都是个人主义。依据方程（2-9b），两种个人主义的族群可以共存。个人主义族群之间的竞争会提高系统的多样性。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就是典型的例子。
（2）两个族群都是集体主义。基于方程（2-9b），两个集体主义族群不能共存。唯一的结果是一个取代另一个。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和朝代更迭（dynastic cycles）的故事。因此，完全的集体主义社会难以发展出分工。
（3）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竞争。这是竞争不确定性博弈的一般情况。这是集体主义族群与个人主义族群的混合经济。一个有趣的特征是，混合系统较之两个个人主义组成的自由化系统更具稳定性。这一结论可以推广至两个以上族群的情况。比较盎格鲁—撒克逊的两党制与欧洲大陆的多党制，就会发现保守与自由的两党制格局比多党制稳定。我们的文化竞争模型比新古典模型更具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方法论和哲学问题
在方法论和哲学上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凯恩斯（Keynes，1936）曾经指出：
古典理论家如同一个非欧几何世界中的欧氏几何学者，他们从经验上观察到看来平行的直线经常相交，就指责这些直线没有走对，他们以为这是治疗这些偶然事件的唯一方案。但实际上，更好的方案是放弃欧氏几何的平行线公理，转而采用非欧几何。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纠正的方案。对于经济学来说也必须进行类似的变革。
换言之，凯恩斯主张经济学的范式变革，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理论脱离实际的矛盾。
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很少关注经济结构。储蓄投资理论中向下倾斜的IS曲线在开放经济的非均衡条件下是不成立的。在全球化时代，如果降低利率，将有三种而非一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在有增长前景的健康经济体中，降低利率将增加投资和生产；第二种可能是在经济前景不确定的动荡经济体中，投资者宁可持有现金或还债，也不敢投资；第三种可能是在继续衰退的经济体中，低利率会导致资本外逃，流向有更高回报前景的外国经济。现实经济中哪有新古典经济学的简单线性决定论的关系？我们（Chen，1996，2005，2008）早就从宏观和金融的指数运动中发现了色混沌（color chaos）的广泛证据，证明了经济体的运动是高度复杂的非线性运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IS-LM体系所刻画的线性因果关系，实质是在具有经济复杂性的非均衡世界中，用欧氏几何构造的均衡幻象，在非欧几何的世界中并不存在（Chen，2010）。
如果认为经济学是一个复杂系统, 那么可以肯定的说线性的模型只能是一种理想情况下的假设, 而真实的情况必定远比线性模型复杂. 在我以往接触的经济学课程中, 大多都采用了较为简单的模型来分析和推到问题, 这些模型通常只能预测趋势而不可能给出精确变化规律. 现在看来即使是趋势预测也不一定能够实现, 对经济的预测还是需要考虑更多因素.
进一步地, 如果经济系统是一个混沌系统, 那直接就没有任何精确预测, 只剩下宏观的统计学分析和短期预测了, 就如同现在的天气预报系统.
中东当时的社会动乱根源在阿拉伯国家人口的高速增长，而同时粮食供给不足，造成知识青年的高失业率。埃及人口增长率四倍于中国，但GDP增长率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早从罗马帝国开始，埃及就是向欧洲出口的粮食生产基地，而现在埃及却成为美国的粮食进口大国。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埃及的高人口增长率和高教育普及率加上自由贸易政策，应该导致经济的繁荣。但是实际上埃及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克服埃及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原因是埃及并未像中国那样投资计划生育和农田灌溉工程，尼罗河水的利用率很低。无论是埃及的军事政权还是民选政府，都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人口和资源的矛盾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人口与资源的约束关系，在实践上导致了社会动乱的严重后果。不解决粮食问题，搞什么民主或军事专制，都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宗教矛盾只是表面现象。
美国经济则面临另一个问题。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广为宣传的知识积累和教育水平并未提高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依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数据，美国、英国和西班牙的平均教育年限是17年，德国是16年，中国和埃及是12年。依据内生增长理论，你会预期美国的制造业比德国与中国更有竞争力。然而，苹果公司上任总裁史蒂文·乔布斯生前在2012年当面直率地告诉奥巴马，美国制造业无法与中国竞争，苹果公司设计的产品不得不外包到中国生产，原因是美国教育不再大规模培养制造业短缺的中级工程师（Barboza et al.，2012）。中国也曾面临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中国政府的解决办法是引进德国的技术教育体系，不完全照抄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才有中国制造业的崛起。
结论
技术进步和资源开放是工业经济成长的动力。如何理解技术、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动态互动，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内生和外生增长理论都将抽象的资本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忽略了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在这一点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斯密、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相比，在数学形式上似乎引入优化论的进步，但在经济思想上是一大倒退。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很难理解发展机制、环境危机和反复出现的经济周期。
我们从人口动态学出发的研究回归到斯密和马尔萨斯的核心思想，即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和资源承载力的限制。这也是现代化和当代生态危机的基本教训。非线性人口动态学可以替代经济动态学的理论框架。我们的以下几个工作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
第一，工业化可以描述为新资源和新市场的系列发现。物质财富同时取决于规模经济（资源承载力）和范围经济（资源种类数目）。因此，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不加节制的自由资本主义最大的后果，是破坏了地球几亿年积累起来的生态资源，最终可能危及人类的生存。
第二，熊彼特长达几十年的长波（也叫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创造性毁灭的创新过程都可以由人口动态学中技术小波的起落来描写（Schumpeter，1934，1939，1950）。我们从宏观与金融指数的增长波动中观测到，非线性增长趋势和不规则增长波动的叠加可以解释为逻辑斯蒂小波的包络线（Prigogine et al.，1977），这使我们能在产业兴衰的技术小波和宏观总量的经济波动之间建立起联系。换言之，我们找到了宏观波动的中观产业基础。
第三，我们发现结构性失业源于技术竞争造成的产能过剩。我们的经济周期理论和理性预期学派的微观基础模型完全不同。卢卡斯把失业看成工人在工作与闲暇之间的自愿选择，把凯恩斯经济学的非均衡失业看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现象，政府政策对改善失业没有效果（Lucas，1981）。我们的分析否定了微观基础论，因为微观涨落的简单加总的结果，要比观察到的宏观涨落小得多。显然，存在中观（金融）层面的产业结构，放大了宏观的涨落。哲学上讲，就是还原论的失败，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非等于部分之和（Chen，1996，2002）。我们发现结构性失业的另一个来源是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而生物多样性是实现充分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四，我们更好地理解了知识的本质和经济增长的非线性规律。新古典经济学的外生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视为一系列的随机扰动。新古典经济学的内生增长理论宣称知识增长是简单的积累过程。我们揭示出知识发展新陈代谢的本质，也就是知识不是如文史资料般简单地积累，而是如生命组织般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之中。例如，人的容颜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变，但其实每个皮肤细胞都处于生老病死的过程。17世纪的数学几何图形占领导地位，到计算机出现以后，解析几何和数值计算作图完全改变了几何学的地位。可以说，是科学革命造就了现代的技术。科学思维的范式变革和间断性的技术发展（Kuhn，1962）表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式像小波的兴衰。小波运动的特点和新古典模型的随机游走完全不同。随机噪声没有频率和周期的特点，而小波可以描述任何生命体和经济体的生老病死的变化，即常说的生命周期。而随机噪声是没有生命的背景涨落。从非线性的视角出发，我们能够看到技术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动态的收益变化，并理解组织和制度的共生演化。
第五，我们把文化因素引入学习竞争。风险追求的个人主义和风险规避的集体主义是市场份额竞争下不同的竞争策略。历史上不同的分工模式的形成和资源约束与文化差异都有关系。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来源于生存环境的多样性。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宣扬的普世价值论和演化经济学倡导的多元价值论不同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是把英美文化的特殊经验夸大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经验。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观违背了达尔文生物演化论的基本观念。
第六，我们发展了一般斯密定理。斯密所处的时代，工业革命刚刚开始，他只注意到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当代的历史经验让我们认识到分工受市场规模、资源种类和环境波动的三重限制。新古典经济学单纯强调稳定性的作用。我们发现系统稳定性和系统复杂性之间存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权衡取舍关系。经济演化是双向演化的动态过程，其发展方向是非均衡的多样，而不是均衡下的趋同。
第七，我们提出的复杂演化动态学，为建立经济学的统一理论奠定了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的各个分支是互相矛盾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企图用线性理论来描述非线性的现象，结果是静态的微观经济学没有产品的创新和生命周期，仅有加总而没有结构的宏观经济学无法应对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基于布朗运动的金融经济学排除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只讲交易不讲组织的新制度经济学难以理解混合经济的不同组织产生和演化的规律。我们注意到没有动态价格方程的微观经济学无法理解利润率的变化，封闭的宏观经济学无法理解国际竞争对一国经济政策的制约，基于无套利机会的金融理论实际上为金融投机挤出实体经济打开大门，新制度经济学也难以理解市场经济内生的不稳定性和政府在混合经济中的作用。我们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框架不适用于工业经济，因为汉密尔顿函数的优化理论只对封闭系统成立。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本质是开放系统中开发资源的竞争过程，创新的不确定性无法用已有技术下的优化策略来处理。新古典经济学流行的基本概念，例如完全信息、理性预期、噪声驱动周期、零交易费用、无限寿命、IS曲线、长期均衡和无限增长等，都违反了物理学基本定理，是现实不存在的乌托邦（Chen，2005，2007，2008，2010）。因为人是具有生命周期和相互影响的社会动物，理性人的概念和人的社会性不能兼容，我们建立非线性振子模型来刻画宏观经济中观察到的色混沌和复杂周期（Chen，1987，1996）；我们用生灭过程来处理宏观与金融的随机涨落（Chen，2002）；我们用逻辑斯蒂竞争模型来刻画代谢增长（Chen，1987）；我们发展的人口动态学模型可以处理开放经济的经济耗散系统。小波表象和非线性振子模型是我们构建经济学统一理论的基石，我们用统一的演化经济学视角讨论微观、中观、宏观和制度经济学的复杂演化动态学行为。新兴的复杂科学对研究非线性动态学和非均衡机制提供了新的工具（Nicolis and Prigogine，1977；Prigogine，1980，1984）。这些工具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演化的理解是重大的突破。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们一度认为，经济演化太复杂了，所以很难用数学语言把演化论思想模型化（Mirowski，1989）。这一观念在复杂科学时代不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缺乏历史观念，因为他们的模型是线性和均衡的。真实的历史发展可以用非线性和非均衡的动态学描述。研究的关键是建立理论与观察之间的联系。
最后更新： 2025年05月05日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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